一、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有许多学者研究过前现代社会中“非国家行为体”关系的互动，比如，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对于隋末农民起义军与隋帝国互动的研究、对武则天与唐高宗关系的研究；福建社科院的研究院潘健对郑成功与清政府的关系互动的研究；浙江省社科院的副研究员白效咏对楚汉战争中刘邦和项羽两大集团互动的研究。这些研究为我们了解前现代社会中“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互动提供了借鉴。
此外，国外的学者编撰的《剑桥中国史》等著作中包含有中国古代“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互动的相关内容，这些著作让我们从外国人的视角来了解中国古代史以及前现代社会中“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互动，是一种独特的体验。然而，极少有学者尝试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来阐释前现代社会中“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互动，因此这一工作就成了本文的主题，并且希望通过对前现代社会中“非国家行为体”关系互动的研究，能够为现代社会“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互动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前现代社会中，“非国家行为体”内涵的简述
现代社会中，广义上所讲的非国家行为体，将一切具备了基本特征，但并不具备主权国家地位的国际行为主体包括在内。它既包括由两个以上国家的成员共同组成的跨国行为体，诸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都在此列，又包括具有一定的国际行为能力的其他非国家行为主体，如尚未完成独立或尚未得到国际社会公认的政治实体、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国内组织和国际社会的特殊个人因素等形式。
在前现代社会中，西欧的国家行为体有城邦、帝国、中世纪封建国家和城市联盟、君主国四种形式。相对于西欧来说，东亚地区的国家形态演变较为简单。20世纪之前，中国仅主要出现过邦国和帝国两种国家形态。古代中国的非国家行为体，主要包括个人，如刘邦、项羽、黄巢、郑成功、利玛窦等和组织实体，如黄巾军、瓦岗寨、天平天国、义和团等。
三、前现代社会中，“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互动模式简述
（一）互动的内涵
互动是指在国际社会中，不同行为体在某种特定背景如传统、规范或制度背景下所进行的、附带某种利益目标的、相互作用、影响的持续过程，这一过程是不中断的，是国际关系赖以形成的先决条件。美国学者巴里·艾肯格林称：“从定义上看，国际关系与政治学的其他研究存在差别，主要是因为它关注的对象是主权国家间的互动。”[2]可以这样来理解“互动”：首先，互动的存在建立于双方角色的相互依存，而确定这种相互依存的角色关系，就必须借助于某种传统、规范或制度形式，没有“规则”，就不存在互动角色；其次，互动是一个“过程”，必须要有行为体间持续影响的过程，互动才能得以形成；再次，互动行为体必然是带有某种利益目标，否则互动就失去存在的源动力。互动模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冲突（或对抗）、竞争、合作、依存。
（二）前现代社会中“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互动的模式
1、冲突
冲突的内涵：人类群体之间所存在的一切对抗的状态和行为。冲突具有广泛的内涵，既包括不可触及的思想、观念、文化和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对立，也包括可触及的如经济、军事等因素的竞争与对抗；暴力和非暴力的对抗均包含其中；包括较低烈度的对抗，也包括烈度较高的对抗。就参与者而言，它包括个人、小集团之间的对抗，也包括国家乃至国家集团之间的对抗冲突。
本文以楚汉战争来描绘前现代社会中“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冲突。
刘邦和项羽各自领导的军队是秦末义军中实力最强的两个非国家行为体。刘邦和项羽两大阵营间的冲突主要集中于在军事领域，如彭城、垓下之战等。首先从彭城之战来观察两大阵营之间的冲突。项羽完成对诸侯的分封之后，诸侯各自前往封国，而项羽又将义帝迁往长沙郴县，密令衡山王吴芮、临江王共敖在途中暗杀义帝。
公元前206年八月，齐、赵诸侯叛乱，项羽率军平乱时，又听闻刘邦已率军拿下关中的消息，遂册封郑昌为韩王，遣其阻拦刘邦，同时命令萧公角前往阻击彭越。彭越击败萧公角后，张良伪造韩王书信向项羽密陈刘邦只欲得关中，还不至于向东用兵，又伪作齐、梁书信给项羽陈述齐王准备与梁王协力灭掉楚国。于是项羽倾力进攻齐国。其间，项羽召九江王英布派兵协助，然英布称病推脱，仅仅派将领率领几千兵卒应付项羽，英布由此被项羽记恨。
刘邦逃到下邑收集败亡散卒，随后退到荥阳，广招各路败军会和，萧何也配合刘邦在关中发动没有在册的百姓投奔刘邦，刘邦由此得以重振军势。此后项羽乘胜来战，未能取胜。刘邦在彭城大败之后，诸侯反叛刘邦并归附项羽。
公元前204年，刘邦于荥阳修甬道以攻取敖地的粮仓，项羽军多次阻击，迫使刘邦军无法补充粮草，于是刘邦被迫与项羽议和，出于难以为后人所知的原因项羽竟然同意达成合约。
鸿沟和议所带来的和平状态并未能延续较长时间，两大阵营又在垓下爆发了激战。议和后，楚军东归，刘邦却趁此时机撕毁和约并追击项羽，企图一举歼灭项羽所部，但与刘邦相约一起出兵的韩信、彭越却没有同来。项羽向刘邦发动猛烈的反击，汉军根本无力抵御。于是刘邦改变战术为深沟高壑，坚守不出。随后，刘邦以加封为条件，说动韩信南下，占领楚都彭越和包括今天苏北、豫东、皖北在内的广大领土，直指楚军侧翼，配合刘邦夹击项羽；彭越率军数万从梁地南下西进，与刘邦本军共同威逼楚军，楚军避其锋芒进行撤退；汉将刘贾与九江王英布合兵十万，自淮北从西南方攻击楚地，攻克寿春并屠城；而楚军南线大将，大司马周殷却在此时叛楚，占领六县后与英布、刘贾会师，北上包夹项羽；与此同时，得到关中兵员补充的刘邦则率本军二十万出固陵向东进攻；汉军近六十万大军，兵分五路，形成四面合围楚军之势，项羽被迫向垓下撤退。楚军在垓下时，不但兵少，而且粮草补给困难，由被刘邦大军合围，被迫采取少数骑兵趁夜突围的作战方式。汉军在稍后发现项羽突围，灌婴率五千骑兵不断追击和杀伤楚军，项羽撤过淮河时，随兵仅一百多人。到阴陵时，因受当地居民误导陷入了沼泽，再次遭到汉军追击，激战后项羽向东撤离，此时随军只剩下二十八骑，而追击的汉军战力基本没有损失。项羽溃逃至乌江，见乌江亭长，亭长劝项羽回到江东重整作战力量，但遭到项羽拒绝，并将自己坐下马赐予亭长随后向汉军进行自杀式冲锋，力竭战死，亦有传言称项羽为自尽身亡。至此，两大阵营的冲突以刘邦阵营的胜利而结束。
2、竞争
竞争是指各行为主体，为了实现各自利益、目标等进行的竞赛或争胜。它表现为竞争对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这也是零和博弈思想的根本来源。竞争是国际关系中最普遍的互相作用形式之一，存在于所有的国际关系领域，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和所有国家间、非国家行为体关系中。竞争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并努力超过对方为根本目的。
本文以唐朝关陇集团和山东集团之争为例来描述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竞争行为。关陇集团，在这次竞争的开端处于优势地位，简单来讲，关陇集团是当时唐帝国事实上的掌权派，是形成于北魏时期，以主要籍贯处于陕西关中和甘肃陇山一代的军人团体为核心的门阀军事集团的总称。这批军事贵族定居关中，胡汉杂糅，既骁勇善战，又文武合一，彼此互相联姻，关系错综复杂，在历史变迁中一度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山东集团在当时则相对式微，主要由当时山东一代士族、豪杰、寒族等在当时关陇集团威逼下抱团取暖的利益团体所组成的相对松散的派系。
两大集团的斗争由来已久。从北朝开始，两大集团的矛盾就持续不断，都争相拓展自己的势力而企图赶超对方，山东集团虽然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不及关陇集团的心理特征，带有强烈的地域优越感。与此同时，关陇集团对于自身的微妙处境也心有不满。虽然关陇士族集团成为了李唐王朝的核心，并手握军事与政治大权，但无论是其声势，还是历史上的名望与地位都还不及山东士族。因此关陇集团必须要对山东集团进行各个方面的打压，以提升自身的地位，也从根本上稳固其军事为根基的李唐政权。关陇集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如唐太宗李世民命高士廉编撰《氏族志》就是希望借此提高关陇士族的名望。此外山东士族在地方上享有难以撼动的社会影响力，他们希冀以此为资本，进入大唐帝国的政权核心。为此，山东集团的士人表现得更加矜持，他们互相标榜又犀利抨击时政，借此来与皇室分庭抗礼。而朝中大量重臣如魏征、房玄龄等，因受其文人风骨的影响，思想上也对山东士族倍加推崇，倾慕其高贵的门第和血脉，对与山东士族通婚深感荣幸并孜孜以求。这对李唐为首的关陇集团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刺激，也是对唐政权的严重威胁。近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认为，立武则天为后，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后宫之争，更可以被看作山东集团与关陇集团势力间一决雌雄的关键所在。
高宗立武则天为后的议题抛给朝中大臣时，实际有实力和机会参与决策的四大臣中，长孙无忌、于志宁、褚遂良三人均来自关陇集团，三人均站在反对派的立场上，而徐世绩是山东地域的唯一代表，出于派系之争的考虑站在了赞成派一边。事后的结果来看，武则天立后，王皇后被废，可以说山东集团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果不其然，武则天掌权后，频繁对朝中的关陇集团进行残酷的打击和清洗，受此影响，关陇集团日薄西山。
3、合作
合作是指非国家、国家行为体间一种基本的互动形式。合作是指行为主体之间，基于一些基本或部分一致的相互利益，而在一系列的问题领域中进行政策协调的行为。这种定义将合作与和谐或冲突有效地区别开来。按照合作的领域，合作可以被分为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的合作。
本文通过讲述李斯与赵高合谋扶持胡亥登基、太平公主与李隆基联手发动唐隆政变来说明前现代社会中非国家行为体的合作行为。
首先，我们尝试分析李斯合谋赵高以扶持秦二世胡亥登基的史实。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南巡途中，因病驾崩于沙丘，随后中车府令赵高拜访丞相李斯并带来一个事后左右大秦帝国命运的阴谋：赵高试图怂恿李斯，这位当时权倾朝野的人物，与自己一同篡改遗诏，将皇位继承人，长子扶苏和边关大将蒙恬诏杀，另立便于控制的皇幼子胡亥为帝。两人在这件事上的共同利益构成了此次合作的基础。对李斯而言，于个人，这位外籍人士的前车之鉴使得他惧怕自己遭到新任秦王的猜忌，且他与扶苏匮乏私交，又政见不合；于政体，在当时法家思想的政体设计里，没有为丞相这一角色提供一个有效平和的“退场机制”，因此保宠保相位，对李斯而言就是保命。
因此，在赵高带来胡亥让他续任丞相的许诺，无疑就是对他的一张免死牌，让丞相李斯感到难以拒绝。而赵高本人则因为他与蒙恬有仇，害怕扶苏上位后，蒙恬随之得势，自己遭到报复，于是自认是不得不发动了沙丘政变。
事后证明，赵高与李斯的合作取得了成功，二者的既得利益都得到了充分维护，潜在的威胁也被铲除殆尽。
我们再来分析唐隆政变。公元710年7月21日，临淄王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于唐都长安发起了一场宫廷政变，李隆基率禁军斩杀韦皇后、安乐公主等人，剿灭韦氏集团，迫使即位不足一个月的李重茂退位，李旦得以复辟，称唐睿宗，而政变中的的先锋大将李隆基则被确立为皇太子，太平公主也因之权势日盛。
我们先来分析政变的背景：唐高宗时期，在武则天这位政治强人的操控下，皇太子数易其人，高宗病逝不久，武则天又废中宗，以武氏子弟执掌大权。，并“稍除宗室”，致使“唐宗室人人自危”。
自此，唐前期以宗室和外戚为首的两大贵族官僚集团为了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愈演愈烈。先后爆发了唐旧臣徐敬业、宗室越王李贞等人的武装反抗，这些反抗被镇压后，武则天又进一步打击宗室，以武家为首的贵族官僚集团占据了决定性地位。唐中宗驾崩后不久大权再度旁落，韦后、安乐公主和武三思等沆瀣一气，把持朝政，皇储的地位因韦、武两家外戚势力联合专权形势而被严重动摇。景龙元年七月，太子李重俊为诛灭韦武集团发动兵变，兵败身亡，唐宗室的处境更加不利。
由此可见，李隆基和太平公主虽形式上分居宫闱内外，但在唐朝所独有的“公主干政”的特殊背景下确实存在高度契合的共同利益，这也构成了此次合作的基础。李隆基一直怀有光复李唐王朝和权倾天下的野心，而太平公主则是李唐的坚定拥护者，且她个人对权力存在高度渴求，与当时揽权主政的韦武集团沟壑重重，芥蒂极深，二人在政变的问题上一拍即合，是有唐隆政变。
4、依存
依存，即指两方或以上，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指一个体系中的行为体或者事件间存在相互影响的情势，必然涉及成本和收益的相依关系。依赖性较低的行为体可能把相互依赖关系作为在讨价还价的筹码或者用以影响其他问题，这是在依赖关系中，政治妥协过程的核心所在。通俗地说，依存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
相互依存的成本：是短期内的敏感性和长期维持的脆弱性。敏感性指依赖效应的强度和速度，即体系某一个部分发生变化能够有多迅速地引起另一个以上部分发生变化。脆弱性指改变相互依存的体系结构的相对成本，即逃离性或改变规则所必须付出的成本。
相互依存的收益：一是零和，即你之所失，我之所得，此消则彼长；二是正和，即共同获益；三是负和，即共同受损。
本文以武则天与李治的关系、胡宗宪与严嵩的关系、张居正与冯保的关系来描述前现代社会中非国家行为体的相互依存行为。首先分析武则天与李治的关系。他们二人相互依存，互相成就。从乾陵相关的史料来看，武则天与李治成功的关键在于他们二人关系密切、良性、稳定，存在持久的盟友关系，同时也存在形式上的夫妻关系，这与通常意义上的单纯盟友关系不同。他们二人的特殊关系也是中国历史上独有的“二圣临朝”体制和女帝执政得以成功的关键。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蒙曼和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孟宪实，都在其著作中提到“武则天在生活上是高宗李治的伴侣和姐姐，在政治上是战友和助手”的论述。
李治存在严重的个人健康问题，一直依赖于武后为其打理朝政，且在历次与长孙无忌为首的宰相集团的政治斗争中，武后都坚定地站在高宗一派并为其出谋划策，成为李治乃至李唐皇室的坚强后盾。相应的，李治为武则天提供安全上的保护和政治上的大义名分，为她多去权力扫除了多重障碍。
一方面，他们出于高度相似的政治立场、主张和利益，为应付共同的敌对势力而培养自己的势力。诸如修缮科举制度，增设武科举，改制朝廷官场，壮大庶族官僚队伍，培植北门学士等等，在朝中组织起一支战斗力与忠诚度兼备的人才队伍，建立起自己能够控制的新贵体系；另一方面，他们也出于家国一体的家族关系和姻亲因素，按照“帝后一体”的政治一元化体系来运作后宫、朝野。李治在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人事问题上，给予，同时也得到了武则天默契有力的配合。
我们再来分析胡宗宪与严嵩父子的关系。胡宗宪为保全自己的地位，以便周全抗倭大局，而不得不依附当时在朝掌权的严嵩父子等人，重金进行贿赂。投桃报李，在胡宗宪遭到文臣弹劾时，严嵩屡屡出手为其化解，胡宗宪最后下狱，就是因贿求严世藩的信件被查获。不过他巴结严嵩虽有保全自己地位的考虑，事实上更多的是得以保全抗倭大局，如果他因朝臣内斗而垮台，麾下戚、俞等将领则很可能随之遭受牵连，对抗倭战局可能产生毁灭性的打击。万历十七年，胡宗宪终因为严党失势而死，也充分体现了胡宗宪与严嵩“荣损与共”的相依关系。
而张居正与冯保的关系也有类于此。冯保是明朝著名改革家，张居正则是万历首辅，两人多年保持坚定的政治盟友关系，在朝中可谓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冯保是历史上少有的颇有争议的“太监政治家”而非弄臣。他自嘉靖入宫，历经嘉、隆、万三皇朝，因书法独到当上秉笔太监，又凭与明神宗的大伴关系得任提督东厂。自朱翊钧登基为神宗皇帝，冯保也登上了自己的人生巅峰。他受诏为顾命大臣，成为朱翊钧的内相。作为一个大权在握的大太监，他表现得相对能识大体，主动向张居正提出联手，内外相的这次合作根本上改变了明以来宦、文官；两大集团内斗不止、虚耗国力的政治格局；确保了张居正政令畅通，能够全力推行改革，开创了万历中兴的繁荣局面，造就了大明王朝最富庶的十年，为“万历三大征”奠定了物质基础，包括出师朝鲜与携威而来的丰臣秀吉军展开历时漫长的文禄长庆之役。张居正死后，冯保因与张居正的盟友关系而受到牵连，逐渐失势。
（三）前现代社会中，“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间的互动模式
1、对抗
对抗与冲突类似，它是指人类群体间对立的状态和行为，是由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分歧不可弥合导致的。就参与者而言，它包括个人、小团体之间的对抗，也包括国家乃至国家集团之间的对抗。如明教与元朝政府的对抗、郑成功与清廷的对抗、太平天国与清政府的对抗。本文主要以郑成功与清廷的对抗为例来说明前现代社会中“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对抗行为。
郑成功，福建人。南明御营中军都督。在南明的18年中，东南郑成功，西南李定国并立，共同作为风雨飘摇的南明王朝两大军事台柱。隆武政权灭亡后，郑成功向金门撤退，并与沿海募集兵力。1647年1月，郑成功在小金门，以“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之名誓师反清。随后郑军转战浙、闽、粤等东南沿海诸地，并帮助明朝遗老东渡台湾或远走东南亚。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作为反攻清朝和保护华侨的基地。
清顺治十八年，康熙即位，郑氏降将黄梧向清廷提出“平贼五策”，同时在宁古塔斩杀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毁坏郑氏祖坟，将投诚官兵分垦荒地。郑成功接连遭到打击，在台将士又因水土不服而人心惶惶，一时郑成功内外交逼，清康熙元年五月初八病亡。
郑成功死后，儿子郑经自称延平王，与控制台湾的郑成功之弟郑世袭进行内斗并将其击败。在台即位后，郑经依陈永华建议，照搬明朝中央官制，名义上仍奉永历帝正朔，而实际上明郑政权摇身一变，成为独立王国。1680年，郑经及陈永华先后去世，冯锡范拥郑经幼子郑克塽即位。清军攻克澎湖后，郑克塽于1683年投降清廷。1684年4月，台湾正式纳入清版图，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
2、合作
本文通过探讨清廷与义和团的合作史实为例，来浅析前现代社会中“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合作。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是有多种多样的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激化。自甲午战争后，中国陷入了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境地，各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侵略，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使广大的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成为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清政府的实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之所以会招安义和团，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因为义和团是一个具有爱国主义情怀的民间组织，“扶清灭洋”的口号并不会危及到其统治地位。
二是因为慈禧内心深处对洋人搅乱其政局的仇恨心理。戊戌政变失败之后，康有为得到英国使馆的庇护，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引渡康有为失败；梁启超躲入日本保护区，慈禧也多次试图派人刺杀他，均未成功。由于洋人阻碍了自己政权并损害了其威严，慈禧对洋人确有不满。
三是因为载漪等人的怂恿，清廷与义和团围攻在北京诸国使馆。然而慈禧一方面希望报复西方列强，另一方面又希望为自己留有余地，不肯全力打下使馆。之后，外国联军组建八国联军，由英军西摩尔率军进攻北京，拉开八国联军侵华的帷幕。在大沽口失陷后，清军部分爱国将士和义和团对联军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抗，但收效甚微。
四、前现代社会中，“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互动特征
（一）前现代社会中，“非国家行为体”间的互动特征
1、互动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以争权夺利为目标。
现实主义理论认为道德是虚幻的，权力是至关重要的。人性利己，追逐权力和利益最大化是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力。这是人性本恶的观点悲观意识的根源。其次是国家利益是以权力定义的观点，认为人性追逐权力的法则同样可以被应用于国家之间的斗争，这一论点发展了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的相关看法，而斗争的核心则是国家利益。国家以自我利益为考虑的中心，国家间必然存在利益冲突且只能以权力较量的方式来解决。所以，争夺权力的斗争成为国际关系不可更改的基本事实。
这个观点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前现代社会中“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以楚汉战争为例，刘邦和项羽之所以爆发旷日持久的冲突，就是因为双方的利益矛盾不可调和，刘邦企图夺取天下的控制权从而君临天下，满足自己对权力无边无际的渴望，实现从一个地痞流氓到开国帝王的华丽转身，在他看来，项羽是阻碍他功业的最大障碍；而项羽同样希望享受“西楚霸王”的既得利益，而对他而言，刘邦则始终是一个卧榻之侧的威胁。
因此，双方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双方为了取得胜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将道德抛到九霄云外，刘邦在鸿沟和议后，趁项羽东归的时候撕毁盟约，追击项羽并试图将其歼灭。刘邦单方面毁约的做法就是不顾道德，不守信义和规则的表现。再如唐朝时期关陇集团和山东集团的党争，同样是为了压倒对方从而为自己的利益集团攫取更多的权利。还有太平公主与李隆基联手发动政变，也是基于共同的利益基础，太平公主是为了满足自己对权力的欲望，李隆基是为了实现自己君临天下的野心和光复李唐王室的抱负。再如武则天和唐高宗的相互依存关系，他们二人之所以成为命运共同体，除了夫妻感情之外，更重要的是因为二人有心照不宣的共同战略目标——打压关陇集团，巩固皇权，共创大唐盛世以图不朽。
2、互动具有某些无形的机制，即默契以及口头约定等，缺乏有形的惩罚机制，因而具有短暂性和脆弱性。
国际机制始终是必然被限定在某个特定的国际关系领域，这就与此前用来概括国际关系整体的概念——国际体系有所区分；国际机制包括自成体系的一系列原则、规范和规则程序，但不包括组织实体。[10]赵、李合谋篡诏的过程中，二人只需要一个口头约定，就沙丘政变部署进行商议和分工，并没有签订一个成文的盟约，甚至为此设置背约的惩罚机制，由此可见，二者的结盟并没有长久可靠的保障，具有明显的脆弱性和短暂性。而事实上胡亥登基以后，李斯与赵高立即出现利益分歧，二者的同盟宣告破裂，以李斯被赵高迫害致死而结束。
同样，太平公主李令月与临淄王李隆基的同盟关系也存在脆弱性和短暂性。当太平公主与李隆基面对共同的敌人韦武集团时，二人凭借默契以及口头约定结成了政治盟友，但在政变成功后，太平公主与李隆基的利益冲突变不可调和了——二人均想登上权力的顶峰，而这一目标具有高度的互斥性，于是二人的同盟便无可挽回地破裂了，并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争夺战，最终以李隆基登基，太平公主自缢收场。
再如，汉高祖为了防止异性王国的再起，曾与心腹大臣们举行过一次秘密盟会，会中订立“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白马之誓”，这次盟会并没有相应的仪式与惩罚机制，不具备明显的强制性，因此誓约后来你为吕后所破坏。
3、软实力互动中扮演了特殊角色，与硬实力互相补充。
软实力同样是能力的一种，它通过吸引力来达到目的，是一个国家重要的组成部分。简而言之，它就是一种感召力、同化力，一个有声望的组织或个人，自然在民众心中有号召力、影响力，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以楚汉战争为例，刘邦到咸阳后，入居秦宫，但经张良等人的劝告，又退出秦宫，驻军于霸上；对于秦遗留的财物分文不取，待各路诸侯共同处理。同时刘邦以约法三章取代废除秦的苛法，令秦人大悦，刘邦因此赢得人心。而项羽火烧咸阳宫，活埋秦兵，导致自己名声败坏，失却民心。由此可见，刘邦和项羽二人层次的高低，在老百姓心中，宽厚自律的刘邦显然比暴虐的项羽更有吸引力和感召力，而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刘邦硬实力的不足。再比如，太平公主和李隆基发动的唐隆政变，之所以有比较强大的动员力和能够取得成功，就是因为李唐王室的软实力起过一定作用，在朝廷中，有很多官员都对飞扬跋扈的韦武集团心怀不满，并且一直认为李唐王室才是当之无愧的正统，韦武集团等同于图谋不轨的乱臣贼子，在这些官员心中，李唐王室比韦武集团更有吸引力和合法性他们对李唐王室的认同感圆圆超出对韦武集团的认可，于是纷纷支持太平公主、李隆基阵营。
4、就互动的内容而言，主要集中在军事、政治领域。
互动的内容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环保等领域，但是在前现代社会中由于受时代所限，互动主要集中在军事、政治领域。例如：楚汉战争属于军事领域的互动、唐隆政变属于军事和政治领域相结合的互动、北宋的元佑党和改革派之争是政治领域的互动。
5、就互动的方式而言，互动具有复杂性，多种互动方式相互交织。
在互动中，冲突和竞争是彼此交织和联系的。首先，冲突和竞争是互相包含的。冲突是竞争的一种重要形式；同时，竞争是双方开展冲突的一种途径。其次，冲突和竞争是相互转化的。竞争往往会在在某个时机升级为冲突。同样，冲突在一定程度上的解决，会转化为竞争。例如，刘邦和项羽两大集团在发展到冲突之前，两者是竞争对手，并没有爆发直接冲突。再如关陇、山东集团的党争东汉的党锢之祸，双方在竞争的同时也爆发过大大小小的正面冲突。
6、就互动的主体而言，以双边互动为主，三角关系的情况较少出现。
纵观前现代社会，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以双边互动为主而多边互动相对较少，例如，楚汉战争中的两军互动、神龙政变中张柬之集团和武则天势力的互动、武则天和唐高宗的互动。
五、前现代社会中，“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互动的特征
（一）互动持续时间长，规模大，影响广
例如，太平天国与清政府的对抗，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前所未有。太平天国运动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规模空前，同时堪称绝后的一次农民战争，它开创了中国农民战争的诸多先例并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产生巨大影响，其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太平天国运动历时漫长，波及区域广大，对清政府产生了致命的打击；第二，清政府仰仗湘、淮军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李鸿章等汉臣借机得势，迫使清政府重用汉人，汉人因此平步青云，实现了个人价值；第三，清政府借助外国人平乱，在此过程中深感西洋科技之先进，滋生了洋务救国的想法，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兴起；第四，太平天国一定程度上宣扬了民族与革命精神，对反清革命有略微的牵头作用；第五，大量富户、平民在战乱中逃到上海，为上海的独特发展道路提供了人力资源和经济基础；第六，太平天国客观上作为一次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农民战争的代表作和巅峰水平的体现，打击了中外勾结的反动势力，鼓舞了他国同期和稍后开展的反殖民反封建斗争。
（二）互动具有不稳定性
例如，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复杂善变，镇压与安抚取舍迷茫。义和团刚刚兴起时，清政府中保守派深感畏惧，生怕对自己的统治构成威胁。但当义和团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后，又开始处心积虑地试图利用义和团来打击洋人，此外，对于义和团的部分迷信，慈禧太后出于传统思想表现出轻信的态度，心态上更加有恃无恐，才有同时向列国宣战的荒唐举动。北京沦陷后，慈禧感到自己受到了义和团的欺骗，同时基于政治方面为自己留出退路的考虑，慈禧太后转向希望剿灭义和团，恢复同各国的关系，以期讨回北京，保住自己的权力，因此义和团不可避免地再次迎来清政府的屠刀。
六、结语
在现代社会中，“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互动存在多种互动模式，如：冲突、竞争、合作、依存等，同时，在互动的过程中，表现出以下特征：一、互动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以争权夺利为目标；二、互动具有某些无形的机制，即默契以及口头约定等，缺乏有形的惩罚机制，因而具有脆弱性和短暂性；三、软实力在互动中扮演了特殊角色，与硬实力互相补充；四、就互动的内容而言，主要集中在军事、政治领域；五、就互动的方式而言，互动具有复杂性，多种互动方式相互交织；六、就互动主体而言，呈现以双边互动为主，以多边互动为辅的局面；七、互动持续时间长，规模大，影响广；八、互动具有不稳定性。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前现代社会中“非国家行为体”互动的模式和特征是多种多样的，这些模式和特征与现代社会中的“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互动的模式和特征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通过对前者的研究，可以为现代社会中“非国家行为体”关系的互动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和启示，比如，现代社会的“非国家行为体”在互动中应该力所能及地管控分歧，努力寻求共同利益以促成合作，尽量避免冲突，从而为现代社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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