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究竟什么是“底层”？
与“底层”有关的概念众多，如“底层阶级”、“弱势群体”、“底边社会”、“边缘群体”等。
在印度底层研究中，“底层阶级”一词源自葛兰西《狱中札记》中的Subaltern Class。在葛兰西眼里，底层阶级是作为一种革命力量存在的，很大程度上指马克思所谓无产阶级的定义。
20世纪80年代的印度底层研究学派沿用“Subaltern”概念，并提出与“精英”相对应的“庶民”（Subaltern）。底层研究学派的“底层”概念强调与“支配”、“霸权”等概念相对应的政治、文化内涵。
在社会分层研究中，底层群体主要是指处于社会分层结构底部的群体。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在《对富裕的挑战》中首次指出，“底层阶级”是“由永久性失业、无就业能力者、低度就业者组成的弱势群体，他们越来越无望地脱离这个国家的主流生活”。贫困是底层阶级的一个重要特征。
有些学者从个人行为角度来定义底层阶级，侧重从辍学、失业、未婚先育、酗酒、吸毒和街头罪犯等不良生活方式与“越轨行为”特征，来界定那些生存在主流社会之外的人。
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则将“贫困文化”应用于美国底层阶级研究。威尔逊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来定义底层阶级，他指出内城区底层阶级是指居住在城市黑人社区中最贫穷的那一部分人。
底层社会概念与社会底层群体，前者强调的是整个底层社会的一种状况，后者强调的是底层社会的主体。国内研究中，与底层群体相近的概念有弱势群体、贫困群体等。
弱势群体主要从权力视角强调群体在政治权力中的低地位、无话语权，当然它与经济上的低地位是密切相关的。贫困群体主要从经济视角强调经济地位中最低的群体。而底层群体是一个综合性的视角，一般指基本不占有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群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认为，底层主要是指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
尽管当前中国社会确实存在一个庞大的底层群体，但要指明其构成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除了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城市中下岗失业者之外，乞丐、小偷、拾荒者、娼妓等特殊人群也属于社会底层群体。
笔者将社会底层群体分为经济底层与越轨底层两大类。由于低保群体是底层群体的最主要部分，包括城市居民中的经济底层与越轨底层两类人群。
二、城市里的低保群体
城市低保群体通常具有以下较为鲜明的特征：
1.素质特征：人力资本低，受教育程度低，缺乏工作技能与经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主要为临时性的操作工、纺织工、门卫、保安、仓库管理、清洁工，这些工种技术含量低、工资水平也低。
2.自然生理特征：家庭主要成员身体状况差，或残疾、有病、年龄大而无/低劳动能力。家庭就业人口比重小，家庭负担重。不少家庭成员处于残疾、重病状态，根本没有劳动能力，每月有固定的医药费支出，其生存状态堪忧。也有一些有劳动能力的人，因家庭成员患有重病或慢性病，需要他们照料病人的日常生活，没有时间和精力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3.职业特征：大部分低保人员长期没有工作，或者工作稳定性差，收入水平低，与劳动市场的联系脆弱。与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情况相比，城市低保群体的收入偏低，有超过半数的家庭成员没有收入，要依靠其他家庭成员来养活。
4.经济特征：生活贫困，消费能力弱，长期依赖社会救助，大部分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由于收入来源有限，许多家庭被迫节衣缩食，用于衣食住行上的基本开支很低，仅维持生存而已。严格说来，城市低保群体根本谈不上“消费”，对于非生活所需的物品，低保群体能省就省，能不买就不买。
5.心理特征：承受的心理压力较大，存在各种担忧与焦虑，感受到社会偏见与歧视。低保群体经常性的心态是：有孤独无助、为钱而发愁、生活压力很大、因担忧而失眠、对自己失去信心、觉得不能克服困难，也有认为自己是一个没用的人。他们大多有挫败感，觉得被社会排斥。
6.社交特征：生活圈子较封闭，社会交往资源贫乏，外部支持性资源少，社会孤立与自我孤立并存。低保群体交往的人跟自己的处境相差不大，他们的社交圈仅仅限于初级群体，社会关系资源有限。当遇到经济困难时，城市低保群体往往找不到人可以帮忙，因为自己的亲戚朋友也“穷得掀不开锅”。由于人际交往需要一定的花费，且自身的社会地位低下，过年走亲访友这样的习俗也逐渐被冷落。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陷入城市社会底层的家庭同时都具有上述特征，但是大部分家庭具备了几个或者全部特征。
三、城市低保群体为何陷入困境及如何面对困境
在导致城市低保群体处于其阶层的原因方面，家庭突遭变故尤其是重大疾病，是城市家庭陷入底层的重要原因。对于一个要靠政府救助的低保户家庭来说，治病所需高额的医疗费用无疑是“雪上加霜”。而由于城市低保家庭收入水平低，消费水平低，营养不良状况非常普遍，使得低保群体患病的概率本身要高于普通居民的平均水平。
在劳动力市场中，文化程度、年龄、技术、经历等是竞争能力的主要因素，而低保群体恰恰由于文化程度和专业技能较低、身体健康状况差、年龄较大、家庭负担重等因素，使他们在严酷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的地位，被排除在正式就业岗位之外，而失业或就业不充分进一步使得他们陷入贫困。
在低保群体家庭所面临的家庭内部问题上，经济困难是低保群体面对的主要问题。就其家庭生活而言，最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也集中在增加收入、医疗和养老保障三个方面。在低保群体家庭所面临的外部问题中，第一位是看病贵问题；接着依次为物价问题、被人看不起、房价高问题。在各种社会问题中，他们认为最先需要解决的主要是物价上涨、医疗问题、社会保障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失业问题和分配不均问题。
在他们遇到困难或维护权益的过程中，大部分人得到过政府的帮助。这些帮助主要集中在最低生活保障、医疗、社会救济与救助、教育、养老保障、就业扶助和其他，如住房补贴、廉租房、残疾补助、居家服务等方面。总体而言，对于政府方面的帮助，大部分低保群体比较满意。因此，低保群体与政府的关系中往往不存在一种“反抗的逻辑”，而是存在着一种依赖关系。他们在向政府求助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时间过长、相关部门互相推诿和不被受理，并且存在对执行救济制度的工作人员官僚作风的不满与对救济水平过低的不满。
他们利益受损的解决途径，依次为自己找上门，找当地政府，找同事、邻居、亲属或好友帮忙，找工作单位领导，忍受、发牢骚，找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半官方团体，找民间组织、教会等非官方团体，采取集体行动反抗，通过媒体曝光，求助网络如微博、论坛等。他们的维权方式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维权路径多元化，维权手段以理性、和平为主。他们多有极强的忍耐性和一定程度的宿命论观念（访谈），低下的社会地位以及匮乏的社会资源，使得他们在维权的过程中能够利用的资源很少，同时他们只关注自身困难的解决，在时间和空间上没有同一性，这使得他们的维权不具有转化为组织力量的可能性。
底层社会的向上流动对于社会稳定具有重大的意义。绝大多数城市低保群体想摆脱底层，改变自己的境遇。他们有改变的想法但信心不足。有学者将这种情况称为“底层化意识”，不仅指社会底层实际所处的社会地位，也指他们在意识上觉得难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其社会底层地位。尽管城市底层群体成员都在努力地改变自身环境，但是这一主观意愿和现实能力之间存在巨大脱节。
当前我国城市底层群体属于刘易斯所区别的“一般穷人”，城市底层群体对自身底层境遇，是在无力改变的前提下，为了适应环境而作出的一种无奈选择，以及对自己不能改变命运时的一种合理的、心安理得的解释，这是他们的日常适应逻辑。他们所面临的生存窘境，必然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乃至价值观念产生影响。而当前我国城市底层群体仅仅呈现出刘易斯贫困亚文化中的某些特质，并没有形成系统的贫困亚文化或底层亚文化。
城市底层群体产生与传递机制，是指有利于城市底层群体产生与延续的各种因素的耦合而形成的一种稳定的社会联系与持续发展。发展经济学揭示了“贫困恶性循环”怪圈，即“低工资—低教育—低劳动生产率—高劳动淘汰率—低工资”。事实上，在“贫困恶性循环”怪圈下还有诸多附属的怪圈：
一是人力资本的怪圈。生理素质低、文化素质低是低保群体的基本素质特征，人力资本低、体力差、年龄大的人无法找到稳定的、高收入的工作，只能够在临时性的、低收入的就业市场中徘徊，或者根本无法找到工作。也就是说，人力资本越低，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就越大。
二是贫病交加的怪圈。因贫致病，因病致贫，互为因果，在贫病恶性循环中不能自拔。由于收入低，生活质量差，身体素质差，低保群体患病率非常高；同样由于经济上的拮据，低保群体往往会有病不医，或者买点药应付一下，结果小病拖成大病。长期的疾病使得他们失去了摆脱贫困的基本的身体条件，难以再就业，也使得他们长期在贫困的泥潭中挣扎。一旦他们陷入“贫、病”交加的恶性循环，就很难再脱离困境。
三是低保的怪圈。他们依靠“吃低保”过日子，尽管政府提供的经济资源是有限的，但是稳定的，无需付出代价的。长期依赖低保救济的结果是，消磨了他们的竞争意识，弱化了他们的竞争能力，由于竞争力弱而害怕进入高竞争强度的就业市场，或由于担心失去低保而不愿意就业，救济制度潜在的、负面的功能产生了。他们日益依赖低保救济制度的保护。
四是人际交往的怪圈。贫困导致了他们经济、社会地位的全面下降，也导致他们的社会交往出现主动的自我孤立与被动的社会孤立。他们由于经济拮据而降低交往成本，由于担心歧视而减少社交圈子，与底层群体交往的人员同质性强，没有新的资源可以帮助他们摆脱困境，这不利于摆脱贫困。在城市低保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中，基层社区中的街道、居委会对他们的支持作用最为明显，他们最依赖政府的基层组织。这是他们的社会特质。
五是贫困与教育的怪圈。低保群体发现通过自己努力实现向上流动十分困难，于是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希望子女考上大学，找份好工作，不要继续自己的老路；只要子女有希望，他们就不会绝望。但事实上，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也在不断减少。
“布劳—邓肯模型”为底层的复制问题提供了一个精致的参考框架，这个模型揭示了父母的教育和职业地位对子女后来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影响较大。也就是说，底层家庭内部条件对其子女摆脱底层、实现社会流动，本身起着制约作用，其子女沦为底层的可能性也较大。
城市底层家庭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不足，是导致他们下一代继续陷入底层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每天为生存担忧，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对子女进行教育；他们也没有多少经济能力让孩子去报各种兴趣班、培训班等；同样，他们有限的知识水平无法为子女的学校教育进行补充。
家庭背景、社区环境、学校环境的差异，逐渐被转化成学校考试成绩的差别。低收入家庭中的孩子，由于上述各种差异对学习渐渐失去兴趣，大部分人进入中等专业技术学校而不能进入大学继续深造，依然在低级的劳动力市场中徘徊。
这诸多怪圈叠加、耦合在一起，构建了一种低保群体产生与传递机制，这抑或也是整个社会底层群体的产生与传递机制。因此，底层群体如何突破上述怪圈从而实现合理的向上流动，就成为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与社会政策问题。
我们特别需要及时建构一种城市底层群体生存问题的化解机制，即政府、政策、组织、社工以及社会资源和力量等要素在面对和化解底层群体的生存困难时，通过相互作用达到最优化的稳定组合而形成一种合理的处理问题的运行模式，比如提高城市底层群体的劳动力素质，增加就业机会；积极完善低保户医疗救助制度；建立基本生活消费支持制度；社会救助与慈善救助紧密结合；发挥社区的载体作用；充分发挥社会工作机构与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职能。
社会底层群体的生存问题化解机制当强调从转变观念开始，注重从各个环节化解城市底层群体中的突出问题。而建立生存问题的化解机制的关键在于，改善造成城市底层群体生存困境的各种相关要素，通过社会政策的调整、政府的引导以及社区和社会组织的具体操作，营造全社会关心帮助底层群体的良好氛围。政府、社区、社会组织、社工机构、慈善组织几个方面力量的汇合，正构成系统性化解城市底层群体生存问题的健康力量。
注：
原题《城市底层群体的产生、传递及消解机制——基于江苏省低保群体的调查》，原载《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6期，本微信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