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年后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时，它也已经巩固了自身作为主要军事强国的地位——而其在战略上维护自身利益的举动已经在临近各国引发了强烈忧虑。但事实上中国的大国崛起是一个封闭而脆弱的——还面临着潜在的破坏性国内挑战。
中国目前处于美国军事基地和盟友的包围之下。虽然亚洲国家大都愿意保持甚至扩大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但除了依赖中国援助的朝鲜之外，都不准备接其作为该地区的主要势力。事实上，像印尼和印度这样的美国盟友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应对中国崛起才成为了全球事务参与者。
作为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向亚洲转移了大量的军事力量——在澳大利亚和菲律宾进行高调军事部署，目前美国60%的海军力量已经部署在该地区——以及加强与日本和韩国的防务联系。此外，它正在与中国周边邻国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而中国则被排除在这一经济与贸易协议之外。
在此背景下，美国声称其战略调整并非针对中国的说法就显得不是特别有说服力。事实上，美国追求的是一个主导亚洲的战略，而不是平等关系，这与中国内部的紧张因素一道削弱了中国积极参与区域和全球对话的能力。
目前来说中国还缺乏在国际舞台上的信心和经验。例如它不会考虑在通过国际对话去解决与日本在中国东海钓鱼岛（日本称为尖阁群岛）的主权争端问题。中国认为国际法是把双刃剑，可以在其他领土争端问题上，甚至在其国内事务上对自身不利。
类似的还体现在最近菲律宾台风的援助工作中，中国最初仅仅吝啬地提出10万美元的援助金额，显示该国距离一个成熟的国际社会成员尚有一段距离。而正如一个中国官员在最近首尔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承认的那样，像“区域秩序”这样的概念从未被列入该国政治词汇之中。
而日本则是中国的一大难题。中国对日本处于美国保护之下的状态相对感到满意，因为它担心另一种情况：一个扩展其独立军事影响力的日本。但美国努力避免出现这种局面的做法对中国也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日美必将不断深化双边防御关系并支持日本提高自身军事实力。
总之，中国的区域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已经导致其落到了一个战略陷阱里。它不愿意接受美国在亚洲的领导；但它也不愿承担更多促进区域一体化的角色，担心会因此产生更多经济自由化，国际规范规则遵守，以及军力建设透明度的压力。
甚至连中国在非洲，中东和南美经济联系的扩散也可能反映了其脆弱性而不是帝国野心。中国对新能源的贪婪追求已经超出其保护海上航线的有限能力。
尽管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大胆的改革计划，但中国的前景仍然会受到深层次的矛盾所阻碍。例如社会变革和发展需要两者与专政统治所需要的政治稳定原则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使得当前形势在长期上是不可持续的。
同样，如果改革纲要承诺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最终提高中国贫困人口的工资，国内需求可能增加，但中国将在国际市场上失去其主要的竞争优势。其他专政统治下的发展中国家正是因这种困境而衰落的。
中国明白，当前美国的战略地位是不可改变的现实。即便如此，其领导人的战略焦虑也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六月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时体现了出来，带着中国官员式的含糊特质，他要求美国“相互尊重”并且承认中国的“领土完整”。
表面上看似微不足道的“相互尊重”实际上表达了中国的真实愿望：回到不干涉它国内政的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尤其是人权记录方面。中国坚决反对西方无论是在叙利亚还是朝鲜所做的努力，以“保护责任”这类信条来规避这一原则。
同样，习近平呼吁美国尊重其“领土完整”则蕴含了具体和明确的信息。中国认为美国已越来越多地侵蚀其对台湾的主权，并拒绝承认中国许多其他针对美国南中国海盟友的领土和领海主张。
经验表明，当弱势权力独立行动时会产生危机。不用想得太远，从以色列在安全问题上的过度反应，或是伊朗在铀浓缩问题上的坚持，就能看到一个孤立的政权在刚愎自用的基础上行动可能会导致何种状况。
中国的崛起是充满恐惧和不确定性的。在威胁侵犯其自认不可剥夺的主权的外国势力重重包围下，必将驱使它成为颠覆现状的革命性力量。在中国和美国超越彼此的边界之前，它们应该放弃“至高无上”和“遏制”的概念，以支持亚洲各国形成和谐解决分歧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