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世界经济增速下行的可能性较大，金融市场可能进一步出现剧烈动荡，各主要国家应对下一轮经济衰退的政策空间受到限制，贸易摩擦和逆全球化趋势还会带来较大负面影响，预计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率约为3.5%。
2019年世界经济展望
2018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9年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3.7%。其中发达经济体GDP整体增长2.1%，美国增长2.5%，欧元区增长1.9%，日本增长0.9%，其他发达经济体增长2.5%；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GDP整体增长4.7%，中国增长6.2%，印度增长7.4%，俄罗斯增长1.8%，巴西增长2.4%，南非增长1.4%。新兴与发展中亚洲经济体仍然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GDP增长率为6.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预测，按市场汇率计算，2018年世界GDP增长率为3.1%。总体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2019年的世界经济增长率与2018年持平。
其他国际组织预测2019年世界经济形势与2018年基本一致。世界银行预测2019年按 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3.8%，与2018年持平；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3.0%，比2017年下降0.1个百分点。经合组织预测2019年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3.93%，比2018年提高0.11个百分点。
我们课题组预计，2019年世界经济按PPP计算的增长率约为3.5%，按市场汇率计算的增长率约为2.9%。课题组的预测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的预测，较低的预测主要反映了课题组对美国经济下行风险、金融市场动荡风险、应对衰退的政策空间受限、贸易摩擦的影响以及逆全球化趋势等问题的担忧。
影响世界经济的几个关键问题
（一）美国经济下行的可能性
2018年世界经济中除美国等少数国家还在强劲增长之外，大多数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均已经开始下行。如果美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有可能再一次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率回升；如果美国经济近期内出现增速下行，则世界经济有可能陷入新一轮衰退。因此，美国经济走势对2019年世界经济具有重大影响。
美国GDP季度同比增长率已经连续9个季度不断上升。2016年二季度的增长率为1.3%，至2018年三季度已达3.0%。从采购经理指数（PMI）等景气指标来看，美国经济在短期内仍然非常强劲。但是，美国也已经出现繁荣到顶迹象。首先，美国失业率已经处于最低水平，劳动力已经被充分利用，工资已经开始上涨，且工资上涨幅度超过物价上涨幅度，企业盈利空间下降。其次，对美国经济状况高度敏感且具有一定先导性的私人投资实际增长率，从2018年一季度的6.2%下降到了二季度的4.6%。再有，美国股市泡沫破裂风险加大。美国股票市场价格开始出现高位回落迹象。2018年9月，美国三大股指均创新高，但在10月初均同步连续下挫。一般来说，微调型的货币政策能够延长繁荣时间，防止经济出现快速过热和过热后的硬着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加息周期是3年，即连续加息3年后经济会出现回落。这一轮加息周期是从2015年12月开始的，到2018年12月就是3年。加息周期的结束将伴随着经济增长再一次明显下行。美联储预测联邦基金利率的长期值应该为3.0%，离目前2.25%的政策利率还有0.75个百分点的差距。再有2至3次加息就能达到长期值。可见，从加息节奏上看，美国经济增长出现下行的时间不会太远。
国际组织纷纷预测美国经济增速在2019年会出现下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美国GDP增长率将2018年的2.9%下降至2019年的2.5%；世界银行预计美国GDP增长率将2018年的2.7%下降至2019年的2.5%；经合组织预计美国GDP增长率将从2018年的2.9%下降至2019年的2.8%。美联储也预计美国GDP增长率将从2018年的3.1%下降至2019年的2.5%。
（二）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程度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三大金融危机的诱发因素：一是美联储加息缩表引起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贬值和货币危机；二是高债务国家出现债务违约风险甚至债务危机；三是美国实体经济增速下行或者进入衰退引起其资产价格暴跌并向其他国家传染。这三类危机可能以个案的方式发生，但也有可能在一系列国家引起连锁反应造成较大影响，甚至可能三类风险叠加造成大面积深度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负面冲击。
美联储加息缩表引起的资本回流和美元升值，已经使土耳其和阿根廷等国发生了货币危机。土耳其经济在2018年年初本来处于高速增长状态，一季度GDP同比增长7.3%。土耳其货币里拉从2018年3月开始持续贬值，并在5月份和8月份出现两次大幅度贬值。货币大幅度贬值破坏了土耳其国内的经济秩序，其生产活跃程度大幅度下挫，二季度GDP同比增长率回落至5.2%。同时，其物价水平迅速攀升。土耳其央行从2018年6月开始采取大幅度加息的办法来应对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2018年6月1日，土耳其央行将隔夜借款利率从7.25%一次性提高到15%，6月8日再一次提高到16.25%，9月14日进一步提高到22.5%。过高的利率引起土耳其经济发生过度收缩。
阿根廷也出现了货币危机引起经济严重收缩的情况，2018年二季度其GDP季度同比甚至出现4.2%的负增长。2018年土耳其和阿根廷的货币危机和经济恶化并没有传染到其他国家。未来美联储进一步加息和缩表的可能性很大，这将引起资本进一步回流美国和美元进一步升值，新兴市场国家进一步爆发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在加大。对于那些具有经常账户逆差的国家，在资本流入减少而资本流出增加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一个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引发类似国家同样发生货币大幅度贬值的现象，这种传染效应可能导致大面积的货币危机和经济衰退。
全球债务水平持续上升已经困扰世界经济多年，再一次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增大。这一方面是因为一些重债的新兴市场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政府债务激增，容易引发主权债务的违约风险和债务危机；另一方面是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加息可能引起的全球利率水平上行，导致各国债务负担加重，以及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下降引起的偿债能力下降，有可能导致发达经济体出现债务危机。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危机会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的冲击。
美国股市也是一个重要的金融危机引爆点。美国股市从2009年以来持续牛市，股票市值从2008年的11万亿美元上升到2018年的40万亿美元。美国金融危机以前股市最繁荣的2007年，其市值最高也没有超过19万亿美元。纳斯达克指数在2000年股市最繁荣的时候达到5000点左右，在2007年股市又一个繁荣顶点时仅达到2800点左右，而在2018年已经超过8000点。美国股市泡沫风险已经开始显现，2018年10月以来，美国三大股指均已明显下跌。美联储进一步加息和缩表以及美国实体经济下行产生的预期恶化，使美国股市未来仍有较大下跌风险。如果美国股市价格暴跌并引发其他国家股价同步暴跌，则世界经济将再一次面临较严重的金融危机冲击。
（三）应对下一轮衰退的政策空间
如果世界经济进入下一轮衰退，各主要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刺激经济的政策空间不如10年以前。这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方面都有体现。
美国在金融危机以前的联邦基金利率是5.25%，从2007年9月开始，美联储在15个月的时间内将利率降至0.25%，其降息空间高达5个百分点。而当前的联邦基金利率仅有2.25%，即使再有两三次加息之后美国经济才开始下行，估计也只有3个百分点左右的降息空间。英格兰银行目前的政策利率仅有0.75%，降息空间不足1个百分点。而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目前还是实行负利率的货币政策。如果近期出现经济衰退，则意味着这两个经济体还没有退出宽松货币政策又需要实行新一轮宽松政策。此时，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完全没有降息空间。
当然，在基准利率降息空间有限或者没有降息空间的情况下，各央行还是可以继续使用量化宽松政策。量化宽松政策产生效果的一个重要机制是通过降低长期利率来刺激消费和投资。然而，当前美国和日本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为3.06%和0.11%，欧元区10年期公债收益率为0.41%，长期利率进一步降息的空间也有限。另外，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会再一次导致央行资产负债膨胀，使央行成为政府或者重要金融机构的资金提供者，从而扭曲金融资源的配置，降低金融体系在资金融通和金融中介方面的作用。欧洲已经明确规定欧央行持有的债券余额不能超过债券发行者债务余额的33%。量化宽松的空间也是受到限制的。
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政府债务没有明显下降，大部分国家的政府债务均比危机以前高。其中，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政府债务余额与GDP之比从2007年的74.5%上升到了2018年的103.8%，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政府债务余额与GDP之比也从2007年35.5%上升到了2018年的48.7%。各国财政扩张的能力受到高债务规模的制约，尤其是欧盟国家。欧盟国家普遍面临降低政府债务规模的压力，很难再通过扩大财政赤字来刺激经济。日本似乎有点例外。日本的政府债务余额与GDP之比是世界上最高的，但日本还在继续提高政府债务水平。日本政府的债务依然具有可持续性，主要原因在于两点，一是其政府债券的持有人主要是国内主体，因而不容易发生外债危机以及引发的货币危机，二是日本央行持有大量的政府债券。日本央行持有的国债资产占日本政府债务余额的40%以上，这也导致日本央行资产总额已经超过日本GDP的100%。这种由央行直接向政府透支的融资方式是否可持续以及会带来什么后果，已经引起疑问。
在国际政策协调方面，当前的国际格局也不如10年之前那么有利。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宣称要实行“美国优先”的政策，国际政策协调不是其优先政策选项。危机催生的G20首脑会议机制，目前也难以发挥其在全球宏观政策协调上的作用。如果下一轮衰退来了，各国政策缺乏协调和约束，则以邻为壑的政策很可能成为个别国家的选项，并逐渐蔓延到多个国家。
（四）全球贸易摩擦的演变
贸易摩擦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美国从2018年3月开始对进口钢铝加征关税；7月发动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9月进一步升级，未来的双边贸易仍不明朗。美国受影响的进口商品价值将达到8000亿美元左右，约占其进口总额的三分之一；受贸易报复影响的出口商品价值将达到3500亿美元左右，约占其出口总额的五分之一。如果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受影响的国际贸易还会更多。中国、欧盟和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均已出现出口增速回落迹象。世界贸易组织已于2018年9月27日将2018年全球货物贸易实际增速预期由4.4%调低至3.9%，同时也将2019年增速预期进一步调低至3.7%。
贸易摩擦打破了世界贸易组织营造的安全和可预期的贸易环境，给国际商业活动带来不稳定因素，降低了投资信心。美国发起的这一次贸易摩擦还通过提高关税和原产地标准，阻碍中间品贸易发展，从而阻碍国际分工扩展和全球生产率的提升，这将对世界经济造成长期不利影响。
贸易摩擦可能演变为全球经济规则的重新设定，也可能演变为金融冲突、政治与军事冲突等，如果是后者，世界经济将受到灾难性的影响。
当然，美国也可能和中国达成停止贸易摩擦的协议，并和主要贸易伙伴达成钢铝和汽车关税方面的协议，这将对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产生正面影响。但是，不管是中美之间，还是美国和其他主要贸易伙伴之间，达成终止增加关税的协议都需要经过艰难的谈判和妥协，未来的演变充满了不确定性。
（五）逆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当前逆全球化的发展不仅表现在美国单边主义贸易措施上，而且表现在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上。由于制度安排具有长期影响，因此其对全球化的影响将更为深远。
一个重要的逆全球化的制度安排是美国在2018年8月通过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该法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名义，赋予了美国的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更大的权力去阻止外国对美国的投资，以及美国对国外的技术出口。该法一方面扩大了受管制技术的范围，将新兴技术与基础技术纳入技术管制清单，另一方面要求相关投资者向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强制申报接受审查。这一制度将阻碍外国企业对美国的投资和国际技术交流合作。如果欧洲和日本模仿美国建立类似的技术管制和投资审查制度，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技术合作活动将受到较大的限制。
另一个重要的逆全球化的制度安排是2018年9月30日达成的美墨加协议。美墨加协议包含不利于跨国配置价值链的规定。该协议用提高原产地标准的办法来限制生产外包和跨国组织生产活动。协议第4章关于原产地规则的内容中，提高了众多制造业产品的本地增加值比例。比如，以净成本法计算，认定原产于美墨加区域内的乘用车与轻型卡车，要求区域内价值含量达到66%，且以后逐年提高，到2023年要达到75%。该协议还规定，乘用车、轻型卡车和重型卡车的生产必须使用70%以上原产于美墨加的钢和铝，这些汽车才能被认定为原产于美墨加地区。过高的原产地标准不利于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价值链。协议生效后，美墨加区域外企业将更难以在区域内任何一个国家组装进口中间品再出口到另外两个国家。如果高标准的原产地要求推广到其他贸易协定中，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将受到制约。美墨加协议中还出现了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排他性规定。在一个自贸协定阻止协议方与第三方签订协议的条款也是不利于全球化的。这种排他性条款的蔓延将导致全球体系的分裂和世界经济的动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