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和世界联系的深化，中国向世界的移民和世界向中国的移民都迅速增长，这一趋势在未来将表现得更加显著。本文关注1990年代以后中国在美国新移民的增长，特别是精英移民的增长，讨论与此相关联的社会认同、空间演化的特点，并讨论精英移民的新移民现象对美国社会和中国发展的影响和启示。
增长的精英移民
中国对美国的第一波移民高峰是在19世纪中期以后，主要是从华南地区流出的劳工移民。在1880年代“排华法案”以后，华人移民受到很大排斥。1943年“排华法案”被废止，华人移民数量重新开始迅速增长，从10万人左右增加到当前的约400万。在198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由于大陆改革开放带来一波比较显著的移民增长，可以称为中国向美国迁移的新移民。
1950年代的华人移民主要来自香港、台湾和广东地区，新移民以来自大陆的移民为主。这种变化表现在语言、餐饮、商会、社交网络等各个层面。在美国的中国社区已经更多地流行普通话、而非粤语。以广东和香港的粤菜餐厅标识的中国餐也发生变化，开始出现大量的内地餐饮，如川菜、包括近年来大陆流行的“小肥羊”火锅，甚至还有兰州拉面，等等。一个最主要的变化，是区别于过去华人移民主要是劳工移民为主，新移民中的精英移民增长很快。作为精英移民的新移民包括教育转化的移民、专业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
从1978至2014年，中国累计在外留学的学生数量达到352万人。在外留学人口的数量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在2007-2012年中国在国际留学学生人口每年增长20%。而在外留学的学生返回国内的数量到2014年累积为181万，说明在外留学人口中有一半左右转化为当地的中国移民。美国是中国海外留学的最主要地区之一，中国留学学生也构成美国国际学生中最大比重的族群。2012年在美国的中国学生数量达到40万，中国学生占到全美国际学生总数的25%。教育转化的移民构成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
专业技术移民的增长与美国相对成功的以人才为导向的移民政策运作相关。美国的绿卡制度发挥了积极的吸纳人才的效果。在美国的专业技术移民中，亚洲的印度、中国都是主要的来源地。特别在科学和工程领域的专业人才，来自中国的比重更高。某种程度可以说，美国的新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专业技术移民，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移民对美国新技术产业的创新发展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富裕阶层的海外投资也快速增长。特别是在最近几年来，由于人民币持续升值使得国际资产显得更加便宜。同时由于中国在最近几年来经济增长放缓，人民币开始出现长期贬值的预期，进一步加快了中国向海外的投资和资产配置。在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等西海岸城市，中国投资对地方地产价格已经带来一定拉动作用。随着中国的海外投资增加，也使得作为投资代理的投资移民相应增长很快。
以教育移民、专业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为代表的精英移民，构成 1990年代以来中国在美国新一波移民的最显著特点。虽然劳工移民仍然是中国国际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新移民群体具有显著的精英移民特点。这也能够解释中国移民在美国各个族群中具有更高的教育程度、更高的收入。同时中国移民出现低端移民和高端移民的双峰特点，使中国移民成为在美国社会分化程度最高的社会族群。
精英移民和多元的社会认同
1990年代以后，中国在美新移民的数量增长进一步强化了华人社会网络，表现出社会资本对促进移民的积极作用。新移民进入美国的时间还比较短，以及新移民中的第一代移民比重比较高，都使得他们显示出相对更强的中国认同。在美的中国新移民所具有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的强化，也与1980年代以后国家主义教育的强化有关，特别在1980年代以后的青年移民中甚至表现出一种跨国的爱国主义的特点。深入的全球化增强了中国海外移民和中国社会的密切交流合作，无论是跨境商贸主义的发展、还是海外移民对国内经济的投资和技术交流，中国深入卷入全球化的过程增强了海外移民的中国意识。这种跨境的移民和国家的联系还不仅表现为 “回报故土”，同时也表现出一种互惠的作用。也就是说，在中国和世界联系不断加深的过程中，海外移民和中国社会的密切联系实际上支持了他们在流入地的移民生活和发展，这些移民也更多地介入到中国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之中。
信息化弱化了空间的限制，基于信息技术的社交媒体使得中国移民和中国社会的交往和联系更加便捷。在海外的新移民都普遍地使用中国社会常用的社交媒体如微博、微信、QQ等，从而和中国流出地亲属网络和社会网络继续保持着密切联系。这种局面是1980年代以前的移民所不能想象的。技术创新促进了低成本的跨国联系和跨国沟通，从而使得流出地社会对移民的社会支持有所增强，并因此使得新移民表现出了明显的中国意识、中国认同和中国社会网络。
但是，如果认为在美新移民的社会人同时“中国认同”也未必准确。作为移民社会融合的基本态势，移民逐步强化美国社会认同，逐步渗透进入美国主流社会仍然是发展的常态。新移民社会认同的特点在于，由于他们更加具有精英移民的特点，因此能够主动地驾驭“美国认同”和“中国认同”两种社会身份和社会网络。在其工作、交往、生活的很多方面，精英移民是非常“美国化”的，但是他们也能够在中国社会网络和生活社区中继续保持相当强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他们往往将这种中国认同作为其美国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并因此保持自身文化上的多样性，并因此强化了美国社会的多元特征。他们并不把自己作为单纯的“中国人”、也不单纯地认同为“美国人”，他们的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联系上具有更强的国际性。例如，这些移民非常熟练地使用WeChat网络和国内进行沟通，同时利用facebook和当地社会进行沟通，他们正努力将两个世界很好地结合起来以及更好地利用两个世界的资源和社会网络。
从这个意义上，伴随着中国的海外移民和中国社会联系的日益增强，他们发展出一种跨国主义的世界公民的认同。例如对澳大利亚中国移民的科学家研究表明，这些中国移民的科学家更多的是展现出一种国际学者的认同来确立其在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并通过和中国学术界、澳大利亚当地学术界的紧密联系来扩展其社会资源，支持他们在两个国家中同时增强跨国主义的社会身份。
精英移民在社会认同上的特点使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关于移民社会融合“同化模式”的有效性。从帕克以来的经典的移民社区理论认为，移民在流入地存在不确定性和各种生活风险，因此通过少数族群社区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认同来支持他们的社会适应。华人的社会认同是促进其社会适应的工具，这在以往海外唐人街的诸多研究都表现出来。传统的“同化”假设认为随着华人进入城市的时期越长，他们会越来越被当地社会所同化，他们的社会融合标志是逐步放弃华人的族群认同，无论是从文化上，还是在空间上都逐步同化到当地社会中。因此，在同化模式下的移民的中国认同是被动性的、是被动地通过中国认同来帮助其生存。
而当前的新移民具有的跨国主义特征和社会认同的复合性，使得他们不再是需要通过“中国认同”来确保自身生存，新移民利用其社会认同作为他们更好拓展流入地社会和全球联系的工具。他们试图更为主动地利用两种身份、两种认同来扩展两种世界，通过主动地利用美国身份和中国身份来渗透进入和积极构造美国社会，并希望通过多元的身份来实现一种全球化的认同。
精英移民和城市空间的演化
中国城(China Town)可以说是最为基本的华人移民聚居的空间形式，已经被周敏等海外华人学者广泛加以研究。波特斯（Portes）等学者经典的研究提出，通过相对熟悉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网络能够减少移民的风险、提供社会支持。事实上，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城和19世纪劳工移民为主的中国城已经有所不同，在20世纪中期，不少中国城已经和来自韩国、日本、泰国、越南等亚洲移民混合在一起，形成了国际性社区或者亚洲社区。但是中国城仍然是以相对社会地位较低的、进入美国的劳工移民聚居为主。
1990年代以后，伴随着精英移民比重增加，出现了移民空间形态的中产阶级化。不少中国移民并不进入中国城，而是直接地进入郊区购置房产。中产阶级的移民增长和城市的郊区化相结合，在美国一些城市的郊区形成了一些新移民社区。特别是在美国西海岸的加州、华州等地区，出现了较普遍的郊区化的亚洲社区。在这些亚洲的郊区（Asian Suburban），有着以华人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大型中国超市，商品非常中国化，并具有较好的品质，从而支持新移民中产阶级相对高品质的生活。与“中国城”不同，“亚洲的郊区”已经不是相对弱势的移民群体的聚居区，这里有运动馆、有中文学校、棒球场、图书馆、丰富的中国和亚洲的餐饮、华文报纸、商会、博物馆，等等，构筑了以中国和亚洲移民为基础的典型中产阶级生活形态。
精英移民同时驱动传统的中国城也发生变化。第一种情况是随着移民数量的增长，带来中国城的继续扩张和繁荣，使中国城也变得绅士化。例如在西雅图的中国城，其面积得到扩张，更加向市中心发展。中国城的居住住房更新改造，通过增加楼层更加高密度化。中国城中的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除了劳工移民，一些毕业学生的青年移民增加，包括外国人口也开始进入中国城社区。另外，出现了老年人口从美国社会回流进入中国城的现象，这样他们能够维持更加便利的生活和社交网络。
中国城的第二种绅士化在于，劳工移民数量减少造成中国城人口流失，使得中国城市不再是一个生活居住社区，而日益成为一个旅游和商业社区。如波士顿的中国城，随着中国居住人口减少，已经日益成为旅游人口和餐饮商业的中心地区。最新的波士顿中国城规划进一步打造能够吸引中国旅游人口和典型中国特色的商业中心。这样的中国城已经不再是移民居住区，而是以中国为品牌化的商业区域，成为中国商贸旅游的集散中心。另外一些大城市的中国城也出现了这样的非聚居区的功能转化，出现了商业性的中国城。
另外的空间演化在于，随着新移民中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数量增长，这些移民不是传统来源于华南地区的中国移民，他们并不居住在主要是华南地区移民的中国城中，而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分散化的中国聚居区。可以相信，伴随着新移民的过程，城市中出现的这些小规模的“中国城”会不断生长，并不断上演和更新着移民成长和城市发展的生动故事。
精英移民和人力资本回流
随着新移民的教育程度提高，其对当地社会的经济社会贡献也更显著地表现出来，增强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移民的接受度。当华人具有更多的中产阶级职业，例如医生、专业技术人员等等，城市社区中华人比重提高，美国人和华人的关系也更加融合了。而且相对来说，美国社会对华人移民有着更强的接受度，华人移民以其勤劳、重视教育成为“模范意义的移民”。
新移民数量的增长和精英移民的增加，使得华人社会在美国的地位和作用都提升了，中国移民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得到增强。例如，在西雅图的中国城的空间景观都表现得更加中国化，甚至路标也都采取英文和中文两种语言。当地华人数量达到了相当的比重，地方政治选举的选票也开始增加了中文选票，华人在议会的比重增强，中国移民对当地社会表现出更显著的作用。华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使得华人的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得到提高。华人社会对涉及华人的事务有着更显著地公共参与。历史地来看，相对于1850年代的劳工移民和1880年代的排华法案，当前美国社会对中国新移民的社会接受性以及华人移民的社会融合性是显著增强了，美国华人在美国社会中已经进入了更加融合的阶段。
在讨论移民和发展的关系时，另一个问题是移民对流出地国家和社会构成了人力资本的流失（Brain Drain）。特别是新移民主要是精英移民，智力流失的损害可能更大。而如果我们看到移民具有丰富的跨国社会网络联系，无论是低端的移民还是高端的移民，都会对流出地产生积极影响。汇款对流出地的积极作用已经得到普遍关注，实际上移民对流出地还有具有投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基于移民的国际资本投资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也有积极的贡献。返回的移民，以及移民向流出地的知识技术外溢，使得迁移对于流出地也具有一种人力资本回流作用（Brain Gain）。我们可以从1960-1970年代东亚国家经济起飞，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移民作用和国家经济增长的关系中得到启示，充分放大移民过程的效应，发挥移民的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作用，对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积极贡献。
这也告诉我们，在1980年代以后中国对美国以及对整个世界的移民增长，实际上构成国家发展的重要财富和资源，在移民身上凝聚着中国发展和成长所需要的经济资本，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以及世界商业、政治和社会网络。改革开放以后日益形成的跨国移民网络对于当前和未来的国家发展有着积极意义。那么，中国在进一步全球化、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继续扩展世界联系和影响力过程中，新一代全球移民的作用就会表现得更加重要。
我们也需要意识到，移民和返回性移民所带来的人力资本回流效应不是决定性的。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经济发展与其说是发挥了移民的作用，不如说是改革开放的制度变化创造了移民发挥作用的条件。因此只有通过进一步改革开放提供宽广的发展空间，才能进一步支持新移民对国家发展的认同性、发挥新一代移民对国家发展的贡献。中国当前的人口迁移流动主要还是国内移民，但是随着国际移民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快速增长，未来中国和世界的国际移民社会网络将会对国家发展具有更大影响，对国家发展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在每一个移民流的背后，都会有一个相应增长的返回性迁移的潮流。同时，移民变化和世界体系变化有着密切的相互关联。可以判断，伴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和世界发生紧密互动的这波新移民过程，在2010-2020年代中将会出现一个相对较高的返回性迁移的时代，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历史现象。这样的人力资本回流和1970年代后低生育率和教育投资增长所积累起的庞大人力资本一起，使当前的中国发展具有极好的人力资本条件。中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和不断现代化，进一步创造出积极的制度环境，吸纳人力资本发挥作用，将会支持国家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并逐步展现出更加全球化、现代化和发展富裕的繁荣未来。
注：
本文是其和合作教授约翰·洛根（John Logan）对有关问题交流讨论的合作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