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20日，百度李毅吧（“帝吧”）因大量用户有组织、有计划地借助“翻墙” 软件“集体远征”境外社交平台Facebook，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多方关注。在这场被命名为“帝吧出征FB”的行动中，参与者在民进党主席、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以及《苹果日报》、“三立新闻网”等媒体的Facebook主页发布了海量的“反台独”言论和“反台独”图片、表情包，制造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刷屏”（“洗版”）效果，也震荡出颇为浩大的舆论声势。同年3月18日，正当围绕“帝吧出征FB”的议论渐趋平静之时，“帝吧”又重举义帜，就“中国乘客在机上被外国男子辱骂‘中国猪’，维珍乘方不作为”事件向英国维珍航空Facebook主页发起“总攻”。这次攻击虽然规模稍小，但态度之激烈更胜前番。“二次出征”以维珍航空创始人公开道歉告终，在保持“胜利”纪录的同时，似乎也表现出“帝吧”将这种非常规的群体性表达“常态化”的意向。在本文中，笔者将从这一系列现象入手，尝试探讨网络粉丝社群的群体性表达。
“网络粉丝社群”主要是指，基于对特定对象的共同爱好而形成的、具有粉丝身份认同的趣缘社群，其成员互动主要通过网络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social media）进行，群体活动也依托于社交网络服务（SocialNetwork Service，SNS）而展开。此外，网络粉丝社群还具有显著的“自我声明”特征，那些成型的社群往往会借助“粉丝符号”、“粉丝声明”、“粉丝文本”的生产、发布与传播，来对社群整体和成员个体进行自我命名和自我界定。
将“帝吧”归入“网络粉丝社群”的范畴加以讨论，或许存在疑义，因为大部分“帝吧”吧友其实并非李毅这位足球明星的粉丝（球迷）。然而，就定义“网络粉丝社群”的网络性、趣缘性、群体性以及“自我声明”特征而言，“帝吧”都是鲜明的典型。
首先，以“李毅”为关键词生成的百度贴吧是“帝吧”成员互动的根据地，吧友在长期互动中形成了层级制和职能制两相结合的吧务团队，以及相当高效的网络动员方式（以李毅吧为基地进行跨平台宣传，并借助QQ群组聊天等工具开展即时通讯）。在网络互动中形成的这套特殊管理规则，是“帝吧”得以在“出征”事件中展现出非凡战斗力的“制度保障”。再者，“帝吧”成员主体虽不是李毅的球迷，却几乎都是“李毅大帝”这一媒介产品的使用者和爱好者。“李毅大帝”先是充当“帝吧”成员“高级黑”（以“仿粉丝”的姿态获得“反粉丝”的快感）的对象；后来发展为“帝吧”引以为豪的“恶搞”、“内涵”文化的图腾标志；如今又在主流舆论对“出征”事件的肯定中，被确立为“吊 丝逆袭”、“众人皆帝”的“正能量文化”代言人，可以说一直都是“帝吧”赖以凝聚的趣缘纽结点。
近年来，李毅本人试图通过主动充当“吊丝逆袭”文化的代言人，将其媒体形象和“帝吧”建构的极具品牌价值的“李毅大帝”形象整合在一起，他的做法获得了多数李毅吧用户的认可。在这种耐人寻味的“追认”之下，“仿/反粉丝”与“粉丝”进一步发生重叠。“帝吧”成员还参照粉丝文化的构词法，发明了“毅丝”（或“D丝”）这样的身份标签进行自我声明。“毅丝”富有创造性的互动使得“帝吧”成为诸多网络热词、黑话、段子、图片、表情包的策源地，逐渐形成一种颇具辨识度的亚文化风格，进一步增强了“帝吧”的社群凝聚力和成员认同感。
更进一步说，“帝吧”的特殊性同时也成就了它的“代表性”。相比起大多数集中于特定对象的粉丝社群，“帝吧”可谓一个综合性的草根文化社群，堪称百度贴吧的趣缘社群文化的集大成者。在这个号称“为兴趣而生”的社交平台中，作为用户规模最大、帖子数量最多的一个贴吧，“帝吧”成员大都同时活跃于其他贴吧，在不同的网络社群之间充当着互通信息的节点。当百度贴吧的活跃用户们以“帝吧er”的身份集结并向境外“远征”时，他们所依凭的其实是一种共同的组织动员与群体表意方式，而这正是在各色粉丝社群普遍共享的媒介机制内交流、碰撞形成的。
▍媒介赋权与群体赋权下的“注意力占领”
对于“帝吧出征”事件，无论是否同意他们的主张，人们都很难不惊叹于这场虚拟示威的爆发力。粉丝群体之所以能展现出令人震撼的表达力量，首先得益于互联网新媒介所产生的赋权效应。随着“媒介融合”的深化和“融合文化”（convergenceculture）的渐趋成型，积极使用新媒介的粉丝不再只是文化产品的被动消费者和媒介信息的单向接收者，而是能够借助各式各样的允许用户生成内容的互联网应用，成为文化产品的“产消合一者”（prosumer）和媒介信息的双向交互者。开放的媒体平台还让粉丝的信息生产溢出了粉丝的小圈子——微博首页的热门话题经常被数目惊人的粉丝热评尽数占领，仿佛粉丝行为已成为网络文化生活的主流。
其实，这种“占领”一定程度上是粉丝群体悉心经营的结果，作为成长于文化产业链之中的网络原住民，新生代粉丝深谙信息爆炸时代的“占领注意力”之道：他们通过“毅丝”、“鹿饭”（演员鹿晗的粉丝）等身份标记，在虚拟空间中勾连出一张张庞大的话语之网，并通过制造各种舆论“事件”，让这张网清晰地展现于公众视野。例如，少年偶像组合“TFboys”的粉丝会通过“发帖刷人气、在微博上加话题热度、熬夜刷榜投票”等一整套线上行动，配合“以偶像的名义做慈善”等线下活动，来系统地为偶像和自己吸引关注。而事先高调宣传动员、事后详尽总结、多方报道的“帝吧出征”，则相当于以“网络公开课”的形式向场外人展示了事件背后的紧密组织和周密策划——根据事后公布的“作战方案”，“出征”由“总群”总动员，下分6路纵队，除了“帝吧”主体与“天涯八卦”作前锋部队外，还有5路后援保障部队分管情报收集、宣传组织、制作图片及言论、对外交流、战场清理工作，甚至连“作战”时间都以15分钟为单位进行规定。当“注意力经济”（theeconomy of attention）早已为人知晓，“帝吧出征”似乎显示出某种“注意力政治”的可观潜力。
毫无疑问，这种“注意力政治”高度依赖于“人海战术”，其前提在于庞大群体的积极参与。网络空间中的信息和资源流动，使得“节点联结”密度较高的区域得以产生社群；“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趣缘社交需求，以及互联网栖居者在赛博空间（cyberspace）中确认自我身份、寻找归属感的心理需求，深切地呼唤着社群的建构；种种动因相互缠结，使得社群性成为网络时代的粉丝文化区别于先前大众文化的另一个关键特征。恰如“丝”（s）这个复数后缀所提示的，“粉丝”（fans）作为特定的狂热爱好者，始终是以复合形式存在的，其生存姿态可谓“每个毛孔都充满着群体认同”。正是网络社群的“群体赋权”，才使得提供平台、工具的“媒介赋权”真正落到实处——毕竟，在当今这个“后广播”（post-broadcasting）时代，谋求用“权威”的麦克风放大独唱，远不如靠“刷屏”的万人大合唱来得立竿见影。需要注意的是，后者并非前者的代数叠加，当声音从点对面的单向广播变成众声喧哗，粉丝群体的凸显正意味着权力关系的改变：它们既是声音的接受者，也是声音的发出者；既是媒介赋权的对象，又是自我赋权的主体。
在同一社群内部，专业特长各不相同的众人带动起知识、技术、观点的流通共享，这种“集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使得通常在文化权力场域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大众文化爱好者能够获得更为强大的力量，在网络协同的过程中生产出富有创意的文本甚至符号体系，甚至有可能对超出社群的线上、线下生活产生切实的影响——“帝吧”创造的“吊丝文化”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吊 丝”最初是网络骂战中针对“帝吧”成员/“D丝”的污名化称谓，后被“帝吧”成员“不以为耻”地领受，并以此为核心能指创造了一整套符号体系，用以承载这一亚文化群体的社会想象和价值观念；这套符号体系还从“帝吧”传播到别的社交媒体，不仅成为很多人线上交流的常用语，甚至还渗透进人们的线下日常交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将“吊丝”用作自我指称的符号，一方面用这个与“高富帅”相对立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相对剥夺感和相对贫穷感，另一方面又借由“吊 丝逆袭”的套路表露出力争上游的进取精神和阶层流动的愿望。
不过，扁平化的媒体平台之上话语权力的开放，以及海量更新的信息洪流之中“占领注意力”策略的采用，注定了粉丝群体表达的力量更多体现为冲击、渗透，而非直接的说服。两个人在同一社交平台上持续使用重复的符号和表情包互相攻击，这种场面或许是怪异可笑的；可在两次群体性的“出征”中，文本和表情包的狂轰滥炸却一定程度上贯彻了严正的政治意图。然而，“占领注意力”策略对政治意图的“实现”仍是打了折扣的。由于事先已“约法三章”，要求树立“有纪律、有文明、有节操”的集体形象，因而，“出征”中确实少见谩骂；但是，产生巨大文本量的数天刷屏，也并没有发展出可在Facebook特殊的舆论环境展开有效陈述的表达方式，更遑论面对横亘在海峡两岸之间的文化差异展开有效沟通。起初旗帜鲜明的“出征”，逐渐演变成一场由“八荣八耻”、小学课文、美食图片以及数量最多的恶搞聊天表情所组成的符号狂欢，“交战”双方后来甚至开始晒照片征友。这固然表现出“帝吧er”引以为豪的“克制”、“友善”，也同样暴露出声势浩大、组织严明的“战斗”在理性批判力度和传达信息效率方面的巨大缺陷。
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在群体层面，鲜有纯粹的“策略”，绝大多数策略实际上都同时是群体成员的共同需求。“占领注意力”的低效既不影响“帝吧er”从参与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更不意味着“出征”只是一场无谓的胡闹；相反，它提示我们，应将非常态的“出征”拉回到粉丝社群的行为常态中，来进一步理解这一行动的意涵。
▍身份认同与站队逻辑
值得研究者关注的是，在这场宣扬民族主义情感、凝聚民族身份认同的行动中，对参与者的另外一重身份“帝吧er”有着几乎同等的强调——仿佛二者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帝吧出征，寸草不生”、“众人皆帝”的宣传图文铺天盖地，展现出参与者无比的自豪与认同感。对于一些外在观察者来说，这其中趣缘社群认同与民族国家认同并行不悖乃至相得益彰的逻辑十分令人费解。但在网络粉丝社群文化的意义脉络中，身份或者说标签化的身份，却正是多数交际的核心内容之一。
“标签”是粉丝充满仪式感的自我声明工具，它赋予个体一种明确的身份，将其置于一套前人或侪辈提供的参照系之中。对局外人而言，这套参照系的复杂程度超乎想象，而“帝吧er”只是其中最简单易识的一种。例如，由三名成员组成的“TFboys”的粉丝统称为“四叶草”，而又细分为“团粉”（同等喜爱作为整体的三人）、“源苏”（突出喜爱王源）、“凯苏”（突出喜爱王俊凯）、“千唯”（突出喜爱易烊千玺）、“凯源粉”（喜爱王源、王俊凯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理智粉”（自认为有理性判断力）、“脑残粉”（被认为狂热、幼稚、丧失理性）、“亲妈粉”（对三个少年怀有母爱）、“姐姐粉”（以姐姐的身份喜爱三人）、“女友粉”（像喜爱男友一样喜爱三人）等等……这套至少在三个维度上展开的标签系统之所以会如此精细，是因为它意在将复杂多样的粉丝行为进行从“对事”到“对人”的本质化。与更加讲究礼仪的线下交往不同，网络粉丝社群的线上交往并不存在对于“贴标签”的公开禁忌（虽然线下交往也常常暗自援引标签，作为裁定他人、定位自我的工具）：“贴标签”几乎是接洽陌生用户的第一步，一方面因为身份认同对于粉丝社群如此重要，另一方面也让信息洪流中的后续互动变得简捷易行。
粉丝在毫不客气地给萍水相逢之人扣上“喷子”、“脑残粉”等帽子的同时，也毫不介意“鹿饭”、“四叶草”、甚至“ 丝”这样的标签会将自己呈现为乌合之众的一员。看似泯灭自我的群体性狂热，实则正是自我的投射与内摄：诸如“努力”、“善良”、“时尚”等被粉丝赋予偶像的美好品质，也被粉丝用来描述爱着偶像的自己（至少是理想自我），在“骂我爱豆（idol的谐音，即偶像）就是骂我”、“爱豆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这些常见的表述中，客体和主体间的界限已经模糊了，通过投射与内摄的心理机制，偶像成为了粉丝“自我的延伸”。而群体层面的投射就更加光明正大，除了发掘所爱对象的符号价值，粉丝还会主动援引更多的素材来建构自身的群体形象——从“鹿饭”的阳光积极、热心公益，到“毅丝”的幽默辛辣、机智内涵。这些想象的品质以及想象的共同经验、共通情感，在对共享文本的共同使用和高密度的信息互动中，获得了象征符号性的建构，并进一步巩固了粉丝社群作为某种“想象的共同体”的群体认同。
而粉丝社群之间的群际互动，则具有鲜明的“党同伐异”特征。“帝吧出征FB”之时，李毅曾在其微博上霸气外露地宣言：“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而实际上，“帝吧”在Facebook上展现的令人震惊的攻击力，很大程度上正是粉丝社群一系列日常攻击行为在海外“客场”的实践。“出征”的操作技术源于意见相左的粉丝社群间最常见的微博骂战和“爆吧”行为——以百度贴吧平台上的具体贴吧为单位，一个（些）贴吧的吧友在另一个（些）贴吧中发帖刷屏致其瘫痪，这是目前攻击性最强的恶意刷屏类型。而“帝吧”正是“爆吧”行为的发明者，自2007年以来，这个以“黑粉/反粉丝”起家的粉丝社群，曾多次发动或参与过针对李宇春吧、东方神起吧、SuperJunior吧等超人气贴吧的大规模“爆吧”行动；在其间积累的组织经验和战斗策略，也使得“帝吧出征”能够迅速实现所谓的“火力压制”。
与对立阵营间频繁骂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粉丝社群内部的和谐氛围。以标签为工具，素不相识的人只要相互识别为同一种粉，立刻就像对上暗号的地下党一样获得天然友谊，并得以依照标签所匹配的一系列准则迅速进入互动。虽然这种互动大多是网络社会流动空间中的“缺场交往”，但粉丝将社群称作“温暖的家园”、“有爱的大家庭”这样的表述十分常见。这种松散而紧密的联结，是“众人皆帝”的旗帜短短几天即可集结如此庞大力量的组织基础。在日常交际中，这些为趣缘认同所吸引、为身份标签所聚集的网友，会和现实好友一般分享资源，甚至常以自创的同人文本或周边产品互相馈赠。这种趣缘标签的一致所带来的认同感，甚至可以弥合现实生活中的一些身份标签所造成的撕裂：为了获得圆融一致的群体身份认同和趣缘社交中的亲密无间感，社群成员通常都会掩饰、回避（尤其是较为优越的）现实身份，甚至刻意在话语上进行低就式的认同。此外，由于建立在趣缘认同之上的情感纽带被鲜明地设置为人际交往的前提，因而一些围绕现实标签的争议乃至敌意，也会在社群成员之间得到搁置，甚至获得理解以至于达成共识。
当然，在“同”与“异”的辩证法中，群内和群外的界限并不总是绝对的。譬如TFboys的各类粉丝，虽然频繁地相互反感、贬低，但他们一旦面对被识别为共同竞争对手的其他粉丝社群成员，就会立刻“搁置争议，一致对外”，团结起来维护偶像和粉丝社群的形象。同理，尽管“帝吧”吧友在日常交际中不乏针对中国社会种种乱象的冷嘲热讽，但一旦引入Facebook上的外来观察者，他们的即时站队却毫不含混。“党同”和“伐异”之所以可以随时切换，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心理基础：骂战最重要的功能同样可以落到群内身份认同的凝聚之上。正如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言，通过对抗他者来建构自我/我群主体性的“抗拒性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有划定边界的强大功能，“区分”往往能够直接导致共同体的形成。粉丝社群中的很多人亦毫不讳言，对外的“恨”与对内的“爱”息息相关，热血沸腾的并肩战斗带来“为偶像做了什么”的自豪（虽然偶像本身可能并不赞同甚至并不知道），同时也巩固了“fan”的身份建构和“fans”的社群认同。
从身份认同的视角出发，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解释在“出征FB”的壮观行动中强调“众人皆帝”的意义；也能够尝试理解“出征”行动止步于“占领注意力”的集体符号展演的原因。在很多网媒报道和参与者自述中，“亮相”这个词频频出现，暗示“刷屏”对于网民注意力的暴力性占领将Facebook平台变作了“帝吧er”的表演舞台，而“亮相”本身的意义实则在于被看见、听见，而非被看懂、听懂。这个字眼让我们很难确定，台湾地区的网民在“出征”事件中所扮演的，到底是影响和说服的对象，还是集体展演的观众。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符号狂欢中，我们可以辨识的只有用“看起来在骂”和“实际没在骂”表达出来的直观而表意不明的“敌对”或“友善”两种情绪，这和日常骂战中“粉”或“黑”、“同意我/我偶像”就是朋友或“不同意我/我偶像”就是敌人的群内/群外站队法相比，并没有本质区别。在数码时代的赛博空间里，历史上曾获得广泛实践的“站队政治”，似乎正继续发挥着强大的社会化功能。它所采取的“区分逻辑”固然极大地满足了粉丝社群的认同需求，但是认同一旦实现，更进一步、更具有生产力和批判性的动机和行为却没能随之到来。认同的效果至多是不断询唤主体，然而完整的、有效的主体话语却迟迟未能出现，也未能够与其他复杂的问题、多样化的需求结合为丰富、多元的声音。认同的力量固然强大，但如果止步于此，由认同所驱动的符号生产很容易就会泛化为“复制-粘贴”式的能指狂欢，其表意效能也很容易就会在这个过程中稀释殆尽。
虽然便利的媒介技术和庞大的用户规模的赋权效应，为网络粉丝社群提供了公共舆论场的入场券，将他们推上了时代的舞台；虽然应时而生的表达策略、日益成型的组织架构，以及身份认同所凝聚的强大动力，使得他们能够在舞台上大放异彩，以至博得惊呼阵阵；但是他们能否赢得历史的掌声，还要看这些刚刚登台的年轻群体能否适应时代的聚焦，用更有创意、更有活力、同时也更有深度的表演，在打破台上台下界限的场地中，确立起成熟的历史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