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表明，近20年时间，与美国、欧元区、日本、印度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速是最快的。但同时，2015年我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相当于美国劳动生产率的7.4%。
生产率增速过快过早弱化
当前，中国在经济新常态的特定发展阶段中，一个值得高度关注或警惕的重大事实是，中国发生了生产率增速与经济发展阶段不相兼容的过快过早弱化的典型现象。这些典型现象具体表现在：
现阶段中国已经出现了与经济发展阶段特征不相称的劳动生产率增速过快衰弱的重大现象。
在1991年至2014年间，中国的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由1993年的19.26%，逐步波动式地、趋势性地下降到2014年的0.34%，几乎接近于零。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的2007年至2014年间，中国的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趋势性下降态势更为明显，由于经历了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导致2009年中国实际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为-0.61%，由2007年的7.27%逐步下降到2014年的0.34%。 与人均GDP水平处于同等水平的美、德、日、韩的真实劳动生产率增速对比来看，中国的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速明显低于这些发达国家。现阶段中国已经发生了与经济发展阶段特征不相称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过早过快衰退的典型现象。
出现了实际工资增长率和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不相兼容的重要现象。
自1997年以来，中国出现了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明显低于实际工资增长率的显著事实。而在1997年之前，中国的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要明显高于实际工资增长率。而在1997至2014年期间，中国的实际工资增长率的平均值高达11.16%，而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平均值为2.54%。这会导致实际工资增长率和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出现不相兼容的现象，造成实体经济部门中微观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幅度高于生产效率的提升程度，导致微观企业市场竞争力和出口优势的过早过快弱化，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动力的弱化。
出现了财政收入增长率和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不相兼容的突出现象。
自1996年之后，中国财政收入增长率就大幅度高于实际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具体来看，在1996年至2014年期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率的平均值高达16.03%，而同期中国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平均值只有2.69%，差距高达13.34个百分点。如此巨大而持久的差距说明，中国已经出现了财政收入增长率和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不相兼容的突出现象。
工业部门中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不兼容现象尤为突出。
在2004至2014年间，中国工业部门中出现了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远低于实际工资增长率的突出现象，而且二者的差距呈现出逐步扩大的典型现象。在此期间，中国工业部门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平均值只有-1.03%，而实际工资增长率平均值却高达10.44%，二者的差距高达11.47个百分点。
可持续提升生产率
生产率的可持续提升，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经济新动力形成的基础所在。这种基础性的作用机制体现在：
生产率的可持续提升实质上是决定一国能否实现GDP可持续增长的基础性因素。
对于当前处于经济下行持续压力和经济“新常态”双重背景下的中国，必须高度认识到的客观事实是，如果能够通过各项改革以及推行结构性改革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形成，从而塑造刺激和维持生产率持续增长的微观基础，这就意味着中国必将能够实现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维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既定目标，意味着中国就可以成功破除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局。
生产率的可持续提升，既决定了中国今后的高质量投资来源，也决定了中国新经济的新结构以及新动能的源泉。
中国的消费需求结构正发生由低端需求向中高端需求结构升级的显著变化，这对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门立足于生产效率提升为主的高质量投资活动，立足于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机器替代人的要素替代和生产模式转型活动、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设计多样化等具体形态的高质量投资活动，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满足本土市场需求的发展机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决定了中国今后生产率提升的模式和空间，更决定了中国今后劳动者收入的提升空间以及收入不平等结构的缓解，决定了中国内需驱动发展模式和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成败。
中国当前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上是以促进生产率提升和释放高质量投资为根本目标的重大改革战略举措，最终加快以重塑新结构、发展新动能为主的维持中国经济今后可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机制的形成。我们将之归纳为如下的作用逻辑机制：供给结构性改革→生产部门生产率提升+高质量投资空间→提供更多高技能岗位+员工收入提升空间→需求结构的升级+高端需求的壮大→需求引致创新机制的形成+内需驱动发展模式的形成→促进供给部门生产率持续提升+高质量投资空间的持续扩张。
经济重大阻碍因素分析
从现实观察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新旧动力转换以及经济新动力的形成，面临众多的体制性或机制性障碍因素的束缚和制约。在我们看来，这些突出的障碍因素表现为：
政府和市场功能边界的不清晰以及政府行政权力过度干预微观经济，是制约和阻碍中国生产率可持续提升以及经济增长新动力形成的根本性因素。
首先，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政府和市场功能边界不清晰，这必然会导致政府掌握着微观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所需关键要素的获取权、获取价格以及企业市场进入的权力，由于中国当前的政府行政权力体制所具有政府权力使用体制的路径依赖和局部利益集团阻碍改革的双重特征，这就造成中国经济增长在由旧动力向新动力转化的进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阻力和体制性障碍，阻碍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形成。
其次，政府行政权力的过度膨胀，以及政府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部门市场化活动的过度干预与各种不合理管制，必然会对市场竞争机制的正常发挥形成突出的诸多制约效应和阻碍作用，使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效率的功能产生扭曲效应，这必然会对中国整体的生产率提升能力造成不可忽视的损害效应。最后，中国情景下政府和市场功能边界的界定不清晰以及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对滞后，造成了中国当前微观企业在市场交易活动中存在较高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和高昂的垄断成本，这既推高了微观企业的生产成本，抑制了微观企业提升生产率的内在动力，也抑制了微观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内在能力。
针对实体经济部门的金融抑制体制和金融市场自由化倾向的双重体制，是阻碍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形成的突出因素。
从中国当前的发展现实来看，无论是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或者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壮大，还是微观企业以资本替代劳动型为主或者通过加大创新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型的生产率提升活动，均蕴藏着巨额的高质量投资活动和外部融资的资金需求，迫切需要中国金融体系的全面融资支持。然而，中国当前的金融体系由于存在两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方面，以具有垄断性质的国有大银行体系为主的间接融资渠道类型金融体系，存在银行体系自身的垄断地位和商业化经营运行模式以及过于谨慎的银行风险监管机制的内在矛盾；另一方面，以直接融资渠道为特征的金融市场发展，在金融监管制度严重滞后以及局部和系统性金融风险认识和控制能力严重滞后的双重制约之下，中国的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在发展层次化、多样化以及发展深度厚度远远不足的情形下，却出现了金融市场过度自由化发展的倾向，造成了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不相兼容现象，对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机制的形成和生产率的提升造成了突出的阻碍作用。
房地产泡沫对中国生产率的提升动力以及经济新动力的形成，造成了不可忽略的负面影响效应。
当前，在对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形成和生产率提升造成负面效应的诸多因素中，一个不可被忽略的重要因素就是，房地产的快速膨胀以及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可能会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形成显著的抑制效应，进而对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形成和生产率提升造成损害。
实体经济部门的高负债高杠杆率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形成和生产率提升的突出因素。
在中国一直以银行体系间接融资类型为主的金融体系所产生的金融抑制效应和以直接融资类型为主的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双重格局下，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一直存在高负债率高杠杆率的典型现象。中国当前推进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并没有对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中小微民营企业所遭受的以间接融资渠道为主要特征的严重信贷歧视、融资约束程度以及高负债率高杠杆率水平，造成相应的缓解和化解。因此，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长期存在的如此高负债率高杠杆率现象，必然会对中国的实体经济部门的转型升级和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造成突出的抑制效应。
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形成和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因素。
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最为突出的发展困局和改革重点之一，就是针对中国当前不少特定产业中存在的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现象。这些特定产业中存在的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现象，对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形成以及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生产率提升，造成了突出的阻碍作用和抑制效应。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缺位、扭曲的政府专利扶持政策以及政府创新补贴政策，对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落实造成了负面效应，必将对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形成以及生产率的整体提升产生抑制效应。
知识产权执行机制的缺位以及专利制度的落后，极大地抑制了中国创新动力的提升，对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形成以及生产率的整体提升产生抑制效应。中国当前专利制度的设计和改革，已经滞后于国家对创新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重要作用的现实需求。在中国各级政府的专利资助奖励政策以及创新补贴政策的双重扭曲效应的负向激励作用下，中国专利数量的快速增长中存在明显的专利“泡沫”或专利“创新假象”，集中表现为政府的专利资助奖励政策，造成了大量质量低下和不具有产业运用价值的专利的产生，导致专利数量的快速增长既无法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形成有效的支撑作用，也不能对中国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形成有效的促进作用。
在现有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和发达国家主导和控制的代工模式下，出口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形成以及生产率可持续提升的重要因素。
在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国际大买家所主导和推动的全球价值链形态的分工和贸易体系下，一旦中国的出口企业要进入到全球价值链体系的高端环节，一方面，其自身自主创新研发能力的提升就会受到“锁定”类型的制约和阻碍效应；另一方面，“进口中学习”对中国加工贸易企业创新研发活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从长期来看会对中国出口部门的生产率提升造成负面效应。在中国加入WTO的后期阶段，出口已经无法支持中国出口部门生产率的可持续提升，相反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碍甚至抑制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