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8月20-21日，由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举办的IPP国际学术研讨会——“当代世界的秩序与治理”在广州举办。来自海内外的三百多位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会议。
IPP评论：高柏教授在我们会议期间提出了2016年开始逆全球化趋势，您是否认同这个观点？（了解高柏教授的演讲详情，请点击文末相关阅读。）
汉斯·道维勒：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不同情况区分对待。我认为全球化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差异出现，所以要对不同情况区分对待。在某些领域会出现一些变化或逆转的趋势。例如，贸易在涉及环境保护和雇佣等新问题就会更加复杂化，而在全球化的演变过程中，这些新问题又是不可避免的，比如移民问题，使得形势更加复杂。但我们需要明白移民和劳动力自由流动不是全球化最初的必要组成部分，而只是全球化的结果，对全球化也没有产生多大的有利影响。
所以现在全球化体制（关于移民）的改变，我认为并不一定反映全球化消极的一面，因为移民并不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但是限制移民会使全球经济的整合更加困难，因为很明显有些区域是限制进入的，或者禁止对外开放的，而这些限制或禁止就会导致苦难。例如，我了解到，自从英国脱欧后，在英国的外国人向其他国家，如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的汇款几乎减少了一半。
因此，全球化将会出现和之前不同的特点，但是我认为现在说全球化已经处于逆转阶段可能还为时过早。像之前所说的，全球化趋势逆转可能只是出现在特定领域和特定地区。但就全球来说，全球化的关键因素依旧屹立，并且全球化由金融、贸易开始，现在进入其他领域，如教育、文化方面。就文化而言，最重要的是要避免一致性，保持文化多样性。
IPP评论：您也承认全球化趋势的逆转可能只是出现在特定地区、特定产业和行业。那么您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国际组织领导人，您认为像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继续推进全球化的发展？
汉斯·道维勒：从文化的角度看，正进入我所称为“版权全球多样化”的时代。因此出现更高层次的全球整合，同时保护文化多样性，如语言、文化，及其相关的领域。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其他国际组织所做的，我认为，与全球化关系不大。因为UNESCO和整个联合国系统从1945年就以不同形式存在，当时人们一般说的全球化还没有出现。那时是多边主义。多边主义能将国家集中起来，一起对当前重要问题进行谈判协商。
多边主义是全球化的一个特点，但是多边主义可以脱离全球化而单独存在，如在没有贸易自由化、资金流动自由化的情况下也能存在。当时的贸易及关税总协定(GATT)，即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因此所有这些事情都需要协商，以建立一套基于规则的制度。多边主义的目的也是建立一套基于规则的制度，不管某些生产要素是否能自由流动。当然，如果国与国之间的壁垒加剧，会使商业运作和多边主义都更困难，并且会造成很多不便的情况，比如你想从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到多哥首都——洛美，但没有直达飞机，你就要到巴黎转机，就是说你要先向北飞五个小时，然后再往南飞五个小时才能达到多哥。这些壁垒对全球化和任何事物的自由流通都是不利的。
IPP评论：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十年的治理经验，是否有国际社会可以借鉴的地方？
汉斯·道维勒：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都有着惊人的发展。中国经济在过去二十多年来一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只是在最近才下降到6.5%或6.7%——李克强总理称之为“新常态”。这个数据令中国各界颇为头痛，其他国家很欣慰能有6%的经济增长率，但是中国因其特殊性，则要求更高的增长率。而且看起来中国政府有能力将经济增长率稳定在6.5%的水平，这无疑对中国和世界经济都是好事，毕竟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保持全球经济稳定的中坚力量。
再者，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有着巨大的成效，我相信中国会远远早于2050年之前就能实现将其国家贫困人口减少一半的目标，这也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之一。我也确定中国会快速前进，以实现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即在2030之前消除贫困。因此摆在中国面前还有非常重要的议程。
此外，就水资源、住房、教育、贸易、城市而言，城市会是中国将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到2025年前，中国将有六成以上的人口定居在城市，这就要求政府加大对基础设施投资，来维持人们高质量的生活。
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以制造业和产品出口为基础的。这种出口模型正在逐渐转型，因此中国正在实行一种新型科技战略，着眼于产品的高附加值，以开始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新的一轮竞争。而这些高附加值产品会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与繁荣注入新动力。这也是中国所需要的，因为中国已经进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长期停滞不前，而其劳动力成本还在增长。例如，目前与中国相比，孟加拉国和印度尼西亚在制造业方面就有着更强的竞争优势。所以中国必须要找到新的发挥创造力的途径。当然，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已经开始采取措施了，如“互联网+”倡议、大数据分析等等，这些基本上都是未来的产业。
所以我的解读是，中国在成为世界市场中强有力的竞争者方面占有极大优势，但是其他国家也想跟中国竞争。中国想做的，西班牙、意大利、日本也想做。在这方面，中国的战略是在欧洲或美国买下高新技术公司，日本则会在其他地区买下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公司。因此，如果你购买机器人公司，你就接触到新技术，使你在不远的将来处于有利地位。但另一方面，这可能会使失去这些公司的国家陷入困境，因为高科技在未来的竞争中非常重要。
最后，我了解到的德国汽车公司，其自动化程度都非常高，有80%—90%的汽车是由机器制造的，我想德国在华工厂也是相同的操作。我认为汽车产业的自动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在其他领域，前些日子，我和富士康的负责人交谈过，这家公司在两三年前以传统的制造业起家，如今都在向着高科技公司转型。
举个例子说，特朗普在竞选中说他要把美国公司带回本土生产，而不愿意在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生产，即使他在大选中落败，他的这一提议也会引起其他政治家，比如希拉里的关注甚至效仿。那样的话，制造业的竞争会比过去更加激烈，中国必须为此做足准备。但是我相信，中国政府和中国智库一定会为此找到新的战略，这也是新的挑战的一部分。
注：
本文系汉斯·道维勒教授在2016年IPP国际会议期间接受IPP公众号独家专访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