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本文的主题为当代美国蒙古学研究发展趋势。然而在讨论这个课题之前，首先必须厘清何谓美国蒙古学。广义来说，美国蒙古学包括了数个不同的学术群体，其关注与兴趣有可能彼此重叠。但是就学科上而言，大部分是属於蒙古学以外的学科，而且可能也不把自己视为蒙古学研究者。
首先，在美国，蒙古帝国史被视为是传统的蒙古学研究课题。其研究领域包括了成吉思汗以降的草原帝国史。但是这样的研究是否能够被视为是美国蒙古学的一部分，却是相当令人质疑的。首先，大多数的研究者不见得懂蒙文，而多半仰赖中文、波斯文与其他非蒙文史料。[1]此外，其研究也不见得关注蒙古帝国内部的蒙古人，而是蒙古帝国统治下的其他民族，如汉人、波斯人与阿拉伯人等。最後，这些学者倾向将蒙古帝国放在世界史或是其邻近民族的历史 (例如中国、伊朗或俄国) ，而非蒙古史的脉络来理解。这些学者大多数也不见得认为自己为蒙古学者。即便如此，他们的学术成就仍旧具有无可忽视的重要性。[2]
另一群美国学者则是研究俄国与中国的蒙古族。这群学者多半隶属於历史学或是人类学，而非蒙古学，例如William R. Jankowiak、[3]Dee M. Williams，[4]与Michael Khodarkovsky (1955- )，[5]前两者研究中国人类学，後者研究俄国边疆史。虽然他们不是蒙古学者，不过他们的研究仍然值得蒙古学研究者参考。
最後一群学者是研究当代蒙古国的社会科学家或是政策研究者。他们也不认为自己的研究属於蒙古学，而是教育学与经济学等，例如Iveta Silova、Gita Steiner-Khamsi，[6]与Keith Griffin。[7]这些学者通常不懂蒙古语文，也不使用蒙文材料。即便如此，这些研究仍然有助於我们了解当代蒙古国。
因此，在本文中对於美国蒙古学的定义将沿袭Atwood的看法，定义为在美国学习并使用蒙古语文或是透过与蒙古人的互动经验以从事与蒙古相关的研究。[8]在这个定义下，虽然能够被视为美国蒙古学者的人数将会大为减少，但是仍然不失为一个适当的定义。[9]以Robert A. Rupen (1922- ) 为例，虽然他本身不懂蒙文，但是由於他本身曾於1959年访问蒙古，并且深受蒙古学者以俄文发表的研究成果所影响，因此仍然可以被视为美国蒙古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以下，本文首先将梳理二次大战前的蒙古相关研究，接着简单介绍二次大战後至冷战结束前的美国蒙古学传统与谱系，最後讨论冷战後的美国蒙古学发展，并总结近年来的发展趋势。
贰、二次大战前美国的蒙古相关研究
在美国，自二十世纪初起已有从事蒙古相关研究的学者。例如Jeremiah Curtin (1835-1906) 的蒙古相关研究，在他过世後於1908年由其遗孀陆续整理出版。Berthold Laufer (1874-1934) 於1907年受美国芝加哥市的图书馆之托，蒐集了大量的蒙古文文献。Roy Chapman Andrews (1884-1960) 於1920年代在中亚与蒙古也进行过一系列的实地考察。Ferdinand D. Lessing (1882-1961) 於1936年起於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开设蒙语课程。[10]然而这些研究都没有让蒙古学在美国制度化。美国有关蒙古学研究的学术机构主要是在二次大战後才陆续建立，因此我们可以说美国蒙古学研究的传统事实上是始於二次大战後。[11]这点与英、法、德、俄、日等国相较甚晚。这也许与美国缺乏如前述各国与蒙古在殖民或地缘政治上的利益有关。
叁、美国蒙古学的建立与兴盛
二次大战後，许多欧洲的蒙古学家以及中国的蒙古知识份子为了避免遭受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迫害，纷纷前往美国避难。这些人後来成为美国蒙古学发展的先驱。其中，欧洲的蒙古学家以俄籍Nicholas N. Poppe (1897-1991) 与匈牙利籍Denis Sinor (1916-2011) 为代表。而蒙古知识份子则以喀尔喀蒙古人Dilowa Khutugtu (1884-1964)、察哈尔蒙古人John Gombojab Hangin (1921-1989)、达斡尔蒙古人Urgunge Onon、喀喇沁蒙古人Jagchid Sechin (札奇斯钦，1917-2009) 以及科尔沁蒙古人ünensechen (Kuo-yi Pao 包国义，1919- ) 等人为代表。这群蒙古知识份子的共同特点在於他们都与德王 (Demchugdongrob, 1902-1966) 的内蒙自治运动有所牵连。此外再加上美籍蒙古学家Owen Lattimore (1900-1989)、Francis Woodman Cleaves (1911-1995) 与比利时籍神父Antoine Mostaert (田清波，1881-1971) 等人。
Lattimore可说是美国蒙古学研究的奠基者。他的《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已经成为研究中国边疆史的经典之作。[12]在他卸任蒋介石顾问返美之後，与Dilowa Khutugtu、John Gombojab Hangin以及Urgunge Onon合作，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的佩吉国际关系学院 (Walter Hines Pag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首先创立了美国第一所蒙古学中心，然而，由於1950年代的美国麦卡锡主义高涨，Lattimore被指控为共产党同路人，因而被迫离开美国，并且与Urgunge Onon合作，在英国里兹大学 (University of Leeds) 重新建立蒙古学研究的据点。而刚萌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蒙古学中心也因此停顿下来。他赴英之後仍然继续从事蒙古学研究，并出版了《蒙古的民族主义与革命》与《游牧民与人民委员：回访蒙古》等书。[13]但是，这些作品充满对当时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溢美之辞，以至於被认为立场过於偏颇，因此并未对後来的蒙古学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
Lattimore的出走对美国蒙古学研究而言只是暂时的挫折。因为後来在美国东西岸与中西部的着名大学中，蒙古学研究仍然持续蓬勃发展。当时有Cleaves在哈佛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 远东语文系 (Department of Far Eastern Languages) (1946)、Poppe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远东与俄罗斯研究所 (Far Eastern and Russian Institute) (1949)，以及Sinor在印第安纳大学 (Indiana University) 创立乌拉尔与阿尔泰学系 (Department of Ural and Altaic Studies) (1965)。由於这些学者的努力，美国的蒙古学研究开始站稳脚步。由於之後在美国蒙古学界中，以Poppe与其门生在华盛顿大学的成就最为重要，因此以下首先针对其工作进行介绍。
Poppe原先在俄国就已经是一位着名的蒙古学家。为了躲避俄共的迫害，他於1942年逃至德国，後於1949年移民到美国。在进入华盛顿大学远东与俄罗斯研究所任教後，其贡献在於将俄国与德国的阿尔泰学传统引介到英语学界。[14]Poppe与藏学家Turrell Wylie (1927-1984)、汉学家Herbert Franke (1914-2011) 和劳延煊合作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蒙古学者，其中包括了Robert A. Rupen、[15]John R. Krueger (1927- )、[16]James E. Bosson，[17]与Paul Buell等人。[18]Henry G. Schwarz (1928- ) 在1963年於威斯康辛大学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获得政治学博士後，曾赴华盛顿大学任教数年，并视Poppe为良师益友。[19]另外，ünensechen後来也进入华盛顿大学，并於1961年以《蒙古秘史》第九章的译注获得硕士学位。後前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中文与蒙文，并且与Bosson合作出版了数篇有关科尔沁蒙古语言与文化的论文。[20]
然而，在Poppe过世後，华盛顿大学并未延续蒙古学研究的传统。Paul Buell是这个体系中所培养出的最後一位博士。後来这些Poppe的门生先後离开了华盛顿大学，Bosson前往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任教，Krueger在印第安纳大学执教，Schwarz与Buell则到了西华盛顿大学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Bellingham)。
印第安纳大学的蒙古学研究则是由Sinor创立的。他曾於1939至1948年间追随着名法国汉学家Paul Pelliot (伯希和) 学习蒙古与突厥语文和历史。并且於1948至1962年间在英国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东方学院执教，最後於1962年来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并於1965年创立乌拉尔与阿尔泰学系，後於1993年改名为中央欧亚研究系 (Department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CEUS)。1967年又创立了亚洲研究所(Asian Studies Research Institute)，1979年改名为内陆亚洲研究所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後於2006年以Sinor命名为塞诺内陆亚洲研究所 (Sinor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SRIFIAS)。另外 ，1962年美国政府将国家乌拉尔与阿尔泰语言与地区中心 (Uralic and Altaic Language and Area Center) 自哥伦比亚大学迁到印第安纳大学，并於1981年更名为国立内陆亚洲与乌拉尔资料中心 (Inner Asian and Uralic National Resource Center, IAUNRC)。此外，他又聘请了Krueger以及Hangin来到印第安纳大学。可以说是Sinor一手将印第安纳大学打造成美国内陆亚洲与蒙古学研究的重镇。
Hangin在Lattimore赴英之後，前往哥伦比亚大学 (Columbia University) 攻读硕士，後以Injannashi的《青史演义》 (K?ke Sudur) 研究於1970年获印第安纳大学博士学位。[21]最後他留校任教，并且担任印第安纳大学的蒙古学教授。
在Sinor等人的合作之下，培养出了许多出色的门生，包括了Larry W. Moses、[22]Stephen A. Halkovic, Jr.等人。[23]然而在Krueger由於道德瑕疵而离开印第安纳大学後，着名匈牙利蒙古学家Gy?rgy Kara (1935- ) 受印第安纳大学之邀，成为其继任人选。[24]Kara、Poppe与Mostaert等非美籍蒙古学家後来皆定居在美国，这也是美国蒙古学的一大特色。
哈佛大学的蒙古学研究独立於美国其他的学术机构之外。其源起可以追溯至二次大战以前。这些特点都和美国境内绝大多数的研究机构不同。哈佛大学的蒙古学研究以Cleaves与Mostaert两人为中心。Cleaves曾获得奖学金前往巴黎追随伯希和学习，1941年由於战争被迫回美，获得博士学位後於1946年进入哈佛大学远东语文系，该系後於1972年更名为东亚语言与文明系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1949年後Mostaert赴美，然而他从未担任过任何学术教职。他与Cleaves两人合作整理了许多的蒙文文书与碑铭。然而Cleaves的工作主要专注於历史语言学 (philology) 上， 似未受到Mostaert丰富的民族志经验启发，而转向研究当代蒙古历史与生活。
Cleaves培养了数名优秀的门生。其中最有天份的Joseph F. Fletcher, Jr. (1934-1984) 不幸於1984年因癌症早逝。作为东亚研究的一部分，哈佛大学的蒙古学家多半能够掌握中文与日文，这也是他们的一项优势。例如David M. Farquhar (1927-1985) 是少数能够掌握日文研究的美国蒙古学家，[25]但可惜的是其关於清代蒙古行政制度的博士论文未能出版。在Cleaves过世之後，其遗缺先後由其门生Elizabeth Endicott、[26]专研匈奴与满洲的印第安纳大学博士Nicola Di Cosmo (1957- )，[27]以及现任专研满洲的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博士Mark C. Elliott接任。[28]
另外，哈佛大学於1972年秋季成立了内陆亚洲与阿尔泰学委员会 (Committee on Inner Asian and Altaic Studies)。这是一个跨学科与领域的学程，研究范围近似於印第安纳大学的中央欧亚研究系。但是该学程并没有专职的教授，师资来自於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近东语言与文明系、人类学系、梵文与印度研究系、俄国研究系等。但自从Cleaves过世，其後继者Elizabeth Endicott离开哈佛大学之後，迄今该学程并没有从事蒙古学研究的教授。
在这波美国蒙古学兴起的浪潮中，蒙古族学者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Jagchid Sechin。他於1949年随着国民政府一同来台，并且在国立政治大学复校後出任首任边政研究所所长，建立了台湾的蒙古学研究传统。後於1972年赴美，於杨百翰大学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任教，并且与Paul Hyer教授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他在美国出版了《蒙古文化与社会》、[29]《一位活佛的传记 : 末代甘珠尔瓦?呼图克图的自述》、[30]《长城沿边的和平、战争与贸易：两千年来游牧民族与中国的互动》、[31]《末代蒙古王公：德王的一生及其时代 (1902-1966) 》等书。[32]另外，其《蒙古学论文集》也於1988年出版。[33]这些书多半都有中文版。他也是在美国学界最活跃的蒙古族学者之一。
在二次战後，部分卡尔梅克蒙古难民也在美国纽泽西州落脚。其中最出名的学者是Arash Bormanshinov (1922- )。他编着了《卡尔梅克语手册》。[34]另外也发表了数篇关於卡尔梅克蒙古人的论文。
前述的几所美国大学，包括了华盛顿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哈佛大学、西华盛顿大学，以及杨百翰大学，基本上就是1970至80年代的美国蒙古学中心所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哥伦比亚大学 (Columbia University)。1950年代末期，美国政府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乌拉尔-阿尔泰学研究计划，但是由於经费不足，随即於1962至63年停办，并且转移至印第安纳大学。原先在哥伦比亚大学的John C. Street到了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语言学系服务至退休。[35]自始至终，哥伦比亚大学从未建立过独立的蒙古学学程。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的蒙古学者包括了Henry Serruys与Morris Rossabi。Henry Serruys与Mostaert一样都是天主教圣母圣心会 (C. I. C. M.) 的神父。Serruys於1955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主要研究明代蒙古史。 [36]Hangin在赴印第安纳大学前，也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至於Rossabi，他於1970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37]後来在纽约皇后学院 (Queen’s College) 与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他的研究包括了中国与蒙古史，但是其研究鲜少使用蒙文材料。[38]
综上所述，美国蒙古学在1960至1980年代取得了可观的成果。这主要是由於美国政府挹注资金，在大学成立相关研究机构。另外加上许多国外的蒙古学家与蒙古族学者移入美国的关系。[page]
肆、後冷战时期的美国蒙古学研究
然而冷战结束後，美国的蒙古学研究并没有能够随着蒙古国与中国内蒙古的开放而受益，反倒逐渐萎缩。首先是许多机构的主要蒙古学家在这个时期退休或过世，老成凋零。除了印第安纳大学以外，包括Poppe与Cleaves等人都先後过世。一方面，印第安纳大学努力维持传统的蒙古学研究以及古典蒙文与现代蒙文的教学。近年来自印第安纳大学毕业的蒙古学博士取得较大成就的，要数Johan Elverskog。[39]但在其他地方，研究蒙古学相关课题的学生与其他地区或学科的连结更为紧密。即便在印第安纳大学的其他学系 (例如人类学或历史学) 也不例外。[40]
此外，在美国仍有其他来自蒙古国、中国内蒙古等地的蒙古族学者。然而，只有极少数人最後留在美国任教，例如在麻省理工学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人类学系的Manduhai Buyandelger。[41]而曾在麦克雷斯特学院 (Macalester College) 人类学系的Naran Bilik (纳日碧力戈)，[42] 以及曾任教纽约市立大学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人类学研究学程的Uradyn Erden Bulag等人，後来也都离开美国。[43]而且这些学者多半属於特定学科 (例如人类学)，并不受美国蒙古学的传统所影响。
美国学者与国外蒙古学者的合作也仍然持续进行。例如Nicola Di Cosmo与Darijab Borjigin(达力扎布)就合作编译了有关明末清初的满蒙关系的档案资料。[44]
蒙古学在美国发展的困境，主要在於蒙古学本身尚未被广泛认可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主要是受限於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与相应的学科分类所造成的。以二次大战後所设立的研究机构为例，除了印第安纳大学以外，其他的蒙古学研究机构都是依附於东亚、近东、或俄国等区域研究之下。例如前述华盛顿大学的远东与俄罗斯研究所，以及哈佛大学的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在这种情况下，有关蒙古的语言、历史与文化缺乏专门的研究机构。而以蒙古学为专业的博士也很难在印第安纳大学之外的机构找到教职，单以印第安纳大学毕业的蒙古学博士为例，包括了Thomas Ewing、Samuel M. Grupper、William Rozycki、Bruce Lippard、Robert K. Doebler等人，都未能在美国的大学得到长俸教职。[45]印第安纳大学也是唯一一所设有蒙古文学教席的美国大学。
如果说，印第安纳大学至今是美国唯一仍然维系着二次大战後蒙古学传统的研究中心，一点也不为过。现今印第安纳大学的中央欧亚研究系仍然开设古典与现代蒙古语文课程，同时在暑期斯拉夫、东欧与中亚语言工作坊 (Summer Workshop in Slavic, East European and Central Asian Languages, SWSEEL) 中也开设有初级与中级现代蒙语的课程。原先的美国国立内陆亚洲与乌拉尔资料中心与塞诺内陆亚洲研究所也仍然持续运作中。另外，自1961年成立至今已满50周年的蒙古学会 (Mongolia Society) 也位於印第安纳大学。每年举行的中央欧亚研究研讨会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Conference) ，迄今已举行了18届，也都有蒙古学相关的小组讨论或论文。另外还有其他蒙古学相关的学术演讲与研讨会举行。可以说，印第安纳大学拥有目前美国大学中最大的蒙古学研究群。
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美国蒙古学研究中心 (American Center for Mongolian Studies, ACMS) 成立，这是一个非政府、非营利的学术教育组织。历年来资助了许多研究计画，并促进了蒙古、中国、俄国与哈萨克境内蒙古人的相关研究。然而，由於美国政府今年的预算紧缩，因此决议删减教育部有关国际教育计画，又称为标题六(Title VI)的预算，同时宣布暂停美国海外研究中心计画，这将会直接影响美国蒙古学研究中心的正常运作，对於推广美国的蒙古学来说相当不利。
不过，蒙古国政府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并且有所反应。据蒙古国立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主任Jantsan Bat-Ireedui表示，为了推广蒙古学研究，蒙古国准备资助数所美国名校发展蒙古学研究。[46]不过目前为止还没有具体的措施。
伍、当代美国蒙古学研究概况
目前美国蒙古学发展的重点，在於如何在既有的学科分野下，找到自身的着力点而持续发展。以下针对目前美国主要的蒙古学者及其近年研究动态进行介绍：
Gy?rgy Kara (1935- )，匈牙利籍蒙古学家，1961年获得匈牙利厄特沃什?罗兰大学 (E?tv?s Loránd University [ELTE]，1921年前称为布达佩斯大学) 博士，受业於着名蒙古学家Lajos (Louis) Ligeti (1902-1987) 与突厥学家Gyula (Julius) Németh (1890-1976);1967年获匈牙利科学院语言学学位候选人;1975年获苏俄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历史语言学博士。Kara教授自1964年起即任教匈牙利厄特沃什?罗兰大学内陆亚洲研究系，後移居美国，自1988年起在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担任蒙古学教授。2011年7月11日於常设国际阿尔泰学大会 (Permanent International Altaistic Conference, PIAC) 第54届年会上获颁终身成就奖。[47]其研究主要以阿尔泰历史语言学为主。近年来编着的主要作品包括了《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藏蒙文与满文手稿与雕版印刷品》、[48]《蒙古游牧民族的文书：八个世纪多以来的蒙文书写史》，[49]以及 《索南嘎拉「善说宝藏」辞典》。[50]目前正在整理其业师Ligeti教授留下的一篇有关14世纪叶门多语词汇的法文未刊稿以及其他手稿。
Alicia J. Campi (1949- )，早年於史密斯学院 (Smith College) 大学部学习远东史，并於1969年毕业，1973年获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与蒙古学硕士，1987年获印第安纳大学内陆亚洲与阿尔泰学博士，追随John Gombojab Hangin、Larry W. Moses与着名藏学家Thubten Jigme Norbu (1922-2008) 学习。[51]现任美国蒙古学会会长，以及美蒙顾问团团长与执行总监。她的研究主要是蒙古近现代史与蒙古的国际关系。其博士论文运用了美国张家口领事馆档案，讨论1915至1927年间的美国与外蒙之间的政治关系。其2009年的近作则关注於中国与俄国对於二十世纪美蒙政治关系的影响。[52]
Christopher P. Atwood (1964- )，1986年毕业於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受Cleaves与Fletcher启发对蒙古学的兴趣。1994年获印第安纳大学内陆亚洲与阿尔泰学博士，受业於Gy?rgy Kara与Larry W. Moses。现任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其研究兴趣广泛，但主要集中於内蒙古近代史与蒙古帝国史。其代表着作为《内蒙古过渡时期(1911至1931年)的蒙古青年与保安队》，[53]以及《蒙古与蒙古帝国百科全书》。[54]预计近年内出版三本专着，包括了：1) 《圣武亲征录》的英译本与文本研究;2) 《部族的幻象：中亚的可汗、草场与家族》 (The Tribal Mirage: Khans, Pastures, and Families in Central Eurasia);3) 论文集《从儒家文化到世俗革命：内蒙古通往中国共产主义之路》 (From Confucian Culture to Secular Revolution: Inner Mongolia’s Path to Chinese Communism)。
Robert W. Montgomery，1994年获印第安纳大学历史学博士，副修东亚研究与蒙古学。[55]现任鲍德温-华勒斯学院 (Baldwin-Wallace College) 历史系副教授，教授俄国史。其研究主要关注俄国治理布里亚特蒙古的政策。其近作《沙俄晚期与苏联初期的民族与文化政策：布里亚特人与其语言》於2005年出版。[56]
Johan Elverskog (1968- )，分别於1995年与2000年获印第安纳大学内陆亚洲与阿尔泰学硕士与博士。[57]现任南美以美大学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宗教研究系教授，专研清代蒙古与佛教史，最近的研究关注佛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历史互动。近年来出版的作品包括了《畏兀儿文佛教文献》、[58]《我大清：中华帝国晚期的蒙古、佛教与国家》、[59]与《丝路上的佛教与伊斯兰教》。[60]译注则有《珍珠念珠》、[61]《宝明经：十六世纪的阿勒坦汗与蒙古》。[62]
Peter K. Marsh，2002年获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博士。现任加州州立大学东湾分校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East Bay) 音乐系助理教授，教授民族音乐学与音乐史。[63]其研究领域为蒙古民俗与流行音乐。其博士论文《马头琴与蒙古传统的再想像》已於2009年出版。[64]另外，他也关注蒙古的嘻哈 (Hip-Hop) 流行音乐。[65]
Katherine Metzo，2003年获印第安纳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任北卡罗莱纳大学夏洛特分校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rlotte, UNC Charlotte) 人类学系助理教授。其研究领域为经济人类学与应用人类学。其博士论文研究布里亚特蒙古人的家户、资源与经济转型。[66]
Timothy May (1971- )，1996年获印第安纳大学内陆亚洲与阿尔泰学硕士，[67]2004年获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历史学博士。[68]现任北乔治亚学院与州立大学 (North Georgia College & State University) 历史与哲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其研究领域为蒙古帝国军事史。近年来出版的作品包括了《蒙古的战争艺术》[69]以及《蒙古的文化与习俗》。[70]
Melissa Andrea Cakars，2008年获印第安纳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费城圣约瑟夫大学 (Saint Joseph""""""""s University in Philadelphia) 历史系助理教授。其博士论文为〈做为布里亚特人：西伯利亚的苏维埃现代化〉。[71]她认为布里亚特蒙古人并非如过去所认为的是苏联政策下的受害者，反而是苏维埃现代化运动中的主动参与者。不过根据笔者的私人通讯，她倾向认为自己是欧亚研究者，而不仅仅只是蒙古学者而已。
Sarah Combellick-Bidney，2009年获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奥斯堡大学 (Augsburg College) 政治学系助理教授。其博士论文研究当代蒙古的竞争发展与全球化。[72]目前研究兴趣在於世界上不同社群对於全球化、发展与不平等的应对之道。
以上，为目前活跃於美国学界的蒙古学者代表。以下，本文也略为介绍美国的青年蒙古学者：
Brian G. Bauman，2005年获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博士。[73]其博士论文经修改後於2008年出版。[74]其研究关注於蒙古佛教经典中的占星术与占卜，同时比较了佛教与西方的时间观。相对於希腊时代以降至启蒙时代的西方绝对时间观念，佛教认为瞬间 (instant) 与持续期间 (duration) 是有所不同的。而这两种对立的时间观影响了後世的科学概念，以及传统数学、治疗、仪式与巫术等等。目前研究主题为《蒙古秘史》中的占星术知识，以及但丁《神曲》中对於蒙古的认识。
Katherine Petrie，2006年获印第安纳大学人类学博士。其博士论文研究当代蒙古那达慕盛会典礼的变迁。[75]即便政治制度不断改变，每年一度的夏季那达慕盛会总是成为蒙古政府合法性的展示场合。因此那达慕盛会是观察蒙古政治社会变迁的极佳场合。
Mikael Adrian Thompson，2008年获印第安纳大学语言学博士。其博士论文研究喀尔喀蒙古标准口语中的隐藏鼻音n之语尾变化。[76]目前研究主题为清代蒙文文献中的满语成份。
Tristra Newyear (1974- )，分别於2004年与2010年获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硕士与博士学位。其硕士论文研究喀尔喀蒙古首位剧作家Sonumbaljiriin Buyannemekhü的《近年历史大纲》，又称《办事大臣三多》。[77]其博士论文研究布里亚特蒙古人的草根戏剧。在20世纪初，从伊尔库茨克 (Irkutsk) 到赤塔 (Chita)，有许多草根剧团纷纷出现。戏剧成为布里亚特蒙古人表现其生活、观念与审美的主要方式，同时也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运动，并透露出布里亚特蒙古人对於未来的远景。[78]
Andrew E. Shimunek，2007年获印第安纳大学语言学与中央欧亚研究硕士。其硕士论文研究契丹文的重建以及晚期中古汉语的音韵学。[79]目前就读於印第安纳大学语言学与中央欧亚研究系博士班，研究方向为鲜卑语与契丹语的关系。
Leland Liu Rogers (刘立伦，1972- )，2008年获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硕士。其硕士论文为《成吉思汗黄金史纲》的译注，经修改後於2009年出版。[80]目前就读於印第安纳大学人类学与中央欧亚研究系博士班，未来的研究将从基因学探讨蒙古民族的起源。
Udaanjargal Chuluunbaatar (1976- )，2009年获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硕士。她与Leland Liu Rogers为夫妻。其硕士论文为《青史》的译注，[81]预计近年内由德国Harrassowitz Verlag出版社出版。现就读於蒙古国立大学历史系博士班。
Alice W. Seddon，2009年获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硕士。其硕士论文研究十九世纪末喀尔喀蒙古Sedbazar?n Luwsandodow的文学作品。[82]Luwsandodow曾於1897年任外藩蒙古札萨克图汗部的协理将军。惜因病而未能继续博士学业。
Teresa Nichols，2009年获匹兹堡大学人类学硕士，现就读於印第安纳大学人类学博士班。博士研究方向为当代蒙古的文化遗产与国际非营利组织。其研究探讨蒙古国内的文化组织如何与国际非营利组织共同塑造蒙古的文化传统。
Roberta Charpentier，2010年获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硕士，现任美国蒙古学研究中心驻乌兰巴托办事处主任。其硕士论文研究现代蒙古国文字改革之所以成功的因素，并且讨论了在全球化浪潮影响下，蒙古国内部关於使用息立尔字母 (Cyrillic script) 与拉丁字母之间的争论。[83]
蔡伟杰，2005年获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硕士，[84]2010年获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硕士。现就读於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博士班。主要的关注点为蒙古与满洲史。研究主题包括了族群暴力、殖民主义与历史人类学。目前研究方向为18世纪的蒙古史学、知识份子与认同。
Devon Dear，现为哈佛大学内陆亚洲与阿尔泰学委员会博士候选人，其博士论文研究主题为清末民初 (1861-1921) 蒙古牧民的分类与犯罪。
Jonathan Schlesinger，现为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联合学程 (PhD in History and East Asian Language) 博士候选人，主要以满文档案研究清代蒙古环境史。自2012年秋季起，任印第安纳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
另外还有一些在美国的蒙古籍学者，包括了：
Tserenchunt Legden，蒙古人文学大学硕士。长期从事蒙语教学。现任教於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担任蒙语讲师。并编着有《您好吗?蒙语教科书》 (Sain baina uu? Mongolian Language Textbook)，共分初级、中级与高级三册，也是广为流传的蒙语教科书。
Saruul-Erdene Myagmar，语言学博士，曾於蒙古国立教育大学教授现代蒙语形态学以及蒙古语文史。後来在维吉尼亚州 (Virginia) 的阿灵顿 (Arrington) 建立了蒙古文化中心。目前任职於美国国会图书馆，从事蒙文书籍的编目工作。[page]
陆、结语
本文简短回顾了美国蒙古学的学术传统，并且对近年来的美国蒙古学与蒙古相关研究进行了概述。即便许多从事蒙古相关研究的学者很难被归类为蒙古学者，但是他们的工作仍然值得我们借镜。因此本文仍旧希望能够将美国蒙古学相关研究整体趋势呈现出来。
简而言之，美国蒙古学研究的传统始於二次大战后。二次大战后前往美国避难的欧洲的蒙古学家及中国的蒙古知识份子成为了美国蒙古学发展的先驱。再加上美国政府挹注资金，在大学成立相关研究机构的缘故，美国蒙古学在1960到1980年代间取得了可观的成果。然而冷战结束後，美国的蒙古学研究者老成凋零，缺乏资金，加上蒙古学受限於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与相应的学科分类，本身尚未被广泛认可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至於美国蒙古学研究没有能够随着蒙古国与中国内蒙古的开放而受益，反倒逐渐萎缩。
由前述简介可知，目前除了持续既有的蒙古帝国史与相关阿尔泰学研究外，美国蒙古学的发展趋势在於：
(1)以藏传佛教为主题，与内陆亚洲佛教文化圈和佛教研究建立紧密联系。代表学者包括了前述的John Krueger、Gy?rgy Kara、Christopher Atwood、Morris Rossabi、Timothy May、Brian G. Bauman、Andrew Shimunek、Leland Liu Rogers等人。
(2)以中国近现代边疆史为主题，与东亚研究进行连结。例如Alicia J. Campi、Christopher Atwood、Alice W. Seddon、Devon Dear 、Jonathan Schlesinger，与蔡伟杰等人。
(3)以社会主义发展为主题，与俄属中亚研究结合。代表学者包括了前述的Robert A. Rupen、Iveta Silova、Gita Steiner-Khamsi、Melissa Andrea Cakars、Sarah Combellick-Bidney，与Tristra Newyear。
(4)以俄国境内的蒙古人为主题，与俄国研究进行结合。代表学者包括了前述的Robert W. Montgomery、Katherine Metzo、Melissa Andrea Cakars与Tristra Newyear。
(5)以丝路为主题，探讨中国与内陆亚洲的文化交流史。譬如Johan Elverskog。
(6)以当代蒙古为田野地点，开展蒙古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实地研究。例如Peter K. Marsh、Sarah Combellick-Bidney、Katherine Petrie、Teresa Nichols、Roberta Charpentier。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