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2012年，中日关系迎来的却是日本对钓鱼岛的所谓“国有化”以及中国的强烈反制，双边关系急转直下，陷入前所未有的恶化局面。事实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影响中日关系的各种问题频出，中日关系也因此屡遭波动，早已呈现出发展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中日政治关系，在此期间中日经济关系反而获得长足发展，从而使中日关系具有一种显著的政治—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特征。
尽管决定中日关系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包括了历史的、现实的、甚至突发的种种因素，但基于长期的观点，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相比其他因素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了现在和未来的中日关系。本文将选取政治与经济这两个基本变量，采用一种政治分析与经济分析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和方法，通过对近20年来中日关系的经验观察，尝试建立一个可能的分析框架，用以解释上述中日关系的政治—经济非均衡发展，同时解释中日关系对理想状态（尽管“理想状态”一词本身就很难理想地界定，也许可以用“在竞争中达成妥协的均衡状态”来表述）的偏离，在目前给定的约束条件下，探寻回归理想状态的可能路径。
在中日之间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战争结束近30年后，才迟迟于1972年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不仅如此，中日邦交正常化并非日本的主动选择，而是美国改变对华战略产生的国际效应之一，也是由当时中国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的地位决定的。对于两个有着百年恩怨，深层的历史问题并未获得实质性解决，又处于同一地缘政治板块上的国家来说，中日之间根植于普遍的历史共识和社会心理的真正意义上的和解，并非如邦交正常化那样简单。就这一点而言，两个国家和解的“中日模式”，显著不同于“德法模式”，从而使得中日关系的发展也明显不同于德法关系的发展。不仅如此，其对各自所在区域的影响和作用也大相径庭：德法和解对地区安全与稳定、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中日和解并未起这种本来应该起到的作用。由此可以认为，中日模式下的邦交正常化，本身具有脆弱的一面，潜伏着日后中日关系出现种种问题的可能性，集中地表现为政治与经济的非均衡发展。
虽然中国和日本在1972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但大规模的中日交流却始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国由封闭的计划经济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过渡，为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制度条件，还曾有过一段“中日友好”的岁月。那时中日关系的突出特征是什么？中国是一个政治大国，但是一个经济弱国，日本恰好与中国相反，是一个政治弱国，却是经济大国。因此，中日关系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政治大国与经济大国之间的交流关系，第二个特征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交流关系。
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上两个特征开始淡化，意味着原有的中日关系格局已经被打破。首先，在历经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以后，仅就经济总量的绝对规模而言，中国已经不仅是一个政治大国，还跻身为经济大国；其次，日本在国际舞台上已经不满足于仅为经济大国的地位，跃跃欲试充当政治大国的角色。中国和日本都力图改变自己强政治—弱经济、强经济—弱政治角色定位的国家转型，使两国间的互补型关系演变为竞争型关系，最终导致在东亚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两个大国并立的现象。但成熟的大国关系的形成有待时日，两国之间的碰撞和冲突，在新一轮中日关系磨合期结束前将不可避免。
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东亚地区的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与其他国家特别是日本形成竞争关系，甚至如日本学者高原明生所说的那样，将“导致两国政治和战略冲突的出现”①，从而深刻地影响到东亚国际关系格局。因此，中国崛起的过程恰与中日关系中政治与经济日益失衡的过程保持了时间上的一致性，这并不是偶然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政治和经济这两个决定中日关系走向的基本领域中，政治关系不断走低，经济关系则持续升温，概括中日关系这一显著特征的一个广为人知的词汇，就是“政冷经热”，这已成为一个典型化事实。
中日关系的这种变化，不是单纯的短期波动，而是一开始就呈现出一种长期趋势，具有不同寻常的深刻性。因此，日本学者毛里和子判断：中日关系在1995-1996年前后进入了“结构性变动期”，在这一“新阶段”，中日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同时在政治、经济、战略上的竞争也在不断加剧，两国之间彼此猜疑，产生了深刻的“不信任感”。②为了更好地理解中日关系的政治—经济非均衡发展，指出下述历史的经验事实是非常重要的。1996年，日本开始就中国的台湾海峡军事演习问题、核试验问题、西藏问题等发难，中日政治关系迅速走向低谷。与此同时，中日经济关系仍然稳步发展。而在中日经济关系中，官方行为和民间行为可谓大相径庭。前者，如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日益政治化，甚至附加了人权条款，进入21世纪后更是大幅度减少，最后走向终结；后者，如日本对华贸易、对华直接投资，总体上并没有受政治的影响，规模反而不断扩大，一直持续到钓鱼岛危机发生.
图1和图2分别显示日本对华贸易、对华直接投资的长期变化。从中不难看出，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随着中国日益成为在世界经济中占重要地位的经济大国，中日间的贸易和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其间不能说没有波动，比如1996年，日本的对华贸易、投资均开始滑坡，特别是投资大幅度减少。但是，与其说这是受中日政治关系紧张的影响，毋宁说在更大程度上是经济因素导致的。这一期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日本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之中，深刻地影响了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活动。进入21世纪，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活动实现了更大规模的迅速发展。令人意味深长的是，其中小泉内阁时期（2001-2006），日本对华进出口贸易、直接投资急剧扩大。而事实上，这一时期是钓鱼岛危机之前中日政治关系最坏的时期。表现之一是，从小泉首相于2002年参加博鳌亚洲论坛，直到安倍首相2006年的“破冰之旅”，中日两国之间的首脑互访中断。可以说，中日关系的政治—经济非均衡发展，在小泉内阁时期得到最典型的体现。
以上的经验观察表明，中日关系的政治—经济非均衡发展已经长期化，包括后小泉时代中日关系的有限改善，以及民主党上台后外交政策的调整，并未从实质上改变中日关系的政治—经济非均衡发展态势。接下来将尝试从政治家与企业家行为的目标函数差异，及其在中日关系上表现出来的理性冲突的角度，解释中日关系的政治—经济非均衡发展的长期化这一国际关系史上少有的现象。
二、政治家理性与企业家理性的冲突
中日关系的政治—经济非均衡发展，说明存在帕累托改进，即在良好的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存在政治关系的改善空间，直至恢复到中日关系的政治与经济高水平均衡，即政治与经济“双热”。但事实是，这种非均衡发展持续已近20年，恢复到高水平均衡并非易事。不仅如此，钓鱼岛危机发生后，中日关系反而呈现滑向低水平均衡之虞，即政治与经济“双冷”。如果从理论上探究其深层次原因，可以发现：中日关系政治—经济非均衡发展，与现象背后的人的行为有关，或者说与行为主体的行动选择有关。中日政治关系的行为主体，是中日两国的政治家，而中日经济关系的行为主体则是中日两国的企业家。接下来将基于理性行为模型的判断，分别考察政治家和企业家这两个行为主体的行动选择，及其对中日关系政治—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影响。
在展开进一步分析前，首先需要在一般意义上阐明政治家和企业家的基本行为特征。政治家、企业家分别属于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政治学主要研究人在公共舞台上的行为，而经济学则主要研究人在市场上的行为。政治学通常假定政治家追求公共利益，经济学则假定所有人都追求个人利益。不难看出，在传统研究范式中，决定政治家和企业家行为的动机在不同的研究领域是割裂的。但是，在公共选择理论于20世纪40年代末产生并使公共选择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之后，这种传统研究范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们可以把公共选择定义为是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学研究，或者简单地定义为是把经济学运用于政治科学的分析。就研究对象而言，公共选择无异于政治科学：国家理论，投票规则，选民行为，党派，官僚体制等等。然而，公共选择的方法论却是经济学的。与经济学一样，公共选择的基本行为假设是，人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③在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范式中，政治家和企业家的行为被纳入了一个统一的经济人的分析框架，无论是政治家的政治行为还是企业家的经济行为，都受自利动机的支配，在理性这一点上获得了同一性。
以上关于政治家、企业家及其行为的一般意义上的分析，将会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中日关系中政治—经济非均衡发展的成因。我们通常接触到的知识以及基于这种知识进行的判断认为，政治和经济是分不开的，这几乎已经成为常识，但政治和经济确实往往是按照不同的逻辑运行的，原因在于其背后的行为主体的行动选择是不同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在理性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但政治家和企业家的目标函数是不同的，政治家追求的是包括当选、维护其统治等在内的政治租金最大化，企业家追求的则是利润最大化。政治家与企业家的这种决定其行为的动机的差异，对中日关系演进产生了重大影响。
政治家的理性表现为追求政治租金最大化，无论在有选举制还是在没有选举制的政治制度条件下，民意基础对政治家来说都是至为重要的，直接关系到他的政治租金的租值增大或者租值耗散。因此，政治家往往功利性地迎合或者屈从民意，以巩固自身政府的合法性。
小泉首相在其执政期间的政治行为，就支持了上述论点。之所以以小泉作为案例进行分析，仅仅是因为在小泉内阁时期，中日关系的政治—经济非均衡发展体现得最为典型。实际上，所有政治家在政治家理性和行为模式上与小泉并无二致，有的仅仅是通过具体的政治行动表现出来的程度上的差异。小泉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一意孤行，对中国态度强硬，应视为在日本民族主义日趋强烈的政治氛围中，以特立独行的姿态和新保守政治的旗号，追求政治租金的最大化。“小泉首相在任期间每年参拜靖国神社恶化与邻国的关系，与其说是本人一贯的立场，莫如说出于营造有利于构建日本战时法律法规体系的政治氛围的需要。”④实际上，小泉迄今已经成为战后日本第二位长期执政的首相，这一点部分地诠释了日本民族主义与小泉上述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当然，小泉在获取政治租金的同时，也付出了相应的政治成本，导致了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恶化，增大了日本“入常”的不确定性，引起了对中日之间
的政治趋冷威胁到经济关系的担心。这些在当时就招致了在野党和利益集团的批评，所以才有后小泉时代的中日关系的调整。但是，基于上述的论点观察，中日关系的政治—经济非均衡发展态势并未获得实质性的扭转。
中日关系的政治—经济非均衡状态长期持续，其后果是今天中日关系前所未有的恶化，使邦交正常化以来历经艰难曲折积累起来的中日关系成果几近毁于一旦。最让人担忧的是，在中日政治关系趋冷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钓鱼岛危机发生后，中日两国都出现了比以往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浪潮。各种调查表明，两国人民对彼此的好感度在不断下降，说明中日两国互信递减，以至已经出现了互信赤字。在这种情况下，中日两国的政治家都很难不为受到民族主义影响的舆论和民意所左右，从而在改善中日政治关系上难以有所作为。
（二）企业家的行动选择使中日经济关系趋热
资本的趋利性往往是摆脱政治约束的最大力量。在开放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中日两国政治关系的紧张，未能阻挡中日两国经济合作持续扩大的基本趋势，这是因为中日两国的市场对双方的企业家和投资者是有利可图的。这也正是形成中日关系政治—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动力所在。
和任何双边经济关系一样，中日经济关系并非没有波动，由于中日关系的政治—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特殊性，其波动不乏政治因素的影响，但主要还是经济因素本身的影响，所以中日关系的政治—经济非均衡发展才会长期持续。从另一角度观察，在中日关系政治—经济非均衡发展最为典型的2004年，中欧、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额一度超过了中日贸易，日本作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被欧盟和美国所取代。但是，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中日关系政治—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基本格局。只要中日经贸关系继续与中美、中欧经贸关系共同构成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三大板块，中日间的大规模经济交流就可持续。事实上，中日经济关系，也并没有像中日政治关系那样大起大落，从总体上说一直处于良好态势。据中国商务部统计，在钓鱼岛危机前的2011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1160.11亿美元，同比增长9.72%，其中日本的投资在所有国家中居第一位。不仅如此，日本与中国双边货物贸易额达到3030.6亿美元，增长30.6%。其中，日本对中国出口1496.9亿美元，增长36.6%，占日本出口总额的19.4%，提高0.5个百分点；日本自中国进口1533.7亿美元，增长25.2%，占日本进口总额的22.1%，下降0.1个百分点。日本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为36.8亿美元，下降71.6%。截至当年12月，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地。
就经济总量而言，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不断增大，同时面临增长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一般认为，中国经济10%的高速增长时代已经结束，但7%左右的相对中高速增长还将持续，特别是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远没有完成，无论是消费需求还是投资需求，对世界经济仍然具有重要的牵引意义、特别是市场意义。这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上任何一个重要经济体来说都不是不重要的。日本的企业家和政治家是理性的，也会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但正如前面说过的，企业家和政治家虽然在理性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但他们的目标函数是不同的，因此在中日关系上企业家理性与政治家理性起了冲突，企业家理性使中日经济关系趋热，而政治家理性却使中日政治关系趋冷，这两种理性的冲突，就使得中日关系的政治—经济非均衡发展成为现实并长期化了。
三、企业家理性的一个案例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到，是企业家理性以及由此决定的行动选择，使中日经济关系避免了受中日政治关系的负面影响而滑坡。中日关系的政治—经济非均衡发展，是由政治家理性与企业家理性的冲突导致的，但与政治家理性不同，企业家理性在其中的作用是阻止这种非均衡发展走向低水平均衡，从而在一个长时期、甚至在中日关系面临危机的紧要关头，仍然起到了维系中日关系相对稳定的作用。下面将通过案例说明这种企业家理性的重要作用。
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购买”钓鱼岛后，十数日内在中国众多城市陆续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抗议游行示威，一些地区场面失控，出现了打、砸、烧等非法暴力行为。抵制日货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购买日货的风险提高，对一些流通业、制造业领域的日资企业造成了很大冲击。当时以及随后一段时期里，日资企业的生产、销售活动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同样波及了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日资企业。为此，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就中日关系恶化对开发区经济的影响这一问题，采取问卷调查和企业专访的方式，进行了共同调研。调研对象为开发区的日资企业，涵盖了汽车、电子、石化、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金融、商贸、物流等具有较高代表性的行业。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始建于1984年，是首批国家级开发区之一。调研当时，开发区共有日资企业202家，占全部外资企业数的12.9%，累计投资43.6亿美元，占全部外商投资总额的13.3%，主要分布在汽车、电子、装备制造、石化、食品、生物医药以及新能源和新材料等领域，其中汽车产业占重要地位，其产值占比高达86.7%。在中日关系恶化前，日资企业经营绩效良好，规模以上日资企业平均利润为4200万元、税收为5400万元，超过外资企业平均利润1900万元、税收2000万元的水平，更远超全部企业平均利润609万元、税收616万元的水平。2005年以来，日资企业税收一直位列第一，远远高于其他外资企业，2011年度达112.57亿元，占全区税收的31.98%。⑤
在大规模抗议示威游行发生后，天津开发区92%的受访日资企业表示已经受到影响或即将受到影响，其中已经受到影响的日资企业将近一半。在已经受到影响的日资企业中，制造型企业占比（50%）显著高于服务型企业（30%）。特别是汽车及相关企业受影响最为严重，有83%的受访企业表示已受影响，另有13%的企业表示将会受到影响。这些日资企业受到的影响，首先来自于销售领域，特别是汽车及相关企业，不仅陷入销售困境，生产活动也受到影响，多达26%的企业减产或停产。
在中日关系恶化，开发区日资企业面临严峻的销售、生产困难的形势下，企业家的行为选择充分体现出企业家理性。根据调查，近九成的日资企业表示不会因为中日关系恶化而调整既定的对华战略，做出撤资回国安排的企业一家也没有，相反有15%的企业表示将继续扩大在华投资规模（参见表1）。
应该指出的是，在天津开发区没有发生南方一些省市出现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更没有出现过激行为，总体形势稳定。日资企业普遍反映，除了生产和销售受到冲击外，没有受到人身安全、职工对立以及过激行为的影响，心理负担相对较轻，尤其是分别在天津开发区和南方一些省市设立分公司的同一家日资企业，回答更是这样。上述日资企业的企业家行为选择，会受到开发区总体稳定环境的积极影响，但更重要的还是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市场前景的判断，留在中国继续经营、甚至扩大业务规模对企业是有利的。
这些日资企业所在的开发区，日资比重高，这是由在华外资的区域分工、开发区的区位优势决定的，也是历史形成的，不仅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等直接投资环境，还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在既往中日关系政治—经济非均衡发展的过程中，这些日资企业并未因中日政治关系的走低而终止对企业利益的追求，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绩效。日资企业的税收自2005年以来始终位居第一，产值于2009年超过韩国后也始终位居第一。在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导致中日关系骤然恶化之际，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这些日资企业的企业家理性再次体现出来。
在调研中发现，日资企业对并非由中日关系恶化导致的一些影响未来投资战略的因素表现出相当的担忧，甚至超过对中日关系恶化的担忧，集中体现在雇用问题上。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中，43%的受访企业担心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与此相关，28%的企业担心招工不足，18%的企业担心劳资冲突，三者合计占比接近90%。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种担心是具有普遍性的，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已经成为影响日资企业对华投资战略的首要因素，而中日关系的影响并非决定性的。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的确可以观察到企业家理性与政治家理性的差异。
四、构筑中日关系的“底层结构”
中日关系的政治—经济非均衡发展，在钓鱼岛危机发生以后，似乎正在走向低水平均衡，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变化。据报道，2012年度日本对美出口额时隔两年转增，同比增长10.4%，对华出口则减少9.1%，为连续两年下降，美国替代中国成为日本第一大出口对象国。2012年日本对华投资还多于对东盟国家投资，但到2013年发生了逆转，对东盟国家投资扩大至对华投资的2.6倍。根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4年1至10月日本实际对华直接投资36.9亿美元，同比减少42.9%。这种变化的出现，中日关系恶化等政治因素的影响的确不可忽视，但更主要的应该还是中国经济减速、劳动力成本上升、制造业产能过剩等经济因素的影响。实际上，同期美国、欧盟28国、东盟的对华投资也分别同比下降了23.8%、16.2%和15.2%。
在中日关系高度僵持中传来的好消息是，2014年11月7日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同来访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举行了会谈，双方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达成了“四点原则共识”，之后的11月1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了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尽管很难通过中日两国首脑的一次会见就化解目前两国的僵局，实际上中日对“四点原则共识”中的“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这一表述的解读差异很大，但毕竟中日关系将可能由此迈出走向有限改善的第一步，特别是双方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将会有效规避中日之间因领土争端而发生不测事态的风险。其后中日关系并没有获得超越这一范围和程度的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经济非均衡发展仍将有可能长期持续下去。
目前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以及亚投行的发轫，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国和日本国家之间的竞争将开始在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层面上展开，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两国企业之间的交易将会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更多的投资机会。在日本政治家和企业家的眼中，“一带一路”可能具有非常不同的含义，这正是由政治家的目标函数和企业家的目标函数的差异决定的。因此，从特定视角观察和判断，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将不会在实质上改变中日关系的政治—经济非均衡发展态势。
目前中日关系的僵局尚未得到有效化解，中日关系中的政治与经济的高水平均衡不可企望，而低水平均衡又应该尽量避免，那么非均衡状态就成为一种次优选择。它在这里的含义是，政治与经济分离，不要让中日政治关系损害到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进而双双跌入谷底，特别是目前日本正致力于摆脱长期通缩的困扰、中国经济转入“新常态”之际，经济合作与交流对两国的重要性都比以往更为提高。中日关系的改善，哪怕是有限改善，都会增大两国居民的福利水平，因此两国居民都会期待政府进一步有所作为，使中日关系回归正常状态。
言及于此，我们马上会面临一个国际关系中常见的悖论：通常只能委托政府来改善两国关系，但政府恰恰是两国关系恶化的原因。正是由于存在这种悖论，我们认为构筑中日关系的“底层结构”同样是重要的，而且这是在目前中日关系政治—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约束条件下，使中日关系回归到相对正常状态的一条始终在发挥作用的现实路径。
“底层结构”的含义是，相对国家层面上的中日关系的宏观运行机制，企业和个人层面上的中日关系的微观运行机制。底层结构的行为主体，不是政府而是企业和个人，不是基于政治家理性而是基于企业家理性和个体理性。底层结构将是一种稳定结构，在中日关系紧张甚至出现急剧恶化的态势时，可以起到缓冲、润滑的作用。
构筑一个底层结构的必要性在于，在中日关系恶化、政府之间妥协空间缩小、回旋余地有限的情况下，一个良好的底层结构，能减弱双方民众的对立情绪，维系双方民众之间的交流，民间利益集团的诉求所形成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加速双方走向缓和的作用。构筑一个底层结构的必要性还在于，有助于化解民族主义情绪。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整个东亚民族主义势力的抬头，具有相当的危险性。历史的经验表明，在战争与和平之间进行抉择的紧要关头，民族主义激起的大众狂热，往往会形成左右局势向悲剧方向发展的力量。一个良好的底层结构，意味着两国之间经济生活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更频繁的人员往来，更多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为双方的商务往来和文化交流提供更好的人文环境，民族主义势力将会因此受到遏制和削弱。在目前中日关系的紧张格局仍然持续的条件下，构筑底层结构，就成为拉动中日关系回归理想状态的一个可供选择的路径，为中日关系趋向在竞争中达成妥协的均衡奠定大众心理基础。
构筑中日关系的底层结构，不仅具有必要性，也具有可行性。之所以能得出这种判断，是基于历史的、现实的、经验的观察。
第一，1949-1972年是中日关系史上的“无邦交时代”，但中国展开了积极的对日工作，中日两国各界人士的往来、文化交流以及以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个人名义推动的民间贸易，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条件下，竟然都发展到相当规模，起到了一种“以民促官”的作用，为最终恢复邦交正常化奠定了民意基础。其实，这就是一种“底层结构”的作用。历史的经验可以借鉴。
第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日本完成了由后发经济向工业化经济的过渡，原来的供给约束型经济也随之转变为需求约束型经济。目前日本已经是成熟的经济社会，又长期陷于通缩局面，需求—市场因素成为制约增长的瓶颈。而中国处于向工业化经济过渡的高峰时期，尽管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两位数的超高速增长时期已经结束，开始进入了相对中高速增长时期，需求约束的压力加大，但是中国的工业化、特别是城市化远未结束，相对而言众多产业部门的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仍然是大的，加上收入不断提高的庞大的消费者人口，需求收入弹性的微小变动都会引致庞大的市场需求。仅就这一点而言，与既往相比，只会发生程度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变化。这是在历经了中国大规模的抗议日本侵犯钓鱼岛主权的示威游行、甚至遭受极端行为造成的损失后，在华日资企业总体上没有改变战略，仍然在等待、观望、坚持的原因所在。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日资企业对底层结构的需求增大，反而易于构筑底层结构。
第三，前面已经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日关系即进入了政治—经济非均衡发展阶段，并且一直持续到钓鱼岛危机发生。必须看到，中日之间的大规模经济交流，以及中日经济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种政治—经济非均衡发展过程中实现的，证明中日关系的底层结构是有现实基础的。中日关系不可能像目前这样永远僵持下去，除非爆发战争，否则最终会走向有限改善。只要这种局面出现，目前中日关系走向低水平均衡的趋向，就会重新回归到作为次优选择的政治—经济非均衡发展的路径，这是由资本的趋利性决定的。先行构筑底层结构，将有助于这种转变，并为更长时期的“在竞争中达成妥协”的中日关系奠定有效的微观基础。
构筑一个中日关系的底层结构并使之发挥作用，中日两国政府、居民都可以利用，并且这种利用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这就使“底层结构”带有国际公共产品的性质。但是，“一般说来，区域性公共产品得不到有效供给，而且供给者的成本高昂。”⑥困难主要来自于，区域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要求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协作并采取共同行动，在两国关系恶化之际尤其难以做到这一点。但是，企业和个人跨越国界的交易、投资、消费却能起到抵消这些困难的作用，说明底层结构还能有效地弥补区域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如果这种底层结构进一步拓展，受益者不限于中日两国的居民，而是使东亚域内所有国家及其居民都受益，那么它就会成为涵盖整个东亚区域的国际公共产品。中日两国的企业家、民间有识人士、媒体都应有意识地承担起构筑中日关系底层结构的责任，实际上也就是从点做起，产生示范效应，成为整个东亚区域底层结构的初始、有效的构成部分。与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国际协议、合作机制等有形的区域国际公共产品相比，底层结构虽然是无形的，但更直接地体现出东亚区域内居民的心理感受，蕴涵着多元文化及其相互理解，对东亚的和平、稳定、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注释：
①高原明生：《日本视角下的中国崛起和东亚秩序》，载朱峰、罗伯特·罗斯主编：《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5页。
②毛里和子：《中日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徐显芬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13-114页。
③丹尼斯C.缪勒：《公共选择理论》，杨春学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4页。
④李秀石：《日本新保守主义战略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年，第6页。
⑤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近期中日关系对开发区经济的影响》，2012年。
⑥安东尼·埃斯特瓦多道尔等：《区域性公共产品：从理论到实践》，张建新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4页。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