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简要勾勒了世界资本主义地缘政治构成的不同方面，以及对全球系统性危机的概念解读。这场危机涉及债务、征占和“新宪政主义”等问题。这些解读不仅凸显了人类正在面临的一系列矛盾、疑问与潜在可能性，而且与创造我们的共同未来息息相关。
一、市场文明的地缘政治学
伴随着左翼力量在地缘政治上的削弱，近三十年来世界经历了一场显著且真实的权力重构。这反映在资本与财富加速集中于占世界人口极小一部分人的手中，进而构成一种全球性的财阀统治，其背后是一个主要依据资本利益行事的统治阶级。
现今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中大部分关键性部门正在加速聚集资本，例如媒体、计算机、能源、医药、汽车制造、金融等行业。曾经的国有或公共性质的企（事）业单位在公共物品、公共知识与公共服务商品化的普遍趋势中正在被迅速私有化。这种资本主义新秩序是等级式构建的，并同时以阶级、种族和性别为基础。它系统性地强化着社会特权阶层与富人的地位，这些人被称为“市场文明”的首要受益者。“市场文明”目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导模式。该模式体现着极端个人主义、自我导向、消费主义和对人类与自然的剥削，因而是不平等的、能源密集型的、浪费的和生态短视的。就定义而言，这一发展模式专属于并且只能为这个星球上少数人口所用，然而却消耗着全球大部分的资源。
但这并不意味着无人挑战这种以市场文化为特征的模式和主要由市场机制支配的资本的训诫式权力。事实上这类权力并非霸权，它时刻面临着反抗与斗争，原因之一在于它的分配结果诱发平等与社会正义等基础性问题。用以管理指导这种基于市场的发展模式的治理系统，可以称之为训诫式新自由主义。它系统性地依托于一套不平等的地缘政治安排，例如《核不扩散条约》。该治理系统甚至涉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以及它的“五眼情报联盟”监视功能的延伸，但在更一般情况下，它有赖于美国的政治、军事权力和国家的证券化，它们在2001年9月11日五角大楼与世贸中心遭袭之后被加强或扩散。这些全球性管制机制与干涉能力，尤其是那些完全由美国主导的部分，曾经战胜了其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地缘政治对手——苏联。目前美国更拥有大规模军事优势，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大量（永久性）军事基地或设施。总之，美国与其关键盟友一道通过运用军事与安全力量，以及功能拓展的全景机制，确保将盟友与敌国都置于一种持续稳定的监控环境中，以捍卫企业权益和政治权力。这些要素反映了“后9·11”时代在政治与经济领域不断出现突发事态的环境和世界资本主义证券化加剧的事实①。
二、系统性危机及其症状
同上述大环境相关联的诸关键领域的形势，因2008-2009年以来的全球性危机而恶化。但在2006年，资本主义的主要发声机构——《金融时报》却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如何在不阅读马克思《资本论》的前提下解释为什么世界上2%的最富的人拥有全球超过50%的资产②？相比之下，全世界大约90%的无产阶级是“不受保护的”或处境不安全的劳动者，他们没有工会组织，被雇佣者视为可被任意处置的员工，甚至其中整整70%的人没有社会保险③。他们通常是没有不动产的务工者与农民，在世界资本主义一体化进程中被边缘化，却遭受着这一进程各种势力挤压，包括被剥夺基本生活资料，被强制搬迁至第三世界诸多中心都市群，一般居住在这些都市群的贫民窟里，在完全无规范管制的劳动力市场中寻找工作。
结合以上观察，本文认为当前的危机其实相当深刻，它涉及的远不止一场资本主义积累的危机，或是某种由宏观经济干预或紧急援助推动的必要自我调节。为准确描绘这场危机的规模与深度，本文重构且拓展了葛兰西的系统性危机概念。我想指出的是，任何有关这一全球系统性危机的解决方案都有赖于重振民主和更广泛地动员社会进步力量，以敦促相关措施的出台。这些措施应具备可持续性，而不是在实施中单方面地代表资本利益。事实上或许可以这样讲，目前的事态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汉字对“危机”的表述，这一表述同时包含危险与机遇的双重时刻。同它相关联的是现今全球政治形势正在孕育的，同时也是葛兰西曾经阐释的一种矛盾事态：“危机恰好发生于一个旧的正在瓦解、新的尚未诞生的时刻；不同形态的病态症候则在这一过渡时期大量涌现。”①
因此，本文的中心论点是，在这个症候多发的时代，世界的未来孕育在由一系列相互交织、影响的危机所构成的多样性之中。虽然相关局限与可能性受制于不同力量间的关系结构，这些力量来自21世纪地缘政治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中，来自不同领域或地区内（间）穿行的经济、政治与军事活动，但每一场危机都为不同的政治力量提供了同时包含危险与机遇的历史契机。当葛兰西反思20世纪30年代世界发展问题时，他将系统性危机理解为一种代表性危机，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存在形式与政治组织的衰败。这不仅表现在旧制度在沙皇俄国的垮台，也表现在自由主义的衰弱与法西斯主义的崛起。
21世纪初世界同样经历了一场代表性危机，虽然它的构成形式并不相同。可以确定的是，目前源自世界很多地区的充分证据表明，那些在不同程度上支持资本主义训诫式新自由主义治理的各主流政党（如欧洲的基督教与社会民主党，保守党与自由党），迅速地失去了人员与政治支持②。与此同时，对替代性方案的呼声正在增长，其中很多是右翼的声音，例如在欧洲一些国家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正在崛起；但在其他一些国家如希腊与西班牙，新左翼力量也在浮现。世界似乎正在迎来旧有政治体系结构的又一次僵局和对新方向的又一次探索。这一背景下的地方性、全球性政治窘局远超出资本积累涉及的那些问题，形成更加基础性、全球性的迷思，关乎造就人类共同未来的一系列道德、政治与治理问题③。
尽管如此，我们不应低估那些用以遏制挑战、维持现状的地缘政治战略与法律手段，例如那些并不陌生的、同拓展国家监管职能和惩治异见者相关的手段。此外，另一个常常被忽视的问题是那些用以阻止民主力量参与世界政治经济核心议题治理的手段的制度化。对于后一个问题的典型例证是“新宪政主义”，下文会在涉及这一概念同中央银行业务关系时予以详述。
新宪政主义包含一套多样的网络，涉及地区性双边及多边贸易与投资协定，以及平衡预算法等相关机制。这些机制表现为一种十分特殊的法治形式，即保证私人财产权地位高于一切，包括保证资本进入与退出的完全自由（“自由贸易”），确保（公司）法定资本的完全安全，同时防止民主力量控制政治经济活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类企图在过去三十年间尤为明显，其不断地提供新的宪法性措施以确保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例如世界贸易组织与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这些行动相对地取代了世界范围内的地缘政治安排，具有明确而独断的性质，其行动远超过任何明了或一致的法治概念范畴④。
结合更为广阔的时代背景，尽管南北国家面临的一些困境伴随债务帝国主义、剥削、威权主义、独裁政治以及外部干涉的影响而显得趋同，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危机的很多方面对南北国家的影响并不均衡，这种不均衡凸显了生存机会的分配在不同阶级、国家内部及相互之间的悬殊差距。我们生活在一个以资本对人类与自然日益增长的剥削为特征的世界，而支配资本的权力正逐渐集中于愈发少数的巨型垄断企业或垄断寡头手中，例如相当多的媒体是用新自由主义口吻提供有关各类事实或流行说法的正式版本。
然而，争论正在关乎生活方式与可持续性的各类问题中浮现。气候变化、粮食与健康安全等领域的僵局与政治斗争关系紧密，这些斗争涉及公司与私人控制对世界农业、生命科学、医疗与医药制造业的主导。
世界粮食危机包括全球营养不良与健康水平的不均衡分布：当世界人口的25%遭受肥胖症与超重问题困扰的时候，另外25%的人口正在挨饿①。事实上全球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个在这个物质丰沛的世界中断炊。在市场体系中价格与收入决定一个人是有饭吃还是挨饿，或是否拥有医疗保险：如果没有收入，这个人将无法成为药品或是医疗服务的买主或消费者，也就是说，这些商品与服务须在市场中获得。其实资本（包括由制药公司和其他私人性质的供给药品、健康科技以及保险相关的企业经营的资本）并不致力于提高全球卫生水平，而是在利润导向下实现资本积累。资本能够从肥胖症中获益，也能够从饥荒中赚钱。
类似地，粮食价格日益通过一个基于全球市场的价格体系决定。该体系以相对少数的巨型寡头企业对农业的控制为基础。通过追求利润，资本积累驱动着该价格体系。事实上自21世纪初以来，很大一部分利润开始同全球期货贸易紧密联系，与银行以及那些在土地买卖和农业商品中获益的成群结队的投资者挂钩。与此对应的是农业自给自足能力的持续减弱和对地方系统中个体生计的更大破坏，一直由公司控制的农业系统也倾向于增加对不可再生能源、化学肥料，以及世界淡水资源的消耗。这类基于化石燃料的集约化耕作与出口导向的农业生产正在推动农产品的单一栽培，并在实质性引发全球变暖的同时对生物多样性构成大规模破坏。
三、债务、征占式积累与新宪政主义
在公共舆论广泛支持社会保障、普及高等教育和卫生保健的时刻，水、土地、自然资源，与诸如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物品正在被加速私有化。这些征占社会公共物的“新圈地运动”加剧了围绕全球系统性危机而展开的各类斗争。同这些征占平行发生的是，许多国家正在大规模回撤用于投资各类关乎发展潜能的资金。回撤的原因是这些国家在努力支付不断积累的债务，债权人通常是那些制定了冒进的、高度杠杆化投资的海外银行，然而这些投资者已被各国政府出资帮助并摆脱了困境。
第三世界债务问题连同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核心都市群的出现，构成征占与掠夺式积累的工具，这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的借助殖民主义实现的原始积累同源。据统计测算，许多极度贫困国家，每年用于偿还外债的金额占年财政收入的比率高达百分之二十，且偿还的数额经常是原始本金的数倍之多，而那些最初的借款很可能被锁进了独裁者与显贵们的保险库——如今是在他们的海外银行账户中。私人银行、公共机构（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连同富裕国家的政府所构成的联合体，监督着穷国履行这些“公共”债务所规定的义务，例如欧盟所谓的“三驾马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欧洲中央银行）机制。虽然目前世界银行的一些政策尝试部分减轻偿还海外债务对南方国家造成的消极影响，但至少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全球南方国家为偿还外债已支付数万亿美元，这是以削减社会项目支出为代价的，妇女儿童受此影响尤为明显，特别是在教育与医疗保健方面。
换言之，这些反复发作的金融与债务危机，及其造成的灾难性社会经济影响，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并不是新鲜事，尽管截至不久以前多数北方国家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类消极影响。2010年之后，金融与债务危机转移至欧洲和其他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随之而来的是政治上的紧缩政策，以及伴随它的对社会公共物品的进一步征占。这些全球性矛盾还具有重要的性别与种族的维度。当今世界上大部分工作（包括社工类工作）都由女性来完成，同时世界上大部分贫困人口也来自全球南方的妇女群体。
尽管如此，训诫式新自由主义的各类力量，到目前为止在阐释对系统性危机种种回应的过程中依然保持着优势。相比之下，尽管在拉丁美洲存在一些引人注目的特例，但世界范围内各类左翼主张或是表现得相对式微，或是在国际层面相互孤立。此时希腊的阿莱克斯·齐普拉斯于2015年1月凭借其明确反对紧缩政策的竞选纲领赢得大选，这可能意味着这个国家将置身于来自所有其他欧元区国家的反对声中，那些国家选择同新自由主义的德国站在同一阵线。
如上文提及，新自由主义式治理的核心要素之一是新宪政主义的安排，它是法律意义上新自由主义信条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新宪政主义试图将对经济政策的掌控权从民主管理或监督中分离出去，并将其交予资本之手与金融利益集团。其中典型例子如欧洲中央银行，它是众多“独立”中央银行之一，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这些银行在新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迅速增长与扩散。这种“独立性”事实上赋予了中央银行真正的行动空间，使其能够充当最后贷款人角色，并在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强有力地为银行界以及其他公司企业注资背书。
当这些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时，其董事会成员却主要来自那些私人性质的金融利益集团（既不来自工会，也不来自倾向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家们）。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央银行已经成为大规模发行不断增加的主权国家债务的核心驱动力。据估计，全球债务在过去七年间增长了57万亿美元（其中政府债务增长25万亿美元），达到199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6%①。为偿还这些债务，可以预见在未来数年中围绕财政紧缩而展开的政治斗争将大量涌现。这一规模的全球负债无疑将推动全球政治经济的权力平衡向有利于债权人与债券持有者的方向倾斜。
在全球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的同时，大规模的货币扩张令那些超级财阀们更加富有，全球不平等程度恢复至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最高水平。通常说来中央银行业务与货币政策的阶级本质极少会在主流媒体或政治性讨论中涉及，但不久以前一位相关政策的受益人却令这一事实不再神秘。乔治·索罗斯，这位富有的金融家在2015年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一次演讲中警告，在欧洲中央银行支持下依据计划执行的欧元区刺激方案，即以“量化宽松”的形式为欧元区经济注入1.1万亿欧元——也就是为私人银行提供可用的低息贷款，这将“加剧国家间、民众间的贫富差距”。索罗斯指出：“过分依赖货币政策趋向于增加资产所有者的财富，与此同时却不会缓解工资水平的下行压力。”②
为从新宪政主义与阶级政治的角度更清晰地阐明这一货币政策观点，下页图2显示了欧洲经济复苏计划，2008年后仅仅得到2000亿欧元（占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1.5%）的款项划拨用于紧急救助。相比之下，4.5万亿的巨额紧急援助款项（占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37%）被划拨至欧洲的金融部门，并且它早于任何可能来自“量化宽松”政策的追加资金。这是一次私人金融部门损失与债务的大规模社会化，争议性地标志着欧洲大陆历史上财富由公民向私人债权人和金融利益集团的最大一次转移①。
此外，抛开那些认为中央银行“独立于”政治势力或地缘政治偏好的主张，2015年1月上台、代表希腊新左翼的西普拉斯政府不会从欧洲中央银行的善行中获得好处，因为后者已经拒绝贷款给希腊银行，不会担保希腊政府公债。这是一项未对其他欧元区国家使用的措施。
简而言之，欧洲中央银行正在用“信用恐慌”威胁希腊，此时恰好是欧洲央行为债务重新谈判寻求中场休息的时机。就像早先指出的那样，当拒绝为希腊信誉背书时，在希腊，欧洲央行被认为是在惩罚希腊人民胆敢选举一个违背欧元区经济正统教义的政府。
四、绿色资本主义与绿色替代性方案
再来关注一下资本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绿色资本主义”的有关倡议，这些主张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就已被广泛讨论。评判绿色资本主义的依据不应仅限于它们是否能够应对具体的生态环境挑战，还在于这些主张能否解决包含生态问题在内的民生与社会再生产的普遍性危机。此外，沿着这条主线，在欧洲左翼力量中间也确实存在一些实质性的思考，也在尝试探索一条绿色替代性道路。但截至目前，相关努力没有在欧盟内部获得足够的政治支持。
绿色资本主义主张对资本实施限制，防止其对全球资源的肆意掠夺，迫使其以更加有效率的方式利用能源。这些举措诚然是可取的，但绿色资本主义与当下盛行的消费至上的增长模式完全一致。尽管这些消费行为或许能够与较低水平的石油燃料消耗、较少量的化学肥料使用，以及更具可持续性的能源资源的采用相协调，但相关进程同样伴随土地攫取（包括近年来寡头大规模购买土地；名流与政客纷纷寻求偏远的藏身处来防止政治不测），以及更大范围地使用转基因种子和能够控制生命形态的新技术，例如创办更巨型的养殖场和为满足肉类为主的饮食习惯而在养殖过程中滥用激素。从根本上讲，绿色资本主义依然是以私人积累、对社会公共物的圈占以及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为特征。
伴随着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通过，借助“新碳经济”，大气层资源的商品化已经开始加速，其中的行为体能够在资本市场中购买与销售碳信用额或碳补偿③。与此同时，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位居南北对话僵局的核心位置。农业技术领域面临同样的问题，例如对种子的私人控制。私人公司试图出租它们的技术，而这些技术的价格是相对贫困的农民与相对贫穷的国家无力负担的。因此，在全球范围内多数人面临的不断加剧的经济与社会不安全状态面前，绿色资本主义的作为非常有限。
在我看来，旨在应对此类问题的左翼替代性方案应当基于这样一种认识：那些能够缓解环境问题的技术当属全球公共产品的范畴，而不是受私人公司控制的器物，也不应被大国或国家集团（如美国与欧盟）的国家立法，以及被那些新宪政主义的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其业已获得对知识产权的裁判权——以知识产权之名目编入法典，并被重新定义为可交换买卖的商品。
五、重返常态”与创造未来
这些危机在政治上对富裕国家意味着什么？在绝大多数北大西洋国家中，大约70%的工人就业于服务部门，加剧的私有化步伐使众多就职于公共服务部门的工人面临威胁。与此同时，在西欧的北部地区（尤其是在德国，尽管采取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但政府的危机处理办法令失业率处于令人惊奇的低水平），相当多的人依旧相信，八国集团的领导者们能够化解这场危机并使资本主义恢复常态。确实，许多在工会中“受保护”的工人在危机中获得了庇护，其免受一些最糟糕影响的伤害（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凯恩斯式的自动稳定机制，例如社会失业保险），但是世界范围的不安全状态正在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中加剧。
然而，鉴于世界金融形势和诸多国家财政状况的持续恶化远远超出政治领袖们敢于承认的程度，关于资本主义可以早日恢复常态的想法已成泡影。与此同时，过去数十年间所谓的“常态”不仅意味着一场深层次的社会再生产危机，也表现在无休止的环境破坏、日益加剧且可憎的不平等水平，特别是全球经济的停滞等方面，并伴随着世界许多地区（如欧洲与日本）正在面临的通货紧缩。尽管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国家经历了快速增长，消费主义也在加剧，但在欧洲，普遍失业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在规模上使人们回想起20世纪30年代的情景。
“常态”问题因此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我们可以预期全球政治冲突开始增加，问题是如何将其导向进步的终点。在我看来，未来十年对于进步的政治性力量和政治经济学家而言，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如何动员各类力量与主张、政策与治理建议来创造一种能够应对全球系统性危机的新“常识”。真若如此，进步与变革的力量将有助于促成新的政治代理形式，其能够同时代表全球南方与北方不同性别的人群，这将是一种全新的、多样化的和富有创造力的“后现代君主论”①。
就政策改革而言，当前的挑战包括对紧急援助造成的巨额开销的持续性政策回应，众所周知其数额累计已达数万亿美元。以我在2009年对新自由主义政府的观察而言，若能够紧握住权力，它们将继续将这一支付包袱分摊到普通民众身上，其形式包括削减工资、减少在社会公益事业与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教育产业私有化，以求延续财政与社会性开支的紧缩状态——这些进行中的盈余提取方式恰是在过去三十年的大部分时间中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所持续呈现的特征。事实上，尽管最近股票市场价格有所恢复，但多国的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并且还在攀升，其中青年人失业问题尤其严重（虽然这一数值在不同国家的分布差异很大），世界性饥荒也在加剧，严重的社会性紊乱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涌现，这些局面都是削减公共物供给、卫生保健与工资的结果。在此情势中，部分进步的左翼已经开始更加系统性地主张，那些经济紧急援助措施应该且可以被用于代价更小、但能产生更多社会性效果的目标上，例如加强社会性项目、医疗卫生，以及教育等方面的公共物品供给，提高对经济制高点的民主监督，以便确保相关决策以更加稳健而非更加轻率的方式制定。最近的一些地区性倡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主张①。许多人已经在呼吁，贯彻方针的具体方法包括系统性地建立和加强更加进步与公平的税收制度（例如针对性地向社会上最富裕的20%人口征税），重点强化对偷税漏税的打击力度和对离岸（金融）中心的管理（这两项举措将缓解政府财政问题），制定并推广能够引导生产行为面向更加有利于社会与生态结果的税收机制和定价策略。最后，一项进步的战略还应该是超越国界的，应当涉及全球再分配质量的诸多方面，例如在全球层面提供获得更加健康食物的方法，改善医疗保障水平。
因此，我倾向于主张，全球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并不在于资本与民主政治自身之间，也不在于由此产生的个别解决方案上。资本的集中允许出现生产资料社会化，或至少允许其“经济制高点”的社会化。我们面对的主要矛盾更加深刻且广泛，并且因一场权力同其阻力间的全球性争斗而戏剧化，不再仅仅限于财政紧缩的相关争论。它涉及在何种程度上新自由主义持续的全球化进程会加剧社会再生产的危机②，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基础社会部门的重组，包括医疗卫生、政府监护、社会福利与人民生计等诸多方面。所有这些议题皆同民主的实现具有深层次联系。
这场全球系统性危机的广泛内容和富有挑战性的本质令问题显得棘手。然而，若考虑到世界秩序演进的本质与趋势，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权力与规则的种种形态，我们应当牢记，所有这些都是暂时性的、处于竞争中的事态，目前它们处于暴力与诸多无常形式支配之中。这些易变的形式既非全然进步，也非不可避免。我们应当谨记马克思的信条：人类创造人类自己的历史，但并不一定是在他们自己所选择的条件下创造历史。这一信条引领我们去相信这场全球系统性危机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关乎人类生存环境与星球未来命运的各类僵局不可能永远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