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诞生于中东，1968年第一起恐怖劫机目标是以色列
智利社会主义党的萨尔瓦多·阿连德在1970年当选了总统。这使得智利讽刺性地成为冷战双方秘密行动的外沿地带。
然而一旦大权在握，阿连德却被证明是一个糟糕的领导人，一个没做好历史功课的学生。智利的货币崩溃了，而反对派势力依旧强大，受到不断恶化的政治、经济乱局的刺激，智利军队变得蠢蠢欲动。最终，军方新的总参谋长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领导的政变成功了。
仅仅在三周前，阿连德才刚任命他担任这一职务，而如今他就扭转了社会主义者的胜利，并为智利带来了20年的另一种形式的独裁。
智利的结局恰恰强调了一个事实，即革命很少起到什么作用。即便是选举也并不意味着高枕无忧，而武装运动的道路更是前途黯淡。
因此，一个新的策略在中东诞生了，这就是西方现在所谓的恐怖主义，但是它没有一个完全恰当的名称。这种思想是要从政治上削弱一个很强的敌人，并为游击队运动创造条件。在游击队无法击破孤立的守军并解放农村的时候，他们可以攻击目标国在其他国家的公民。
1967年6月，以色列军队先发制人，对叙利亚、埃及和约旦正在动员的军队发动了攻击，从而对不断恶化的危机做出了回应。结果是速战速决——“六日战争”以阿拉伯联盟在战场上蒙受耻辱而告终。以色列如今占领了其阿拉伯邻国的部分领土，希望能迫使这些政府用土地换和平。
但是和平并没有来临。很快，寻求复仇的阿拉伯人开始模仿北越的口吻，将以色列描述为巴勒斯坦人家乡的占领者。
阿拉法特领导的法塔赫是新生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最大分支，它从约旦对以色列发动了突袭。
乔治·哈巴什及其领导的巴解组织的分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则发明了这一策略的另一种变体。他们在西欧将以色列人作为攻击目标，并劫持飞往以色列的航线。
第一次是在1968年劫持了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的航班，很快又劫持了一些飞越大西洋的航班。
1970年9月，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特工令人震惊地几乎同时劫持了四架飞机，并迫使其中三架转向降落到约旦的一个偏远机场。在那里，令全球新闻媒体“正中下怀”的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交换了人质并炸毁了飞机，从而将自己的事业公之于众。
二、城市游击队到恐怖分子:引起重视，让政府别无选择
在这场新的巴勒斯坦暴动中，两股势力会合在一起。
第一种，也是最古老的一种，是19世纪无政府主义者所采取的炸弹恐怖主义传统，大约在一代人之前由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带入中东。
1969年，巴西激进主义者卡洛斯·马里盖拉在被安全部队打死前不久写了一本《城市游击队小指南》，该指南解释了两极化的策略如今是如何被应用的。
游击队竭力想引起政府的重视——并让它感受到“除了加紧镇压以外别无选择”。常规的治安手段只能使“城市生活变得难以忍受”，从而政府不得不通过军事独裁、政治镇压，以及部署军队来维持秩序。很快，人们“拒绝与政府合作，并且普遍感觉到政府是不公正的，不能解决问题，它只会从肉体上消灭自己的敌人。国内的政治形势已经转变成了一种军事形势，在这种形势中，那些‘凶汉们’越来越显现为暴力的始作俑者，而人民的生活则变得愈发糟糕”。
相比之下，这场新的革命运动的目标不是在农村，而是在城市，在政府权力的中心。这些目标是“国家维持运作的整套体系”。马里盖拉列出了一系列这样的目标，指出政府必须保卫“所有的银行、工业、军火库、兵营、监狱、公共办公室、电台和电视台、北美的公司、天然气罐、炼油设施、船只、飞机、港口、飞机场、医院、健康中心、血库、商店、汽车修理站、使馆、政府高官如部长和将军们的府邸、警察局以及官方组织等”。
他的暗示很清楚：在交火中被打死的市民所受到的是间接伤害，他们的死亡是政府没有能力维持秩序，或者是政府用笨拙而报复性的措施来应对革命者的进攻而造成的。
三、早期的巴勒斯坦：反帝建国斗争or恐怖行动策源者?
按照这种思路，巴勒斯坦人发起的运动表现为一场与帝国主义以色列相斗争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使得它们重新开始对平民使用暴力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也说明参加全球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是正当的。
巴解组织下最大的派别——阿拉法特的法塔赫，先后以约旦和黎巴嫩为基地，沿着以色列边境开展了游击战。小一些的派别则使用其他的策略。其中最重要的是乔治·哈巴什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它更直接地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和切·格瓦拉的思想，批评其他暴动者(暗指法塔赫)缺少一个“清晰的阶级依附感”，也没有一个革命的意识形态。
1970年9月，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劫持了一架飞往约旦的航班，这激起约旦政府的巨大反应，立即派兵攻击巴勒斯坦人。
事实上，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约旦当局的持续对抗迫使侯赛因国王用一场血腥的、长达数月的行动赶走了巴解组织(很多阿拉伯突击队队员转移至黎巴嫩，在那里他们组织了另一个国中国，并使得黎巴嫩脆弱的多民族社会十分动荡)。很多分裂出来的小派别，都对法塔赫甚至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相对温和的路线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发动了更多的攻击。比如在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上，“黑九月”对以色列运动员进行了屠杀。分离出去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组织成员和德国自成体系的“革命小组”的城市游击队队员合作。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学徒拉米雷兹·桑切斯——外号“豺狼卡洛斯”——在1975年绑架了正在维也纳开会的阿拉伯国家的石油部长们。
两极化使得革命运动树立的敌人比赢得的朋友还多，但是也塑造了马里盖拉式的无国籍团伙，这些组织对前往中东的西方人、许多传统的阿拉伯政权，以及每一个以色列公民都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安全威胁。
四、为啥1968年后恐怖活动很多：与情报传播发展有关?
西欧和美国也相继发生了很多城市革命。
1969年北爱问题爆发，这可能是英国历史上所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欧洲大陆上的其他国家也麻烦缠身。意大利的红色旅、德国的红军派以及其他的组织，都通过炸弹袭击和绑架来宣扬其各自的革命观点。1972年，日本的红军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共同在特拉维夫的机场对乘客大开杀戒。在美国则有“地下气象员”组织。
为什么在1968年以后出现了那么多此类运动呢?尽管历史学家们可能会为此争论不休，但是全球的暴力激进主义浪潮与情报方法及专业知识的传播有两个方面的重要联系。
这些游击活动旨在使人民与敌人形成两极对立(“加深灾难性的局势”——马里盖拉语)，但是很少为了杀人而杀人。情报人员有时可能会表现出牺牲的勇气，但是他们通常不会具体地执行自杀任务。尽管他们是分散活动，但也需要一定的组织，而且他们需要系统的情报能力，注重的是在行动中锁定目标尤其是反情报能力。
“有一种获得信息的技术，而城市的游击队必须掌握它。”卡洛斯·马里盖拉解释道：“信息只是公众支持的一小部分，但在城市游击队的手中，它代表了一种强大的潜能。建立起有组织架构的情报机构是我们的基本要求。城市游击队必须掌握关于敌人计划和行动的重要情报：他们在哪里，他们如何行动，他们资金网络的资源，他们联络的方式，他们进行的秘密活动，等等。”
革命者也需要一些来自外部的武器和训练。1972年，伦敦警察厅向爱尔兰海军传递了情报，从而截获了一批重达五吨的武器。苏联担心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会夺取革命的领导权，因而为不同的巴勒斯坦组织提供武器。后来，克格勃档案中泄露的信息表明，该机构虽然提供了帮助，却很少操控具体事件或行动。
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两位克格勃线人一直秘密地从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的领导层发送报告，苏联还不止一次地为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提供小型武器。1972年，苏联的武器也交到了爱尔兰共和军正统派手中，这些武器可能更多被用在和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的冲突中，而非用在攻击英国人的行动上。
苏联的华约盟友的情报机构更加慷慨。根据东德最后一任(非共产党员的)内务部部长在1990年的说法，东德提供训练、武器和庇护所，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恐怖分子黄金国”。在1970年到1989年之间，“斯塔西”训练了来自15个国家的近1900名游击队队员和安全官员(很多安全官员无疑以前就是游击队队员)。
然而，他们对爱尔兰共和军、巴解组织和其他革命者的物质和口头上的支持并未转变成指导和控制。就连这些运动的领导人也宣称，一旦启动，这样的运动就是出了名的拉帮结派、内部混乱;在操作层面，他们可以按照严格的纪律来行事，但是在意识形态和组织上，他们只能由小团体和个人组成昙花一现的联盟。
五、西方国家对早期恐怖主义的迟疑让其壮大?
饱受这些运动之苦的国家进行了反击，利用自己的情报机构进行保护与报复。
冷战的意识形态僵局使得全球并未对恐怖活动进行一致的谴责，也没有共同采取针对革命者的行动。另外，很多联合国大会的成员国不久之前还是殖民地，因此，它们对于解放斗争有着某种同情。
西方国家没有必要独自与恐怖主义进行斗争——它们之间分享了各自关于革命组织和成员的大量线索。
但是那些恐怖活动的直接目标们还是有所犹豫，究竟该不该将恐怖活动的煽动者视为敌方的战士，从而使其地位具备合法性，而不是将其简单地当作暴力罪犯。
对于专制政权来说，这并不是问题。比如南斯拉夫，为应对令人头痛的流亡者(这些人中的很多人本身是愿意使用暴力的)，它运用的是暗杀以及高明的情报挑衅的手段，简直可与沙皇的“奥克瑞那”比肩。然而却很少看到西方国家这么做。
此外，通过宣称反恐行动是执法层面的事务，西方国家迫使自己必须采用公开的刑事诉讼程序标准，并尊重那些甚至可能帮助过革命分子的公民的自由。这些法律义务很多年来限制了西方情报机构一直试图解决的情报工作问题的能力。
对政治暴力和绑架事件的最初回应可能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导致了更多的问题。事实上，对于人质和旁观者来说，这些应对行动就像最初的事件一样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