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国家形象呈现“短期波动、长期下行”之势，这迫使中东的一些亲美政府顾忌民意，再度审视合作前景，也让美国高层感受到重新评估中东战略图景的紧迫性以及尝试战略重心转移和呼吁治理中东责任共担的必要性。本文关注美国在中东的国家形象是如何通过外交政策的实施被确立和不断改写的，并作出两个延展判断：其一，国际情势和中东事态固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刺激美国通过调整政策改变惯有形象，减少因负面形象而造成外交政策进退失据的情况，但不应忽略国内因素对于调整政策以改变形象的驱动作用。其二，国内因素不仅催生了美国在中东地区各个时期的不同形象塑造标准，同时也展现出美国在全球战略调整中，如何试图以改善国家形象的软实力手段以填补军事力量等硬实力转移出现的真空。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国家形象塑造可回溯至１９世纪末，并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苏联解体等体系变动为节点分为三部分。
１.１９４５年之前：和平渗透“颇得人心”
１９世纪末美国初入中东，采取“超脱战略”，影响力虽小却受到好评。两次巴巴利战争中美国并未卷入西方国家瓜分中东地区的军事政治活动，相反却派出非军事人员在中东地区拓展外交、扶助基建、筹备高校、激活石油产业，成为美国和平渗透的先锋。更重要的是，当地民众认可威尔逊的民族自决理念，视美国为遏制欧洲列强殖民扩张、向中东国家提供保护的积极力量。威尔逊１９１９年派出金—克兰（ＫｉｎｇＣｒａｎｅ）调查小组就“自决”问题与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土耳其南部等地的宗教和社区领袖交流，当地人士表示希望邀请美国而非英法协助完成独立。一位叙利亚官员断言“美国与西欧殖民主义相去甚远且对我国政权全无觊觎之心”、“将放心地向其寻求技术和经济援助”。二战期间，美国因担忧轴心国借助中东相互勾结、损害其既得利益而积极参与地区保卫行动。不仅协助盟军击退轴心国入侵埃及之举，还根据《战时租借法案》向沙特、埃及、伊拉克、土耳其、伊朗等国提供军需，借机在上述国家的军事机构培育亲善人士，强化交流往来关系。综合来看，美国因顾忌英法排挤采取自我克制的低调姿态。虽然美国对此区域内国家的关注度甚至超过对西欧等传统大国的关注，但美国采取试探性接触姿态，且与其他大国无明显利益冲撞，在中东成功塑造了其强势形象。
２.１９４５-１９８９年：与苏争霸谋取私利导致形象下滑
冷战之初，美国国力当世无双，一面加紧渗透中东、排挤英法，一面将此地变为遏制苏联的前哨阵地。二战告捷之初，美国表面呼吁“反殖反霸”并向中东民族主义有限示好，实则企图“借力打力”铲除英法传统势力。随后，以“杜鲁门主义”为拐点开始利用中东复杂的宗教、族群、领土、石油、大国争端等局面为谋求核心利益和世界霸权纵横捭阖；同时继承英法衣钵，将中东民族解放运动诉求完全压制在两极争霸阴影之下。美国与苏联争霸谋取私利，压制中东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使其在中东的国家形象江河日下，表现在：其一，埃及、叙利亚、利比亚、也门、阿尔及利亚、伊拉克等国纷纷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走上了疏远美国、结交苏联的道路。其二，反美群体性事件数量激增，中东民众看到了美国国家形象推广背后的利己本质。１９５６-１９６５年间，全世界发生的１７１起反美游行、骚乱与恐怖袭击中，中东和拉美高居榜首。１９８３年４月，美国出兵黎巴嫩之时遭遇多起反美暴动，被迫撤离。一些伊斯兰宗教领袖认为美国是伊斯兰世界一切灾难之源，由此诱发了美国同中东族群与宗教之间的巨大裂痕。“卡内基中东治理与伊斯兰数据库”自１９８８年采集了中东１４个国家民众对美国看法，当被询问是否介意与美国成为邻居时，有效回复中近９０%表示拒绝，近８０%视西方文化为对伊斯兰世界的侵蚀。④美国的国家形象因其政府的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迅速下滑。
３.１９９０-２０１５：“新中东政策”难获民心
老布什政府推出“西促和谈、东遏两伊”的新中东政策，通过发动战争建立亲美政权和推行民主改造试图在中东地区重塑国家形象，但由于美国的外交政策长期来以“以色列安全、石油资源、地区民主化”等目标为主导，美国在中东的国家形象毫无首先，中东地区的“反美浪潮”在海湾战争、反恐战争、阿拉伯之春等危机刺激下不断高涨。以美国力推的巴以和谈为例，在１９９３年一项民调的千名中东受访者中反对者超过２／３，称此举无助于中东和平长久维系。足见作为以色列的铁杆盟友和强力后盾，美国在中东难获民心。“９·１１”事件后，小布什决意将反恐战争、稳定伊拉克、遏制伊朗、寻求巴以和平、鼓励改革融为一炉，彻底整合中东秩序。但这样做的后果不仅破坏了该地区脆弱的力量平衡，引来区域强国如伊朗的反击，也因穷兵黩武而背上“改造伊斯兰文明”的骂名。反对之声不仅出自受美压制的国家（巴勒斯坦、伊朗和叙利亚等），即使过从甚密的埃及、沙特、土耳其等亦不例外。具体到反恐，大部分中东国家“并不领情”，７４%土耳其人和７７%黎巴嫩人认为小布什黩武主义反恐侵犯了地区民众的利益。其次，当２０１１年受经济全球化和西方民主化浪潮双重冲击，阿拉伯世界社会矛盾集中爆发时，美国总统奥巴马推出价值观外交试图稳定海湾盟友，但对爆发政治运动的国家采取双重标准，区别对待，然而民主化运动并未如期改善美国形象。多数约旦、土耳其、突尼斯人仇视美国，即便美国“民主援助”主要对象国埃及，赞同前者比率也高达６３%。随后的外交低姿态亦未破除“军事威胁”形象，在２０１３年的一次民调中，７６%的巴勒斯坦人、半数左右的土耳其人及黎巴嫩人、８６%的约旦人、８４%的埃及人均给予美国以负面评价，对奥巴马总统的个人支持率也跌至谷底。如上文所言，后冷战时代美国的中东政策“败笔”颇多，但仍长期胶着于此，难言全退，原因有二：第一，即使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总体形象下滑，但中东国家政府与民众、伊斯兰什叶派与逊尼派、年轻人与其他代际之间对美国的欢迎度差异显著，特别是当地对美式教育和保护自由制度的好评与对美国中东政策的抨击使得美国左右为难。第二，重返亚太并不表明美国将对中东弃之不管。其中东战略受制于如下考虑：（１）介入中东有利于区域稳定和自身软硬权力的提升；（２）有必要继续支持埃及、沙特等阿拉伯盟友，以及更坚定支持以色列；（３）打击恐怖主义势力的威胁刻不容缓。
美国在中东的形象变动来源于其综合衡量全球局势和与中东国家互动后的政策调整，然而政治制度独特性、社会多元化、冗长复杂的外交决策过程以及非决策层对事关自身安危的外交事务格外关注等大大拓展了国内因素参与中东形象塑造的空间。肯尼斯·沃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中以第二意象阐释国家内部结构差异对英、美等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基欧汉也强调要关注国内属性与国际体系之间的联系。希尔斯曼则将美国对外表现的国内影响因素抽象为紧扣国家利益圆心的同心圆模式：内层是总统及其幕僚以及参与决策的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等人；中层为向决策群体提供信息支持的行政部门和工作人员；外围（又称公共圈）则是将触手伸向外交决策的国会、利益集团、公众舆论及大众媒体。随着全球化趋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全面扩张，一来内政外交界线日渐模糊，二来以国家为权力唯一来源的旧有模式已被国际权力体系“去中心化”和“分散化”的全球治理模式取代，加之美国因霸权式微格外重视国内公共圈的导向作用，由此三环模型中的外围日渐突破原有“边缘化”状态，深刻作用于美国在中东乃至全球的形象塑造过程。
１.国内局势变化
具有强现实主义传统的美国在二战、冷战和阿拉伯之春后三次显著调整其中东形象与彼时国家利益需要密不可分，而前众议院院长提普·奥尼尔一句“所有政治都是地方的”则点出了国内局势左右国家利益设定的“定心”作用。托拉斯帝国主义时代，美国国内就从中东攫取更多海外权益、发展传教事业并避免“招惹”西欧强国呼声强烈，美国倾向于以“无意侵略、注重贸易”的中立形象示人。
大萧条时期严峻的经济复兴和就业考验，加重了国内“孤立主义”倾向，因此直到二战结束，美国都因作为不多而形象良好。二战后，首先，国内注重享受经济增长红利并扩大中产阶级力量。其次，仇视赤色政权且在麦卡锡主义刺激下掀起反共浪潮。再次，拥有核武器数量最多使“例外论”等自负情绪继续滋长，相信世界“第一把交椅”非其莫属。最后，由于基督教与犹太教有着深刻的同一性，“所有基督徒在看待中东问题时，都会对以色列怀有一种难以捉摸的好感且自然地从对犹太教的认同发展到对犹太民族甚至以色列国家的认同”。由此，美国在中东“以权谋私”、偏袒以色列的不公正形象在中东地区深入人心。
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内一片欢腾。西方民主和美利坚民族的优越性再获印证致使老布什提出了以“世界新秩序构想”为基础的新中东计划。小布什上台时，美国经济发展开始告别克林顿任内的高增长，企业债务拖欠增加，银行业陷入困境，严重损害了消费者信心。“９·１１”恐怖袭击事件又将民众失望情绪演化为恐慌和好战心理，进而对美国的中东改革主导者形象产生倒逼作用，希冀在改造中东的同时保住国内经济红利与安全底线。奥巴马就职后，美国正值金融危机蔓延期，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的巨额损耗和国际形象日益恶化使国内呼唤改革、回归民生要求不断。据此，同期中东政策以收缩和合作为主，以“新形象”示人为目标的战略调整格外明显。
２.政党外交理念
美国宪法保障总统在外交议题设定和决策方面难以撼动的地位，但涉及国内重大关切时，两党可能因意识形态、外交传统以及党派利益之差而通过国会运作相互制衡，争夺决策主导权。故而，基于两党共识的外交决策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之后逐渐消失，近些年来政治极化现象日趋明显使中东形象变动打上了难以磨灭的政党更迭烙印。
其中，如何解决阿以矛盾成为观察国会两党干预中东决策进而导致形象变动的绝佳角度。自１９４８年以色列建国至７０年代初，民主党作为少数民族、移民、弱势群体的代表对以色列格外同情，其间５位民主党总统相继强化了美国在中东偏袒以色列、支持其侵略等不良形象。随后，共和党人重视以色列六天战争中的巨大胜利，合作热情超过民主党。故而２０年间，四位共和党总统的中东政策将阿以矛盾激化，使中东地区的反美主义浪潮走向巅峰。如今，民主党对以色列普遍反映冷淡且不赞成美国在中东地区“低回报率”的卷入，提出“重返亚太”也是题中应有之意。相较而言，共和党人则对中东兴趣依旧，希望美国保持地区优势。与此同时，因极化加剧，两党在充当“军事强权”和“协调各方的领袖”两种形象取舍上渐行渐远。据２００４年的一项调查，超过八成共和党人支持小布什的中东及反恐政策，而近八成民主党人认为黩武主义把美国引向歧路。１０年后，国会两党在如何塑造中东形象方面立场更为相左：９４%的共和党人认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有助于地区稳定，而仅６５%的民主党人附议，与此同时支持在科威特、土耳其、伊拉克保留长期军事基地的共和党人数也大大超过民主党人数。因此就２０１６年大选而言，中东政策成为关键“得分点”，希拉里为是否延续奥巴马时期中东收缩战略踌躇的同时共和党候选人则着力抨击奥巴马在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海湾地区、以色列、伊斯兰国崛起等事务上的表态。上述数据和事实足以证明一点：政党分歧已逐渐成为美国塑造中东形象过程中的关键影响因子。
３.利益集团
美式民主制度使得利益集团能够在美国的中东形象塑造过程中发声，渠道有二：第一，国会与总统的制衡关系使得利益集团能够通过政治捐款、院外活动、舆论操控等途径干预中东政策；第二，利益集团鼓动相关选民（如犹太人、阿拉伯人、穆斯林、反犹分子、左翼分子、信福音主义者）参考中东政策规划和成效投票，借助选举扶持亲信打击异己。
试图介入美国在中东形象塑造的利益集团呈现“以阿对立”之势。前者内部继续分裂为“坚信美以政府间不应存在公开分歧”的右翼正统游说团体和代表以色列左翼、倡导政治接触及温和包容的“另类组织”。以２０１４年７月以色列“护刃行动”为例，因三名犹太青少年遇害向加沙地带展开空袭和地面战争致使国际舆论压力上升，危机之下美国主要犹太利益集团如“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反诽谤联盟”、“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等迅速“右转”，为赢得华盛顿两党支持造势。犹太左翼势力则不以为意，除温和谴责哈马斯并声援以色列自卫外，也抨击其肆意动武之举，并赞扬奥巴马、克里推动巴以停火的外交努力。亲阿势力虽相对弱小、政治献金能力不足但院外游说能力与前者不相上下。自１９７２年全国阿拉伯美国人联合会（ＮＡＡＡ）创立以来，目前颇具规模的类似组织包括阿拉伯裔美国人学会（ＡＡＩ）、美国阿拉伯反歧视委员会（ＡＤＣ）、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ＣＡＩＲ）、美国巴勒斯坦平等权利协会（ＡＡＰＥＲ）等，不仅就美国的中东政策具备常态化的院外影响机制，同时还联合那些关注海湾地区石油资源及巴以进程的石油商业机构，组成“石油外交复合体（ｔｈｅｐｅｔｒｏ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ｃｏｍｐｌｅｘ）。加上“基督教教会联合会（ＮＮＣ）”等反犹宗教团体的潜在支持，它们在促使美国制定符合阿拉伯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制衡犹太势力和扭转美国形象方面的能力不可小觑。
总体来看，利益集团与美国塑造中东地区形象确有关联，但其效果却是波动而间接的：波动性在于服务特定群体的本质使它们无法顾全大局，仅为自身利益奔走；多重利益集团选择性作用于外交决策增加了美国在中东形象的变数和无所适从感。间接性则在于它们纵然能通过主动联合利益一致方积极游说国会或消除敌对利益集团游说阻力等方式成为美国中东形象变动的自变量之一，但组织松散、干预决策意愿和动能弹性较大的特点使其仅作催化之用而已。正如米尔斯海默所言，少数族裔利益集团影响外交决策是美国民主参与的正当产物，然而肆意放大上述影响则与国家和族群利益均无益处。
４.公众舆论
美国公众向来关注内政胜过外交，但仍能通过选举影响中东政策乃至美国中东形象的走向，在危机阶段往往效用更强。因此，盖洛普、皮尤等主流媒体均会定期就美国外交重点收集民意；政府也将民众态度和偏好纳入外交决策考虑从而履行服务于选民之职能。尽管影响力低于其他国内因素，但为了选票，决策者往往不会贸然采取遭到民众强烈反对、媒体讽刺挖苦的外交举措。
首先，公众舆论在宏观层面引导美国的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取舍：二战结束以来，公众偏爱国际主义，仅在深陷越战、冷战和反恐战争泥潭后三次倒向孤立主义。以第三次为例，２０１３年当被问及政府工作重心何去何从时，选内政者达８３%，此比例由２００７年的３９%逐年递增，并升至近１５年来的峰值（见图１）。虽然有一些人依旧赞同美国保有绝对军事优势从而获得霸权与和平之方针，但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间反对过多海外军事介入的人数上升了１７个百分点，即便是支持共和党鹰派立场的民众也趋于缓和。通常而言，孤立主义倾向有利于美国弱化与中东国家的积怨并将负面形象带来的不良影响有效降低。
其次，公众舆论在微观层面就重大危机立场鲜明且对中东国家政权或教派的观感亦能产生外溢效应，为美国的中东形象造势。故而在阿拉伯之春以来对穆斯林和阿拉伯人好感度更为下降和对以色列持续青睐等民调结果中能看到美国在中东采取民主改造、严厉打击伊斯兰极端组织和一贯偏袒以色列等政策的影子。此外，出兵反恐的意向变化也能折射出舆论对决策的影响：“９·１１”事件后公众一度全力支持小布什武力反恐、并推行以民主改革为内核的中东政策，造成美国在中东的反恐先锋和军事强权形象深入人心。随后，由于公众对经济复苏、就业问题、福利制度等关切远远超过那些难以直接从中获益的国际事务，同时由于“９·１１”事件引发的恐慌和战斗意识被伊拉克、阿富汗战场长年损耗磨平等原因，美国卷入中东北非地区的政策遭到越来越多民众的排斥。２０１２年民调中６３%的受访者希望美国减少对中东地区民主改革和政权更迭的参与。由此可知，美国在中东的国家形象、总体战略部署、国内舆论呼声三者始终相互影响，产生联动。无论是小布什的黩武主义抑或奥巴马的中东战略收缩乃至第二任期内略带谦恭的姿态与“总统外交决策不可失去国内民意基础”的准则密不可分。
综上所述，外交政策受到国内因素影响远大于其他体系因素一直以来都是美国例外论的重要佐证之一，包括杰斐逊在内的多位奠基者始终相信“对外政策目标是国内政治目标的延续和实现”。据此，国内因素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国家形象的影响呈现出全方位参与、多主体互动以及多渠道扭转决策的复合型特征。
三、美国战略重心转移中的国家形象改造
二战后，中东在美国全球战略中一直占据核心地位。进入２１世纪以来，由于世界石油格局变化以及中国在亚太地区强势崛起，美国开始酝酿战略转移。奥巴马就任以来提出亚太再平衡全球战略，但是美国面临改善同伊斯兰世界关系和弱化中东局势对美国全球战略掣肘的难题。为此，奥巴马启动了多样性政策，试图美化美国在中东的国家形象，助力其推进亚太再平衡全球战略。
其一，全面调整外交姿态。鉴于美国之前在中东地区恃强凌弱，失去了一些中东国家政府和大多数当地民众的信任，奥巴马转而采取“示弱”姿态，试图在伊朗、伊拉克、巴以、叙以、黎以等环环相扣、彼此牵制的中东利益矛盾体中寻求平衡点，首先扩充“信任储备”。奥巴马全面调整了介入中东事务的风格，不遗余力地表达寻求合作与倾听中东国家心声之意，称“美国已经准备好建立一段平等友好、互惠互利的新型伙伴关系”，同时以安抚甚至道歉的姿态缓和与中东国家的紧张关系，希望“通过少许谦逊使美国在中东行使权力、谋求利益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前副国务卿伯恩斯也表示，“我们在中东的外交新姿态将以伙伴关系和务实原则为准绳，更多倾听、求同存异、共建利益增长点”。“多年的中东实践使美国认识到中东各国所面对的现实西方经验大相径庭，一厢情愿移植美国经验有失偏颇，接纳纵容中东乱局则有失公允，唯有深化理解才是实现中东战略再平衡的成功起步”。奥巴马调整外交姿态路径有二：第一，削减美国在中东庞大的军事和政治投资，以退为进亦是国家安全利益需要。第二，回归冷战前的“克制外交”，退居二线并要求其盟友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多的责任。据此，美军从伊拉克脱身，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同时避免在叙利亚作出任何重大军事承诺。
其二，积极开展公共外交。约瑟夫·奈认为，公共外交是软权力的运作方式，短期内与对方就特定主题规划具有象征意味的交流和活动，以对话、沟通增进了解并建立正面的国家形象，从长远看则是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支持国家外交政策并为国家利益服务。美国的中东公共外交主旨是抵制暴力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缓解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调整美国的国家形象，进而改善外交环境、维护美国在中东的各项利益。因此，奥巴马上任后积极发挥公共外交中“政府对民众（Ｇ２Ｐ）”和“民众对民众（Ｐ２Ｐ）”的双线优势，举措有三：第一，开展媒体外交，利用脸书、推特、优图等新媒体向中东民众，尤其是年轻人传播美国的外交立场；第二，推进文化外交，一方面将美国的政治文化通过与中东各种势力（如政府、社区组织、宗教领袖、企业和民众等）展开对话，以奥巴马个人魅力加以宣传扩散，另一方面，借助对穆斯林民主、人权、良治、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支持态度树立起美国作为建设者、合作者的正面形象，为进一步化解宗教文化冲突、降低成为伊斯兰极端组织袭击对象的可能性铺路。此外，还利用定向研究基金发放、留学项目、学术交流等方式构建美国与中东国家间学理化的认知和判断，以期向实践层面拓展。第三，向中东各方大量提供援助。这不仅包括承诺给予巴基斯坦、埃及等国政府基建资金，还有和平进程建设投入，如依托北约设立的以瓦解和孤立塔利班势力为目标的“重返社会”与“和解塔利班”项目，宣称停火赏金每月１００英镑，投诚者重赏。
奥巴马在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的档口在中东以多样化政策大搞“形象美化工程”离不开两点考虑：其一，防止美国前方作战，中俄坐收渔利情况出现，阻止俄在中东地区影响力复苏的同时破坏中国在该地区广泛的石油和经济利益，从而降低重返亚太过程中来自新兴大国的挑战和阻力。其二，以“解铃还须系铃人”的方式提升因中东问题处理不当而日渐衰败的国际声誉，中东形象改善对于奥巴马政府在亚太地区重新“立威”至关重要。奥巴马凭借对全球化过程的深刻理解而开展“形象美化工程”，试图实现从硬实力外交到巧实力外交的过渡，但从其至今的成效来看，此番不遗余力的姿态调整并未如期为美国赢得更多支持者与盟友，无论那些视“美式谦恭”为伪善的中东民众还是希望美国扮演立场鲜明的领导者而非无所作为的中间人的盟友国家对此均持怀疑态度，加之新兴经济体如巴西、中国、印度迅速崛起的冲击，美国在中东的形象维持力不从心。假如中东各国能够步入正确发展轨道，奥巴马无疑将因其“巧妙、低成本、不干预”的中东政策而大获赞誉，但事实恰恰相反，中东局势在连番民主化运动后趋于恶化，动荡不止、暴力频发，让中东国家意识到美国政策的非连贯性，美国形象毫无改善之处。连作为２０１６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希拉里对奥巴马任内的中东政策也颇有微词，批评奥巴马政府早期对叙利亚内战采取不介入政策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认为“不作为”带来巨大权力真空，使圣战主义者有机可乘。综上所述，由于国内因素掣肘、国际局势扰乱、言而无信带来的负面效应，奥巴马的多样化政策实践效果并不理想。
四、余论
中国崛起是美国重返亚太的重要考量之一。布热津斯基著文称：“我们无法接受让中国袖手旁观，却从一个受到保护或在某种程度上稳定的中东获益，也不能期待他们被我们当作敌人的同时成为我们的伙伴。”故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处心积虑设局挑起中东动荡，还是战略调整失误产生负面效应，中国都应认清美国因功利主义的政策动机、霸权行径、采取双重标准以及试图填补中东权力真空所引起的国家形象下滑这个事实。中国具有在中东地区塑造国家形象的比较优势：其一，没有导致诸多强国霸权形象的历史负面遗产。其二，坚持同各中东国家保持正常外交关系，避免卷入阿以纠纷，不在穆斯林内部纷争中选边站队。其三，提出有助于形象优化的“三不政策”，即不找代理人、不圈势力范围、不谋求填补权力真空，而是采取“劝和劝谈、一带一路、互利共赢”等惠及地区民生改革之方针。中国要仔细分析美国陷入中东泥潭、形象衰败的过程和原因，避免重蹈覆辙，从而保持在利益—价值、理想—现实、目标—能力等多个范畴的独立自主和活力，以外交理念贡献者、国际规范坚守者的形象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中东外交战略，为全面改善中东地区局势助力。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