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主的局面越是复杂，人们越是容易迷失方向。
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的力作《民主及其批评者》新译本在国内重新出版，可谓恰逢其时。那么，这部27年前出版的作品如何为民主声辩呢？
达尔在风格上秉承了苏格拉底式的叙事方法，先是介绍民主的缘起，继而展开民主反对者的论点，随后再对这种观点进行批驳，接着又系统论证民主的优越性，然后再探讨民主的缺陷并分析应对之道。这种方法的好处是，读者了解的不仅仅是“一首民主的赞歌”，而是这场历久而弥新的赞成或反对民主的论战的全貌。
1、精英威权统治论的幻觉
在《民主及其批评者》的开篇，达尔指出，作为一种复合体制的现代民主有四个重要来源：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制、古罗马的共和主义传统、中世纪演进而来的代议制以及近代欧洲兴起的政治平等逻辑。接着，他陈述了民主反对派的观点，即无政府主义和护卫者统治论。实际上，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民主的观点可以暂且搁置，因为他们反对的其实不是民主本身，而是国家或统治的一般逻辑。
民主政体的真正竞争者是护卫者统治。所谓护卫者统治，大致是指少数精英分子的统治。达尔说：“一个反复出现的民主替代性方案就是护卫者的统治。按照这种观点，认为普通人能够理解和捍卫他们自己的利益——更不要说较大的社会利益——的这种想法是荒谬的。这些批评者坚持认为，普通人显然是没有资格统治自我的。他们指出，民主派关于普通人有统治资格的假定应该被相反的假设所替代，即统治权应该委托给少数人，他们尤其有资格根据他们卓越的知识和美德进行统治。”
护卫者统治论认为，既然儿童在民主国家并不享有投票等政治权利，就直接证明了“统治是需要某种资格的”。在他们看来，有资格统治的人们需要具备三个条件：道德能力、专业能力和政治胜任力。道德能力是指一个人理解共同体的目标和政府的目的，并主动将其置于决策的优先位置。专业能力是指实现有效统治的一系列专业性或工具性的知识。政治胜任力则是上述两者的结合——简单地说，一个人应该既有适合统治的美德，又有适合统治的专门知识。其实，这种护卫者统治论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的民主反对者、著名哲学家柏拉图。
作为民主的辩护士，达尔对此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批评。他说，这种统治模式“对护卫者的知识和美德的超凡要求，在实践中是根本无法满足的”。在达尔看来，世界上是否存在某种关于统治的专门知识是值得怀疑的，是否有少数人在掌握这种统治知识上具有显著优势就更值得怀疑。进一步说，即便存在这种关于统治的高级知识而且只有少数人适合掌握它，但这些人能够根据普遍的善而非他们的私利进行统治吗？这当然又是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外在的有效约束，少数执掌权力的精英能够将共同体的利益置于他们自身的利益之上吗？看上去，这只可能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2、民主论战的言说技艺
达尔从内在政治平等的合理性、自我统治的必要性、民主程序的正当性、政治包容的需要等视角来论证民主的优越性。特别是，他认为，民主具有三种独特的价值：一是促进自由，因为人只有在民主政体才享有充分的自由、才能获得自我决定的最大可能性、才能拥有道德自主的机会；二是推进人类发展，因为惟有民主“能够培养出独立、自立和具有公共精神的品质，而这是其他类型的政体所无法办到的”；三是保护个人利益，因为正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所言——“人们愈具有自保的力量并进行自保，他们就愈能免遭他人的祸害”，而民主政体为普通人提供了自保的机制与能力。因此，民主的优越性毋庸置疑。
达尔还很有技巧地驳斥了护卫者统治论的几种“诡辩技艺”。诡辩技艺之一是拿理想中的护卫者统治与现实版的民主统治做比较。达尔生动地说：“在进行这类比照之中，我们必须避免将理想的橘子与现实的苹果相对照，也就是设计一个精确的程序，以表明现实的苹果要比理想的橘子低劣。”
诡辩技艺之二是拿最好的护卫者统治与最坏的民主统治做对比。最坏的民主会滑向“多数暴政”，最好的护卫者统治是少数精英掌权的善治，两者高下自不待言。但达尔指出，这样的比较是不公平的。正确的做法是，最好的护卫者统治应该与最好的民主做对比，最坏的民主也应该跟最坏的护卫者统治做对比。达尔认为，民主在两个方向上都优于护卫者统治。
诡辩技艺之三是论证护卫者统治的优越性时，只讲抽象逻辑而不看经验世界。实际上，能长期实践善治的威权统治非常罕见。达尔说：“事实上，每一个民主体制要承受人们犯错误的风险。但错误的风险存在于现实世界的所有体制之中，而且20世纪最为糟糕的错误就是非民主体制下的领导人犯下的。”
3、不完美的民主与不确定的未来
主张民主优越论的同时，达尔并不讳言民主统治可能的缺陷。在他看来，尽管护卫者统治论并不正确，但并非愚蠢或无用。护卫者统治论“坚持认为知识和美德是一个优良政体中的统治资格不可或缺的品质”，这对民主治理来说具有重要价值。达尔认为，一个民主政体若轻视这种必要的提醒“将是危险的”。在詹姆斯·麦迪逊、约瑟夫·熊彼特这样的共和主义者看来，大众统治与精英治理的结合才是实现善治的条件。
尽管主张民主优越论，但在出版该书的1989年，展望全球民主前景的达尔却难言乐观。他当时的预测是：那些发达民主国家将继续维系民主统治的稳定性，民主作为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将在全球继续扩张，但民主边缘地区的国家可能摇摆于民主和威权之间，而“绝大多数国家会被非民主政权统治”。要知道，预测总是包含了风险。那么，达尔准确预见了未来吗？
对发达国家来说，达尔准确预见了其民主政体的稳定性。但达尔没有预见到的是，在他写作后的近30年时间中，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国内贫富差距扩大了，而达尔期待的是西方将迎来一个更加实质性平等的时代。此外，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这些国家的族群-宗教多样性显著提高了，由亚文化多元主义导致的社会分歧加深已然成为趋势。如今，美国大选中的激进现象、英国脱欧和欧洲大陆的内政难题都是这一趋势的征兆。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民主的扩张速度大大超出了达尔的预期。这一时期新兴民主政体数量的急剧增加，已经构成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波民主化浪潮。在达尔出版《民主及其批评者》之后仅两年，另一位杰出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就出版了《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后者成了新的民主化时代的预言书。尽管如此，第三波民主化并非一帆风顺。笔者刚完成的一项研究发现，大约三成左右的第三波转型国家实现了民主巩固，三成左右的转型国家已经遭受不同程度的民主挫败，而剩下的四成转型国家则处于两者之间或者说处于某种灰色地带。或许，历史将继续证明达尔与亨廷顿的政治预言：关于民主的过分乐观或过分悲观的论调都是错误的，民主仍然在曲折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