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儿童是当代中国最受学术界瞩目的底层群体之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工的子女，跟随打工的父母在城市居住。流动儿童之所以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兴趣，一方面是因为流动儿童的巨大规模。截止到2010年11月1日，全国0-17周岁流动儿童规模已达3581万，占全国儿童的13%，其中3106万流动儿童在城镇，占城镇儿童的25%；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群体的特殊性，作为底层，作为流动人口，他们面对身份不平等，从而为研究社会流动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研究样本。
现有的研究发现：中国的教育体系很难帮助农民工子女实现社会流动。但以往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主要关注学校教育或者说正式教育，对非正式教育（譬如NGOs提供的教育公共产品）缺乏深入细致的考察。虽然学校教育是最主要的教育渠道，但NGOs在弱势群体的教育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那些具有理想主义和社会试验色彩的NGOs，它们所提供的公民教育实际上构成了一种社会干预。
公民教育有利于政权合法性的巩固；但实际上公民教育也有赋权(empowerment)的意义，底层青年在NGOs的帮助下，形成了公民人格和公民意识。
二是主要考察农民工子女的学业成绩或升学机会，忽视了教育对于农民工子女价值观的影响。不只是受教育程度会影响社会流动，从长远来看，一个人的价值观也会影响其职业生涯的发展。教育通过社会化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对主流价值观的接受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从而在劳动力市场获得更高的回报。也就是说，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个人信念和态度的，从而对整个社会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过程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有学者基于对北京大学学生的调查发现：使用思想政治新版教材的学生更加认同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是一个民主体制，倾向于对不受约束的民主（西方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持怀疑态度。在个人行为方面，使用“新课标”政治教材的学生对股票等风险性投资活动更加谨慎，在政治参与（例如投票、加入政治组织等方面）上的意愿略有增强。
三是只关注长程社会流动，而忽视了短程社会流动。本文认为需要区分两种社会流动，一种长程社会流动，另一种中短期社会流动。在讨论社会流动的时候，人们经常忽视社会流动的距离。从一个农家子弟变成一个技术工人或个体户，这是短程社会流动；变成一个公务员或教师，这是中程社会流动；变成一个高级官员或著名企业家，这是长程社会流动。也就是说，同为向上的社会流动，流动的距离也存在差异。
长程社会流动更多地具有象征性意义，因为足够轰动，同时又较为罕见。新闻媒体通常喜欢对长程社会流动大书特书，民众也喜闻乐见，因为这样的故事太励志、太感人了。中短程社会流动虽然不那么引人入胜，却频频发生，对于社会结构和阶层结构的重塑作用更大。
历史学家何炳棣通过对明清时期48份进士登科录的12226名进士的家境进行分析，发现明代有一半进士来自平民家庭，清代也有接近4成的进士出身平民。可见，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古代中国社会的长程社会流动。现代社会的结构高度分化，分工体系和社会分层更为精细，这使得长程社会流动变得更为困难。在古代，进士可以迅速出任官员，进入社会精英阶层；在现代，大学乃至博士毕业都只能担任普通公务员。当前中国的社会阶层固化问题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李中淸的一项大样本研究发现，1953-1993年，超过40%的教育精英来自工人和农民家庭；而1994年-2014年，超过50%的教育精英来自富裕家庭。
如果仅仅考察长程社会流动，那么，教育的确很难促进农民工子女的社会流动；但如果我们考察中短程社会流动，那么，或许会有不同的研究发现。本文试图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通过对NGOs教育实践的实证分析，探讨公民教育对于农民工子女社会流动的影响。
久牵志愿者服务社成立于2008年，是一家由志愿者和热心公益的人士创立，旨在为贫困青少年尤其是来沪务工人员子女提供优质和免费课外教育的公益机构。该NGO拥有100多名专业的授课志愿者，能够提供以音乐艺术为主的，英语电脑等应用性课程为辅的教育培训服务，帮助孩子开发自己的潜能天赋，增强自信心，并在与同学们、志愿者的学习交流中，培养团队精神、独立思考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张轶超将“久牵”计划的宗旨确定为：为那些因为贫困而无法发展其天赋的孩子提供一个属于他们的教育环境，以唤醒其作为个人的自由天性与作为公民的公共意识……培养农民工子女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减少这些孩子的自我封闭与认同危机。久牵的教育理念是让每个人成为自己。具体的实施方式是以艺术课程（如合唱、美术、古筝、扬琴等）培养美感，以应用课程（如英语、电脑、烹饪等）锻炼能力，以拓展课程（如地理、阅读、自然艺术等）开阔视野，以课外活动（如回乡之旅、夏冬令营等）树立团队精神，在一整套课程与活动的教育氛围中，提升每个孩子的思维能力和实践技能，培养他们对于知识和艺术的兴趣和热爱，树立他们的社会责任意识。
久牵的教学与活动主要包括：
（1）艺术教育和常规课程。前者包括合唱、舞蹈、各类乐器演奏，后者包括作文、英语、历史、新闻、童话阅读、读者人生、电脑、实验、绘画、地理、摄影、健康与社会等等。
此外，久牵还不定期地组织“职业与人生系列讲座”。邀请作家、音乐家、律师、记者、学者、编导、经理、医生、IT工程师等社会各界人士为孩子们做专题演讲。
久牵的多位学员都提及知识理论课（TOK）对自己的影响。现在加拿大念本科的王新月说：
印象里最喜欢的课程是知识理论课（TOK）和阅读课。知识理论课让我学会辩论性思维的思考方式，对待每一个问题学会从多方面的角度，比较客观的去看待，分析。知识理论课打开了我对世界的想象力，挑战我对很多事情，文化、政治等等的自我偏见。正是因为在久牵养成了这种愿意被挑战、愿意接受不同的观点，所以在国外生活，和其他国家的人交流时没有太多的文化冲突。喜欢阅读课的理由是单纯喜欢读书。阅读也是打开我思考方式的重要元素，让我善于观察人身边的事物。
（2）导师制。从2009年开始，久牵逐渐将白领作为师资的主要来源，因为相比大学生和研究生，白领具有多方面的优势：首先，他们的职业稳定性较高，在上海定居，可以长期地担任志愿者，而大学生很可能去外地就业，即便留在上海，初入职场的他们也很难有时间做志愿者；其次，他们不仅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而且有更加丰富的生活阅历，除了可以对孩子们进行学业辅导，还可以为他们的人生规划提供建议；最后，他们也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源，可以为孩子们的实习、就业提供帮助。
（3）演出、音乐回乡之旅。组织专场音乐会、参与各类文艺演出，一方面是久牵筹措资金、扩大知名度的主要手段；另一方面，掌声与闪光灯也有助于提升孩子们的自信。
（4）学生会自治。“久牵学生自主管理委员会”。
（5）志愿者服务。
对于一般的农民工子女来说，他们的日常生活所接触到的大多数人都是与父母相似的农民工，而久牵则为他们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久牵的志愿者以大学中学教师、大学生和白领为主，久牵每年还与某私立国际学校共同组织新年音乐会，而该校的学生几乎都来自富有的城市家庭，这使得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一定的异质性，能够接触到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由于这些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受教育程度较高，与他们的接触有助于拓宽孩子们的视野，还可以让他们获取不同类型的信息。一部分学员甚至在志愿者的帮助下，获得了实习和就业的机会。
此外，久牵还提供了优质的教育机会。2010年，一所提供大学预科教育的学校大中华区招生负责人找到张轶超，称该校致力于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种族、宗教、政见或贫富背景的青年精英择优选拔、汇集在一起生活学习，为增进国际了解、促进人类和平做贡献。该校拥有13所学院，分别位于英国、意大利、挪威、荷兰、美国、加拿大、香港、新加坡等地。每所学院平均由全球七十多个国家择优选拔派遣数名高中生前往一起学习，好比一个小联合国。这所学校愿意为久牵的优秀学员提供全额奖学金，资助其到某一个校区学习2年。出国留学的名额有限，每年久牵有1-3名同学可能获得这样的机会。
2016年，久牵志愿者服务社的首批30余名学员已经到了20岁左右，他们当中的有的已经在上海工作，有的仍在出国深造，还有的在久牵志愿者服务社做起了全职员工。
第一类是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作。他们所有人都在上海念了职业学校，毕业后进入企业或自己经营小店铺。这部分学员大约在2008-2012年间参加中考，由于农民工子女在上海无法参加中考，他们初中毕业后面临三个选择：一是直接就业；二是回到家乡继续念普通高中；三是在上海就读职业学校。据我们的观察，那些没有加入NGOs的学生，他们当中约有50%选择直接工作，20%回到老家念高中，30%左右在上海接受职业教育；而久牵的学员有60%以上选择在上海念职业学校，大约30%回到老家念高中，只有不到10%选择直接工作。相比之下，牵久的学员更加重视教育和学历的重要性，很少有人选择初中毕业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由于受到久牵志愿者的影响（久牵的志愿者以白领和大学生居多，他们基于对农民工子女学业成绩和教育环境的理性分析，通常会鼓励农民工子女学习应用型的专业），他们对职业教育的偏见较少，不少人将职业教育作为一个务实的选择，因为这样就不用与父母分离，从流动儿童转变为留守儿童，在劳动力市场也有一定的竞争力。与他们的父辈相比，他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拥有更为充实的人力资本；在社会资本方面，他们拥有更多的上海本地朋友，包括同学、同事和有着相似兴趣的朋友，不少人会说流利的上海话，对上海本地社会的融入程度很高，这也提升了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作的久牵学员，多数从事技术员或办公室文员的工作，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然利用业余时间参加成人教育；一部分较为优秀的学员，就职于国际学校、外企和基金会，有望跻身中产阶层。
第二类是出国深造。2010年，久牵创始人张轶超与一所海外教育机构建立了联系。这所学校面向全球提供国际预科学历（IBDP）的教育机构，在全球有15所学院，该校主管中国地区招生的负责人非常认可久牵的教育理念，考虑到农民工子女所面临的逆境，愿意给久牵的学员提供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的机会。2011年4月，张轶超最早的学生、2001年就加入久牵的新月，收到了该校的全奖录取通知书（免两年学费和膳宿费），获得去加拿大分校学习大学预科课程的机会。新月来自一个普通的打工者家庭，父母需要负担三个孩子日益增长的教育支出；拿到国外的offer之前，她就读于上海郊区一所成人高中，学校环境非常糟糕。但她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在张轶超和久牵志愿者服务社的帮助下，考托福，学音乐，最终突破了外部环境的限制。在王新月的激励下，久牵后来陆续有张海萌、王泽方、林兰兰、杨紫怡、王雪蒙、班富俊等7位同学被该校的不同校区录取。而今王新月、林兰兰、张海萌、王泽方、王雪蒙已经在美国和加拿大念本科。
第三类是成为社会工作者，在久牵担任全职员工。第一位入职久牵的农民工子女是姚如惠，她生于1992年，是久牵的第一批学员，由于没法在上海参加中考，初中毕业后她回到安徽老家继续学业，后来考入了安徽大学社会学系，2014年毕业后她选择重返上海，成为久牵的全职员工，虽然薪水不高，但是能够为跟自己命运相近的孩子们提供帮助，她觉得非常满足。之后，又有屠文建、曹文静两位前学员成为久牵的全职员工，王强成为久牵的兼职摄影师。
对上海地区多个NGOs的跟踪研究发现：第一，公民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农民工子女的社会流动。NGO通过实施公民教育，并在NGO内部管理中对农民工子女进行赋权，包括自我管理、民主决策、自主选课、志愿者服务等等，让农民工子女认识到了自身的公民权利。NGOs的公民教育实际上构成了一种社会干预，塑造了农民工子女的公民意识，而这对于他们后续的学业和职业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NGOs能够促进绝大多数服务对象实现短程社会流动，但对中长程的社会流动的作用仍有待观察，因为实现中长程社会流动的周期往往长达二十年以上。从目前来看，在海外学习的久牵学员以及在上海的小私营业主具备了中长程社会流动的潜力。
第二，并不是所有的NGOs都能有效地促进农民工子女的社会流动。除了需要有塑造新公民的教育理念之外，还需要有良好的组织能力，最重要的是，能够持续地对农民工子女施加影响，也就是说，NGOs必须能够保持学员的稳定性，让农民工子女长期地参与NGOs的活动。久牵志愿者服务社之所以一枝独秀，就在于其服务对象相对稳定，多数学员从小学一直坚持到职业学校毕业，一部分核心成员工作后仍然在久牵做志愿者甚至成为全职员工。久牵的成功之道在于：中产阶层志愿者与稳定的学员相结合，不少志愿者和学员都在久牵呆了十年以上。长期的联系使得久牵可以持续地对学员产生影响；而大部分的NGOs的志愿者和学员流动性比较大。
我们还必须承认上海的特殊性：首先，上海的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相对比较友好，超过70%的农民工子女就读于公办学校，他们所接受的基础教育相对优良，上海早在2008年就向农民工子女开放了免费的职业教育，这些都有利于他们的社会流动，NGO的介入为他们创造了更好的发展机会；其次，由于上海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十分激烈，在上海定居的农民工总体上素质较高，他们愿意主动寻求外界的资源，为子女的发展提供帮助。据我们的观察，接受NGOs服务的农民工子女与其他农民工子女相比，家庭背景上不存在显著差异，社会经济地位大致相同，但是，他们的父母社会关系网络较为发达，更愿意接受外界的帮助；最后，上海拥有高素质的白领和中产阶层，他们具有很强的公民意识和奉献精神，愿意为改变不公正的社会状况而贡献力量。
[本文是作者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五届（2017年）学术年会“超大城市主题专场”的发言，经作者同意授权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