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进行的反腐败运动意义深远，可视为一场刮骨疗伤式的自我革命，对中国未来的稳定健康发展也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反腐败以一种极有效率的方式拿下了数量众多的腐败官员。
据国内官方媒体报道，十八大以来，全国反腐败过程中落马的“老虎”级官员有150多个，有20多万只“苍蝇”（小官员）被处分，超过800只“狐狸”（外逃贪官）归案。如此大规模、高密度的反腐败成果，在人类政治历史上恐怕也极为罕见。
构建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发展支柱
对于过去的政商体系来说，反腐败是一个“破”的过程。从系统角度看，上述以“破”为主的变革在政商领域“制造”了不少空间——随着一大批腐败官员落马，一个个病态的政商圈子被挖掉，原有的政商生态体系需要重构，市场空间需要有新的参与者来填充，需要建立新的市场规则，强化法治体系。很显然，“破”之后要开始“立”，“破”是手段，“立”才是最终目的。
客观评价，国内当前在“立”的方面面临不小的挑战。一是部分既定的重大改革如国企改革推进相对缓慢，从管企业到管资产的改革设想还未真正启动实施；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改革进展也显得缓慢。二是官员体系的队伍建设与信心重建还存在一些缺口，有部分地方官场出现系统性“塌方”后的队伍与政府职能还未恢复，有些地方干部“懒政”甚至消极抵触现象还不同程度存在。三是在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背景下，部分地方经济低迷、产业萧条、债务丛生，经济缺口亟待填补，地区发展的社会信心有待重建。
当前“立”的问题十分迫切，如果以腐败官员为代表的旧体制弊端被割除后，没有新的发展内容来填补空间，没有新的体系建设，那么反腐败就有可能真地变成“净成本”了。
现实的问题是：“立”什么？怎么“立”？“立”应该找到民众关切的最大公约数，找到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从中国改革开发的经验来看，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发展经济，这仍然是硬道理；其次是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建设，而最能保障市场经济的则是法治社会。因此，未来我们要抓好两个重点：一个是紧抓经济建设，二是大力推进法治化改革。要围绕这两个重点，要在中国社会真正构建起市场化与法治化两个发展支柱。
"贿选"震动后的改革契机
辽宁省人大贿选案为国内在反腐败后的社会经济制度重建，提供了值得反思的案例。发生在省级层面的贿选事件，对中国现有的重要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个极大震动。
自十八大以来，辽宁省经济发展急速滑坡，数度成为中国经济表现最差的地区之一。但其并非没有基础，不仅GDP规模最大，几乎占到吉林和黑龙江两省之和，其工业基础、产业存量也是东北三省中最强的；此外，辽宁省还是一个沿海省份，是整个东北地区的出海口。其在改革开放中本来占据很好的优势，经济转型更容易成功，为什么却滑落到全国排名靠尾？
辽宁省人大贿选事件提供了答案：发展落后的最主要原因还是人的问题。这次事件暴露出来的一些官员素质不高、政商生态畸形、官风不正、观念保守，“成就”了辽宁的今天。
在这个“政经同体”特质明显的大省，如果能够成功振兴经济，将会对整个东北地区起到很强的辐射带动作用。甚至可以说，其经济改革成功与否，关系到东北振兴的成功与否。那么，如何着手改变呢？安邦智库认为，辽宁省人大贿选事件既引爆了炸弹，也创造了改革的契机。
首先，要改革有问题的省的领导班子，包括各级官员、人大委员以及国企主要管理者。过去大范围换人很难，现在有贿选事件作背景，对有问题的省完全可以大手笔治理。应该重手整治问题省的领导集体，过去实行不了的力度现在则可以实行，不换思想就换人，不换作用就换人。要保证中央的有效领导。
其次，应该坚定地“借政治，促经济”。处理政治事件要为经济发展创造空间。出现问题的地方人心不齐，有历史原因，但最大的原因恐怕还是习近平主席谈改革目标时所说，要让人民群众从改革中有获得感。要增加老百姓的获得感，最重要的就是搞好经济，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因此，“以政促经”应该成为发展的基本思路。如果不能从此获得政策边际效应，那出现的问题就白付出成本了。
第三，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和法治化改革。抓经济和抓政治都需要落地，经济方面要力推市场化改革，以归零后的心态加大市场开放、减少政府干预、保障市场权益，吸引外来投资，繁荣市场。要以法治化来强化震荡后的制度环境，以法治来保障市场化改革。笔者认为，可以借贿选案开展法治化改革试点。在问题省实行的这些改革思路和做法，在国内其他地方也可以尝试。反腐败在官员体系和政治体制上打开了一个突破口，中国要抓住“破”带来的机遇，以抓好经济和法治建设来填补反腐败之后带来的政商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