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0月23日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结合实际建设新型智库。同年11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更是通过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明确了首批建设的25家高端智库。
从上述政策措施中足以看出党和国家对智库建设的高度重视。受其影响，国内各类新型智库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也涌现出大量关于智库建设的文章资料，一股“智库研究”热潮兴起了。抛开当前对“何为智库”的不同理解不谈，单就如何做一名合格的智库观察家来说，中国仍有很长道路要走。首先一点，不少人将智库从业者称为“智库学者”或者“智库型学者”就显得不甚恰当，更合适的称谓应是“观察家”、“研究员”。虽然“学者”定义本身仍颇有争议，但这一头衔所指向的知识体系与智库观察家依托的知识体系其实是不一样的。
目前国内很多智库的研究水平和成果还达不到可向高层决策者提供足够政策咨询的程度，一些智库观察家们似乎也尚未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和美德。绝大多数智库所从事的是政策阐释和解读，鲜见提出政策倡议和对形势的严谨预判。长此以往，可能导致“有库无智”。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就曾提醒说，如果智库只注重阐述决策的必要性，会导致两个问题，一是造成资源和人才的浪费，最终影响到它们的国际交流能力和对外沟通效果;二是越来越难吸引到研究能力强的人，最终影响到智库的人才储备和研究水准。
以笔者的工作经验来看，当前国际问题类智库及其观察家们存在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缺少观点和预判，而观点鲜明应是智库观察家的基本职业素养。可以看到，通常表现出来的做法是只会罗列表面信息和数据，分析中不提供观点和对基本趋势的研判，或者虽然提供几种可能性，但却不告知读者其本人对未来趋向的倾向性评估。要么陈述观点、提供趋势面面俱到，显得无懈可击，不论未来事态如何发展，都至少有一项“押对了宝”，比如预判某一双边关系走势提供三种“可能”——变好、变坏和维持现状，其实是一堆废话。或者采取“先扬后抑”的叙述方式，在大量谈及某种可能性之后，又以“但是”、“与此同时”来转折，指出另一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这样就确保了其预测的“万无一失”。
二是观点鲜明却不论证，而以事实说话应是智库观察家的基本职业品德。这一类观察家通常的作风可分为两大类：“学术霸权型”，不提供关键的事实和数据，却喜欢用“事实已经证明”、“你懂得的”、“篇幅所限”等话语一笔带过，来回避有必要向读者提供的论证细节;“激情强辩型”，喜欢用“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作为论述的逻辑，以激情辩驳代替理性论述。还有一种人虽提供事实和数据，但却是有选择性的，只捡有利于其观点的说，避开不利于其观点的事实，悖离了学术研究所必须具备的客观性。 也有一些观察家不屑于做预测，喜欢用“事实将如何发展，我们拭目以待”之类的文字逃避事实检验。或者搞“模糊预测”，经常使用“在可预见的将来”这样的表述，却不对这种时间段到底是何跨度作出明确说明。
对于提升智库的分析研究水平，我的建议是，多进行未来形势的预判，而不是专注于解释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事情。明确的预测应成为观察家们的职业美德。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是否可以预测，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哲学命题。但是，一线工作的实际需要，要求智库观察家们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做出预测，无论是从局部还是整体上，以供政府部门针对某种现象作出应对或者制订规避损失的预案。通过明确的预测，也能培养观察家的“政策感觉”，提升判断力——这是一名观察家最重要的从业能力之一。 对于观察家能够预测什么，以及如何进行预测，大家可以读读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菲利普·泰洛克(Philip E. Tetlock)的《超预测：预见未来的艺术和科学》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