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的遭遇
中国社科院的学者于建嵘似乎可以视为中国当下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2011年，他发起、参与的两次行动：乐清钱云会案公民调查团与围脖打拐活动，即给他带来巨大的社会声誉和支持，却也同时让他陷入了争议的漩涡，一时间，这位常常以底层人民代言人形象出现的知识分子，似乎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在带头参与乐清调查团之后，他被一部分网民骂成官方的走狗。在微博打拐行动中，那些怀着一颗行侠仗义的心，胸中满是豪情和正义的拍照网友，也很难接受他们只是在与风车作战。
也有一些人质疑“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侵犯别人的隐私权，打拐是干了城管的活，在国家儿童福利体系还未成型的情况下就全面扫荡街头乞儿，是断了这些乞儿的最后生路。甚至有人开始动用诛心论，质疑于建嵘的动机，说他打拐是为了转移“钱云会案”的话题，说他是作秀大王，摆出一副为底层人民出头的架势，用民粹主义的方式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然后勾勾手指头就让网民们跟着他走。
诛心论不值得讨论，我只对行动事实感兴趣。就从所作所为而言，这两次于建嵘并没有多少真正可指责的地方。
不过这两次事件确实开启了一个很值得讨论的话题，那就是在今天，参与社会事务的知识分子该走向何处?对于一个想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在当下的环境中，除了做一个局限于专业领域的专家、体制内掌握资源的“学术权威”、迎合庸众的畅销书作家，难道只剩下“民粹”一条路?为了社会能往好的路径发展，知识分子究竟该走怎样的路?
知识分子的最近三十年
在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和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中，涌现了一批社会知名度极高、拥有大量公众读者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是思想启蒙与知识传播的承载者，也是体制内行动的参与者，对于80年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虽然当时中国已经有了现代化的学术分类，但不管那些知识分子来自于什么专业领域，他们大都热衷于谈论公共性、跨领域的启蒙话题。有人回忆，当时一个在今天看来非常专业的科学哲学学术会议上，学者们讨论的都是中国文化往何处去这样的宏大话题。
上世纪80年代之所以是这样一种氛围，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社会变革的阻力多半是思想意识形态的。也就是说，经过了长时间的混乱，整个国家的知识和思想资源极其匮乏，社会进步的最大阻力在于与一些错误的思想作战。一旦人们知道怎么做是对的，一定会照着对的方向去做。
体制内的决策者们需要知识分子给他们以指引，知识分子在体制内获得了很大的言论空间。甚至可以说，那个时代几乎不存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隔膜，受全国数以千百万的知识公众认可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体制内的精英，在体制内也享有崇高的地位。甚至当时体制内部一些高级别的官员，同时也是备受瞩目的知识分子。
公众英雄时代的终结?
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后，学院知识分子成为公众英雄的时代迎来了拐点。高校学术研究的环境也为之大变，知识界将研究的话题由思想逐渐转向了学术。
这种情形和清朝乾嘉学派的兴起有相似之处，当时的知识分子逐渐放弃了宋学好谈宏大的理学、议论时政的路数，改而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考据和整理上，寻章摘句，专注于纯学术的考据工作。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国知识界在上世纪90年代的这一转向未必是一件坏事，学者们从喧嚣的思想阵地上退下来，专心补一补纯学术的课，把学问做得更专业、更符合现代学术规范，有利于弥补80年代思想界学养的不足，有利于祛除80年代的浮躁之气。
然而这把从思想转移到学术的火没烧几年就已经式微。首先是整个社会的外部氛围改变，全社会进入了一个清醒地追逐自我利益尤其是世俗财富的时代，增长压倒了启蒙。这使得以往处于社会关注焦点的知识精英逐渐淡出了公共视野。
本来在一个健全的现代学术环境中，多数知识分子都是在一定的专业领域活动，价值评价也是由专业圈子来决定的。然而这些年愈演愈烈的学术行政化使得这种专业评价也乱了套。
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一个统一的知识界几乎无存，社会文化生活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不再像80年代那样，有严肃的讨论和一致的主题。知识分子要成为所谓“成功人士”，几乎只剩下两条路：要么在体制内立于潮头，要么去体制外赚钱。
去体制外怎么赚钱?80年代那些精英化的文化书籍，动辄印刷几十万册，如果现在能复制那样的情形，自然也是能赚钱的。但自90年代末以来，那种精英化的，以知识群体为读者的书籍已经不复往日的辉煌。知识分子要在体制外去发财，只能遵循纯粹的市场逻辑，—市场喜欢听什么，我就怎么写。
一批娱乐化、媚俗化的知识分子陆续粉墨登场。谈《论语》、说《三国》，煽动民族主义、用货币战争来耸人听闻。所有这些，都和思想与学术无关，只关乎娱乐消遣。与其说他们是知识分子，不如说他们是娱乐明星，是商人。起初他们还以“狎妓不碍忧国”来安慰一下自己，后来逐渐连这一丝安慰都不讲了，从那一刻起，他们就与知识分子没有一丝关系了。
中国依然需要知识分子
近十几年里，一大批技术专家开始在媒体频频亮相，经济学家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取代了80年代文化类知识分子的位置，在平台上讨论社会事务。
这自然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现代商业社会的问题已经相当复杂，专业性、技术性的问题越来越多，文化的因素与技术的因素夹杂在一起，知识阶层不能再仅仅凭借形而上的普遍知识实施批判。技术专家的繁荣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但这绝不等于说所有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都可以单凭技术的方式得以解决，政治不等于经济，也不等于行政，技术专家的方案往往缺乏价值的判断，也不具有批判反思的意义。
或许有人说，在美国也有类似的情况。但中国的特殊性在于，我们的“历史”并没有终结。美国宪法树立的社会发展框架，200多年来基本稳定，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家社会发展的主要规则基本没有变化，已经相当成熟，社会发展只剩下市场社会的自然演进。
但中国的情况显然不同，社会发展的宏观框架还远没有搭好，重大的价值与走向问题依然处于纷争之中。这一历史使命和任务，不能靠技术专家来完成，也不是民众凭借常识所能完全解决的。
互联网媒体来了
就在人们已经开始忘却这个群体的时候，互联网的时代到来了，一类新的知识分子横空出世。他们有了一个新的体制外市场，那就是几亿网民。
本来互联网只是一种工具，在传播上与传统的媒体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中国的互联网时代伴随着一种这样的状态：如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言：“我们社会正在加深的裂痕—精英寡头化与下层的民粹化。”这种民粹化的情绪在互联网上得到了体现和聚集。
在这样一个状态下，中道已经难以立足。知识分子要在这样一个市场立足，就必须站队。在很多民粹倾向的网民眼中，知识分子只有两种，一种在为既得利益集团摇旗呐喊，一种是为劳苦大众代言的良知英雄。这个市场要求知识分子必须非黑即白，稍微站队不彻底就会被两边撕裂。
于建嵘教授想必已经深深感受到了这种撕裂的痛楚。除了撕裂，于建嵘教授感受到的还有这个市场的无序和不可捉摸。
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媒体市场实际类似于广场政治，民粹化是其自然的属性。一些低技术含量的“骂客”更容易吸引眼球，成为明星。因为，剧场效应对知识和技术的要求都不高。或者说，这里需要的只是迎合网民的情绪发泄，需要的只是煽动和作秀的媒体技术。
这绝非是社会的福音，民粹化的情绪表达和开放言论虽有其价值，但并不能支撑起中国的稳定转型。须知，在社会转型的时候，知识分子的理性很可能是最后的理性，我们的体制，应该容纳他们在体制内批判，而不是任由这最后的理性在体制外被民粹主义的狂风吹散。
如果我们的体制内不给精英知识分子的批判留空间，将这些健康的批判都逐出体制，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只剩下一种批判的力量，那就是网络上激进的民粹主义批判的力量，而且还将越来越激进。将来有一天当我们呼唤中道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理性的批判力量来平衡那些激进的网络意见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