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浪潮和新自由主义在美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对美国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美国资本为追逐利润到成本低的国家去投资和生产，再把生产出来的产品销售到美国。在美国资本和精英获得丰厚利润的同时也导致了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不断加剧，其结果是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产业工人失去了制造业的工作而被迫转入低工资的服务业。二是新自由主义主导了美国金融监管部门，开始了对金融监管的不断放松，克林顿政府甚至在1999年废除了旨在禁止用大众存款去金融投机的格拉斯－斯蒂戈尔法。从此开始了美国华尔街的狂欢，最终酿成了07-08年美国金融危机，并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在此次危机中美国政府用天文数字的纳税人款项成功救市，使美国躲过了1929-33年式的金融体系崩溃，但是也引发了美国人民对华尔街的不信任和愤怒。美国中产阶级的贫困化和塌陷导致了它们对美国政界学界精英以及华尔街的不信任和逆反，并最终的2016年美国大选中成功逆袭，即把反映美国底层大众意愿的特朗普选进白宫。
特朗普现象对中国的核心警示是什么呢？最核心的警示是：在制定和贯彻国家经济社会政策过程中，要让中下收入群体有充分的机会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在保证义务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外，还需要让中下层收入群体有稳定的工作和有序增长的收入。特朗普现象产生的主要根源是美国的制造业空心化。就中国目前而言，由于工资的不断上升，有些制造业企业已经不得不转移到其它亚洲发展中国家或非洲。北大林毅夫教授预测中国将有八千五百万个低端制造业职位转移出去。
经济发达的结果也不一定是制造业出走，高度发达国家如德国、日本、瑞士依然有大量的高端制造业企业群，如数控机床、精密仪器、飞机、飞机发动机、军工、高端汽车生产，甚至有大量高端鞋帽、服装、文具等日常消费品的生产。这种高端产品的生产企业之所以没有出走，笔者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其它国家没有这些企业所需要的数以百万计的各种技艺精湛的制造业工匠队伍。德国的工匠主要是从它所特有的学徒制培养出来的。德国的中学生在上大学外还可以选择职业学习，毕业后进入企业当学徒，在师傅的带领下成长为具有特殊才能的工匠。德国制造业的学徒制保证了工匠的批量生产，这可能是德国高端制造业不衰的秘诀。日本、瑞士也有类似的技工培训制度。
从长期来看，为避免制造业出走，中国可能需要走德国、日本的精工细作高品质路线。为此，中国也需要恢复和建立与德国类似的学徒制度和劳资共同管理企业的制度。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国有企业就有完整的学徒制，中国完全可以恢复和健全学徒制度，批量培训高级技工。另外中国也有对高品质产品的巨大需求。近年来一到中国节假日，欧美、日本、韩国、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等旅游购物胜地到处是成群结队的中国大陆游客。在旅游之外，中国大陆游客还在境外大包小包地购买消费品带回国内。中国大陆游客在境外大笔消费的原因不过是境外同类产品质量高、价格便宜。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已经培育了1亿2千万大学毕业生，在加上其它富裕起来的人群，现在中国约有3亿中产阶级。按照目前每年招收700万大学生的速度，到2025年中国将有2亿大学毕业生，到时中国的中产群体将达5亿。因而中国有对高品质商品的海量需求，而且这种需求在未来20年里将不断增长。问题是中国的高端制造业能否满足这种高品质的需求。
德国制造业企业依然留在德国的另一个原因是德国房地产业价格稳定，而且没有泡沫。其结果是工人工资上涨的压力较小，工业投资设厂的土地成本较少且可预期。在房地产价格问题上，中国可能需要反思。中国地方政府依然依靠高价出售住宅建设用地的办法增加财政收入，因而土地财政制度推动着房价不断上涨。房价不断上涨和房价泡沫有以下几个后果：首先，中下收入阶层无力购房，加剧它们的失落感和被剥夺感，进而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其次，加剧工资上涨的压力，导致制造业企业出走；再次，导致大规模信贷资本投入房地产市场，而不是实业；第四，如果炒房就能致富，谁还去做实业呢？最后，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可能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从长期来看，消除房地产市场价格虚高的主要手段是靠房地产税。如果把房地产税划归地方政府所有，房地产税收入完全可以替代现行的土地财政。
特朗普现象发生的导火索是07-08年美国金融危机。1929-33年大危机后，为避免此类危机的再次发生，美国国会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戈尔法，其核心是金融机构或者选择从事存贷业务，或者选择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即承销各类证劵），但是不能兼营，商业银行不得使用存款人的存款用于购买股票及其他证券。格拉斯－斯蒂戈尔法保证了美国约60年的金融稳定。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逐渐主导了美国政府金融监管部门，从而开始了对金融监管的不断放松，1999年克林顿政府甚至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戈尔法。从此，美国开始了华尔街的狂欢，最终酿成了07-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也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在某种程度上，07-08年美国金融危机是华尔街银行和金融公司不负责任疯狂追求短期利润而导致的危机。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是：不能让金融脱离实体经济成为投机者的盛宴和狂欢。为达到这个目标，必须要求银行金融机构不得混业经营，要么从事存贷业务，要么从事投资业务；不允许用大众存款去搞证券和其它高风险投资业务。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说，美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制度设计就是让极少数人发财致富，而80%的人贫穷（Stiglitz, 2016）。斯蒂格利茨道出了特朗普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早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6月30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不同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3页）；“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9页）。因而，特朗普现象给中国的核心警示是：在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同时，要让中下收入群体不断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果实。具体措施应该有：避免制造业企业出走和产业空心化，从长期来看用房地产税手段稳定房地产价格，避免金融业脱离实体经济成为投机者的乐园。特朗普现象的警示和中国先哲的论断不谋而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