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所反映的这场乡村革命，恰恰是回答了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的历史走向及其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因子、中国社会如何“破茧”转型的难题。
读过《江村经济》的都知道费孝通先生书中所写的江村（开弦弓），是太湖东南岸边的一个世代种桑养蚕缫丝的小村庄，驰名海内外的“葺里丝”正是出产于这一地域；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和产品自身的技术文化传承迷阻，使中国丝绸正呈衰弱凋敝的态势。其时的开弦弓村在先生胞姐费达生等的引领下兴起了一场乡村科技革命；正是这场科技革命，冲破了中国丝绸产业发展的困境，同时也开启了一个经由五千年乡村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序幕。
破茧：无心插柳
也许，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转型密码认知之“破茧”，于年轻的费孝通学术人生来说确是一份“无心插柳”的偶然所得；但其所依据的江村调查活动恰是先生自我生命和灵魂第一次“破茧”的营养剂。
这是先生多次向人介绍“无心插柳”之《江村经济》的背景故事：
1935年，作为即将从清华人类学硕士毕业的费孝通携妻到广西大瑶山进行调查考察，以为他赴英攻读博士学位作准备。在这次调查中，他误入虎阱而身受重创；而结婚才108天已经怀孕的妻子为救他在黑夜下山途中跌入山涧而致身亡，永失妻子加全身的挫伤，使这位多情的年轻人无法解脱而选择了自杀，在自杀未果身心俱伤的情形下，他只能返乡疗伤。此际，他的姐姐费达生先生正在江苏吴江开弦弓进行着一项持续十多年的乡村蚕桑丝改革实验。在姐姐的建议下，作为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的他第一次真正意义地走进了家乡农民的生活中。在那里他深切地感受了中国农民日常生活的实际状况以及朴素情感，还感受了他姐姐及其同仁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对整个中国农村未来之深远意义，感受到科技工作者在人民生活中的责任和价值，在这种感情的滋养中，他重新站立了起来并燃起了生命的希望。
在疗伤期间，他挨家挨户地走访了开弦弓的每一个家庭，并作好了详尽的笔记，在赴英伦途中他又把这些笔记整理成文。正是这份非计划中的社会调查引起了他的导师马林诺斯基的高度重视。在其弟子博士论著序言里马林诺斯基定下了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基调：
“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Peasants‘Life in China《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
破茧：无悔的选择
由于《江村经济》在国际学界的深刻影响力，澳大利亚社会学者葛迪斯在周恩来总理的特许下，于1957年来到开弦弓对江村进行考察，写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生活》一书，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在葛迪斯的启发下，费孝通先生再次回到了开弦弓进行调查。这一次他欣喜地看到江村经过了土地改革，社会分配问题已经解决，农村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乡村社会也有了很大发展。但是乡亲们告诉他：虽然粮食增长了，但农民的生活水平反而下降了，手头没钱花，口袋里瘪瘪的。他认为这一问题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的一个大问题。他敏锐地看到了其问题核心是中国农村人口的“过密化”状况，并感到中国农村的发展可能因此会停顿下来。要解决这一问题，让农民农村富起来，必须有效转移农业人口；而转移农业人口，根据中国国情，可以发展农村工业，就地转移农业劳动力。于是他写下了《重访江村》，再次倡导发展农村工业。
这篇反映中国农村真实状况、农民疾苦心声的论文，却成了先生被划为右派的有力凭证，从此开始了先生长达20年的非自由生活。
破茧：一位老人的学术井喷
费孝通先生的第三次“破茧”是其恢复学术自由后。
国际社会科学界正是依据了费孝通先生用生命的托付、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以及在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上的卓越成就而授予他一系列崇高荣誉：1980年他获得了国际应用人类学会该年度马林诺斯基纪念奖，1981年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纪念奖章，1988年获美国“大英百科全书奖”，1993年获日本亚洲文化大奖，1994年获该年度菲律宾拉蒙·麦格赛赛“社会领袖奖”，1998年获“霍英东杰出奖”。此外，他还先后获得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授予的荣誉院士、澳门东亚大学社会科学博士、香港大学文学博士等荣誉。
这些荣誉均是在先生进入70岁后获得的。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面对殊荣除了对生命敬畏外，更加深切地感受到生命责任的紧迫，他常常把自己晚年的学术生命比作“口袋里剩下的最后十块钱”，一直在盘算着如何运用有限的生命去做最紧要的事。
他致力于中国社会学的学科重建，设立社会学奖学金，在社会学研究骨干培训班亲自授课，在全国调研的路上登上不同的讲坛向领导干部们普及社会学知识，等等；在这同时他不忘回到江村来寻找自己的学术思想源泉，寻找江村发展的路径。
作为先生的同乡后辈，笔者有幸见证了这一时期他一次次归乡实地调查的脚印；1993年开始，笔者承担的江苏哲学社会科学85项目“江村经济后续研究”，得到了先生亲自指导的允诺。对于课题的研究方向，先生明确指出，研究江村并不是单纯的一个村的观察研究，要越出江村看江村，要从江村看到中国农村的共性和本质问题；要破除单一学科研究的迷信、鄙陋和壁垒，通过多种学科知识的联结，对江村做出最接近“真”的认识。在乡村工业发展研究的基础上，先生已经清晰地看到，乡村工业并不是简单地把农业改成工业，而是抓住地域“草根”生长起来的资源，以小城镇为载体，实现农副工的协调、城乡一体化、区域一体化发展。
一个尚未完成的课题
伴随着第三次“破茧”，费孝通先生发现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可能无法倾全力去完成了。
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的后续研究中认为，乡村研究、小城镇研究、城乡一体、区域一体研究等都属于“生态”研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还有一个“心态”课题，他自己计划做好这方面的破题工作，需要我们去开拓完成这项研究任务。在面师讨论中，他以美国为例，美国以“科学-民主—宗教”及其相联结的法制社会引领了社会进步；以吴江同里为例则有“杨柳松柏”等的士族存在，中国传统社会正是以士族为核心和楷模引领地域社会的进步。
那么，在今天的现代社会建构中，我们应当思考用什么去引领地域民众在追求物质生活满足的同时提升精神生活的品质，进而实现社会的全方位进步，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晚年的先生一直在思考着这个课题。
2004年夏，听说先生因一场感冒而住进北京医院多时，乘着参加世界36届社会学大会，我抽空去医院探病，才知道那时的先生已经沉疴缠身，无法话语了。两次去医院，先生说不出一个字来，只是用各种表情来对我说的内容表示赞同或否定，说到吴江、说到江村时眼里盈满了泪水，离开医院时先生竟是用抱拳作揖姿势与我道别。
想不到这一次的探病成为了天人永隔的最后道别，直到先生乘鹤归去后我才真正明白先生的抱拳作揖之深意。那不是一个长辈对晚辈探望的谢礼，而是一个长辈临终前对后辈责任的郑重交托啊！每一次思念先生时，道别时的那一幕让我的心久久难以放下。
注：
本文原题为《江村研究的三次“破茧”和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