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0年开始，我国建立并实行了高级官员异地交流制度，具有锻炼干部和预防腐败的两项重要作用。特别是十八大后，中央更为强调异地交流任职的作用。官员异地交流的形式之一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双向干部交流，采用“进一出一、统筹安排”原则，这样可以优化干部成长的路径并加强领导机关和基层之间的联系。第二种形式是跨省市的地方官员交流。跨省官员调动的主要流向之一是“自东向西”，能将沿海发达地区的发展经验引入中西部地区，具有较强的锻炼色彩。
在19大前后的人事调整中，也同样可以看到大量省级领导异地交流任职的安排。在省委书记层面，有陕西省委原书记娄勤俭调任江苏省委书记、江苏省委原书记李强调任上海市委书记、辽宁省委原书记李希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天津市原市长王东峰调任河北省委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原书记彭清华调任四川省委书记。在省级政府副职的本轮换届中，据媒体统计，仅有新疆、湖北、西藏、河北、陕西、青海、宁夏7个省份的新任政府副职全部从本地官员产生。
如此大规模的高级官员异地交流对地方经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其影响的具体途径如何？这些都是学术界乃至全社会较为关心的问题。
我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奇迹离不开政治体制的精巧设计。现有研究对此主要提供了两方面的解释。一是钱颖一等学者认为，我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分权体制（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主义）对维护市场改革及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制度基础。二是以周黎安为代表的学者强调，地方官员之间围绕GDP增长而进行的“晋升锦标赛”为官员提供了足够的激励来发展地方经济。
此外，不少研究还提出这些制度设计需要与官员治理的中国模式相结合来实现对经济发展的长久有效支撑。而高级官员的异地交流制度就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项重要官员治理模式。
从理论上来看，异地交流制度强化了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控制，有助于克服地方官员惰性，减少腐败，对地方经济增长会产生正面影响。比如，有研究发现官员的异地交流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且官员的异地交流在东部的影响大于中西部。
跨省并购角度的研究设计
笔者与Yulia Muratova等学者从跨省并购的角度对官员异地交流产生的经济后果进行了研究。
我们将研究聚集于2003年至2012年期间74次省委书记、省长、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这些关键岗位的异地交流，其中不包括从厅级岗位的异地晋升和异常的贬黜。对于每一次省级官员的异地交流，分别统计交流发生后每年在其调出省份和调入省份之间发生控制权转移的跨省并购情况。
我们运用基于上市公司层面数据的并购决策模型，在考虑公司的行业、规模、盈利能力、国有持股比例、高管的政治关联、在目标省份的子公司情况、高管在目标省份的经历、两省间经济规模差异及市场化程度差异等因素的同时，利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公司所在地省级官员的异地交流对相关外省市进行跨省并购数目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异地调入还是调出异地的省级官员交流均导致当地上市公司在交流涉及的外省市进行并购的数目显著增加。该影响对于较不发达省份的民营上市公司更为显著。
对于交流官员的调出省份，由于政商关系已经比较熟悉和稳定，当地企业能利用较为熟悉官员进入新省份任职的机会来突破省份之间的商业障碍，获取并购机会。而对于交流官员的调入省份，尽管新调入官员往往还需要时间来建立紧密的政商关系，但他们仍然会积极利用其在原工作省份的资源为调入省份的企业创造新的并购机会。
我们认为跨省交流的官员在曾任职省份与新任职省份这两组分别相对封闭的省级政商网路之间起到了一个中介和桥梁的作用，能够提供的价值包括新的商业信息与声誉保障。而两地的企业则能利用高级官员异地交流带来的新建社会网络来克服省际并购面临的各种障碍，从而成功实现更多的跨省并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