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美国大选的最终投票日即将到来。我们注意到，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在今年美国大选中的意外崛起，令美国（甚至整个西方）精英阶层一片愕然。当特朗普刚刚开始加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选时，没有人认为他是认真的；之后特朗普一次又一次地闯关向前推进时，也没有多少美国精英相信，特朗普可以走到今天的这一步。当他们意识到今天的特朗普已经势不可挡时，才醒悟过来，意识到美国民主竟然也能产生这样一个他们所不能接受的候选人。换言之，美国的民主确实出了问题。IPP评论今天推送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的一篇文章，供大家思考这个问题。
美籍日裔作家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中心观点很明确，即西方式自由民主是人类历史的最终政体形式。苏东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让福山的观点不仅在西方声名大噪，也很快传播到那些仍然是非民主的社会。
若站在今天的世界，不知道福山会如何看待民主政体。诚然，在那些还没有成为民主的社会，人们仍然在努力争取民主，历史似乎在沿着“历史的终结”的道路前行。不过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民主政治秩序，已经很难是“历史的终结”。在非民主社会，民主化的确在摧毁着原来的各种政体，但民主化也同样在摧毁着原来建立起来的民主秩序，而民主能摧毁原来的秩序，却很难建立起一个新的秩序。在21世纪的世界，我们注定要面临一场深刻的政治秩序危机。
街头政治成为新兴民主社会和西方发达民主社会的共通点。首先，所有街头政治表面上都表现为“人民”对抗“政府”，具有吸引人的政治口号，也就是抗议者所提出的“理想社会”，抗议者（及其口号）能够动员很大一部分社会群体参加。其次，抗议者都会强调运动的“和平”性质，但在过程之中往往出现暴力。最后，受各种内外环境的制约，执政党很难简单地使用暴力机器来控制街头运动的暴力化，往往使得国家和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
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固然普遍存在，但不是街头运动的唯一原因。除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矛盾，街头运动还体现了更深层次的精英群体之间的矛盾。
其一，街头政治是不同政党之间争斗的结果。政党是由精英组织起来的，普通民众只是各政党动员的对象。尽管民众的参与构成了街头运动，但获益的则是少数政治精英。
其二，街头运动往往表现为中央精英与地方精英之间的矛盾，印度的例子便是这样。无论是民主还是非民主国家，中央集权是现代所有政治体制的共同特征。但中央集权不见得能够提供有效治理，相反还经常遏制地方（一线政府）的创新。日本社会也呈现出这样的现象，在中央政府找不到改革出路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开始挑战中央，寻求地方的突破。北美、欧洲等地也都存在类似的争斗。
其三，街头政治也表现为新型与旧型精英之间的矛盾。不同社会阶层的精英之间，矛盾一直存在着，但当代社会经济形势变化迅速，导致社会阶层的快速变化。当现存体制不能及时调整来体现新兴社会阶层利益的时候，新兴利益社会阶层经常会诉诸街头运动。
人类的社会政治秩序经历了漫长的演变：从传统社会地方化了的政治秩序，到神权政治，到帝国，到基于主权国家概念之上的君主贵族，精英民主，再到现代大众民主。近代以来的主权国家秩序，是英国产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的产物。产业革命导致经济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大量的财富被创造出来，继而促使大众教育水平提高。法国革命则创造了“人民主权”的概念，政治平等、社会公正等成为人们与生俱来的权利，追求这些权利也构成了近代以来民主化运动的主轴。
实际上，民主政治秩序并非各种革命所创造的抽象概念的产物。英国自由主义先驱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维坦》中，认为秩序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没有秩序就没有社会，秩序是自由的前提。在西方，国家基本制度大都是在高度集权的君主贵族统治时期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体制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秩序，提供了资产阶级成长的制度环境。资产阶级成长起来之后，君主贵族政治开始转型，用代议制的形式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各种调和阶级利益的机制也被创造出来。因此，马克思把近代民主视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其后，民主不断与时俱进，最后实现了“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
从理论上说，大众民主似乎实现了法国革命提出的政治平等目标。但在操作层面，不管怎样的民主形式，人民永远都成不了自己的“主权者”，人民只是获得了选举领导人的权利，很难自己行使统治权，哈佛大学教授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因此把民主定义为“精英之间的竞争”。精英之间的竞争为人民提供了实现各种政治权利的机会，包括言论自由、政治参与等。只有到了社交媒体时代，这种情况才出现巨大的变化。
本文原载于郑永年著作《民主，中国如何选择》（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4月版）。有意购买者请戳文章底部链接“阅读原文”。
如果说民主是精英之间的竞争，精英共识可以说是民主的前提条件。精英之间有共识（共同的道德准则和水平、共同的意识形态、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等），民主便可运作起来。一旦精英共识消失，民主便会死亡。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民主在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更为糟糕。20世纪60年代，另一位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所著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的主题，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秩序。秩序至为重要，但要建立秩序则不易。西方社会的议会政治到了非西方社会，往往演变成街头政治和暴力。在发展中国家，不具备各种条件，如缺乏阶级、阶层的妥协机制，没有精英共识等，经常造成无政府状态。
即使是在发达民主国家，大众民主的生存和发展也开始面临史无前例的挑战。在所有民主国家，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之间的不对称已经造成了“弱政府”、精英共识的消失、政府和社会的对立，对民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威胁和挑战：呼唤新秩序
当代民主所面临的巨大挑战首先来自全球化。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没有政府可以宣称自己拥有经济主权，所有的经济要素都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流动。同时，各国的政治主权则越来越强化，“一人一票”体制下，政府由人民选举所产生。前者意味着政府必须“亲商”，否则资本流失，税基就会越来越小；后者意味着政府必须“亲民”，“一人一票”体制下，社会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两者处于高度的紧张之中。
其次是现代产业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现代产业，无论是金融业还是信息产业，都倾向于产生一个极小的富翁阶层和一个极大的穷人阶层。传统产业所塑造的庞大中产阶级，在现代社会没有了经济基础；基于中产阶级之上的传统大众民主，也失去了其往日的社会经济基础。因为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平等，掌握大量财富的极少数人，必然通过各种途径来影响政治过程，结果造成一些学者所说的“一元一票”的局面。一个国家的穷人越多，钱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就越大。
再次，与全球化紧密相关的社会高度流动性，也构成了对大众民主的挑战。无论是高端人才还是低技能劳工，都在各国之间流动，闭关守国意味着死亡。但社会流动也产生了很多问题，最显著的就是“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的矛盾。民主意味着为“本地人”服务，但全球化则产生了大量的“外地人”。欧洲、亚洲都是这样。这种矛盾在移民国家表现得尤其显著。这些国家大量的外来人口在经济上贡献显著，但不能享受政治权利。
尽管美国的精英阶层不喜欢特朗普，但是这位亿万富翁依然拥有自己的铁杆票仓。
对大众民主构成威胁的，还包括正在促成真正大众社会来临的社交媒体。社交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制造和设定政治议题，人人都可以成为政治家，甚至革命家，可以动员相当大的社会支持力量，对现政权构成巨大的压力。在大众民主时代，民主已经演变成人民的世俗宗教，人们都相信，通过民主可以争取到自己所想得到的东西。法国大革命以来，权利“人生而有之”已经成为普世的信念，但只有到了社交媒体时代，人们才有了争取权利的条件、争取权利的“权利”。
一人一票、社交媒体等都在改变着传统的精英民主局面，而接近实现真正的大众民主。民主的运作要求“一人”贡献“一份”（经济）。如果说，人性的光辉（追求自我实现的理想）决定了“一人一票”不可避免，人性的弱点（不变的自私本质）则决定了“一人”贡献“一份”的不可能。只要存在着任何可能性，人们便会追求实现“政治权利”，而不会做经济贡献，用政治权利来挟持政府，得到经济利益，这样便出现政治权利和经济贡献之间的结构不对称。这个不对称便是西方民主危机的核心根源。
这种不对称也必然导致弱政府。民主意味着“民意”，民意意味着“精英共识”不再重要，意味着“精英共识”的消失。一旦失去“精英共识”，传统民主形式便面临死亡。这就是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职业政治家群体越来越不相关，钱（富翁）和选票（也是钱）变得至为重要。
对21世纪的民主政治，人们需要回答一些根本性问题：越来越多的新因素在瓦解着传统民主秩序，如何建立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呢？这种秩序有没有可能建立？会是怎样的形式？又由谁来建立呢？
人类社会一直处于秩序和失序的循环中。新秩序出现的前提就是无秩序。只有到了人们无法承受无政府状态的时候，才会出现权威，才有可能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今天全球正在经历的民主秩序危机，是否也意味着一种新政治秩序即将来临？这种新秩序会不会继续是民主呢？如果是民主，会是怎样的民主？如果不是民主，又会是怎样的秩序呢？
注：
文章原载于郑永年著作《民主，中国如何选择》（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4月版）。作者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