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92年以来，一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未来会成为怎样一个社会？随着几十年来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的成功，中国会成为怎样的国家？这个国家对世界的意义何在？跟这类问题相关的另一问题是，未来中国的现代性和西方的现代性有什么区别？如果有区别，这个区别是不是很重要？还是仅仅是表面上的区别，本质上中国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应当没有实质性的差异？从根本上讲，这些问题涉及到，未来的中国能不能成为一个有示范意义的文明？
未来中国区别于西方文明最根本的因素是什么？
我们知道，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帝国，比如说埃及王朝、波斯帝国、蒙古帝国、大英帝国、前苏联帝国等等。每当一个帝国兴起的时候，直接向人们呈现一个强大的政权，或者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包括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发展水平，宗教及精神信仰，器物发达程度以及总体生活水平，等等。但是当一个帝国消亡之后，真正给别人留下的有价值的东西，往往并不是这些以“强大”为标记的东西，诸如它的生产力、经济状况、综合国力等等。
相比之下，帝国中所发展起来的文明价值和文化理想，作为帝国生命力的支撑者，可能具有超越帝国本身的永恒价值，比如罗马人的法律和法学思想、阿拉伯人的数学成就、印度人的宗教思想，等等。古希腊人曾在地中海一带称霸天下，但今天人们真正留恋的决不是它曾经的强大，而是其哲学、科学及民主思想等。正因如此，即使在希腊被完全征服之后，它的这些思想一直到今天仍然在发生着深远影响。再以中国为例，中国历史上强大的王朝很多，但可以说，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价值，其价值可能超过了古代任何一个王朝或政权本身。还有中国人在一千多年前发展出来的科举制度以及相应的文官体系，作为社会制度建设的经验，对其他民族多有示范意义，其价值也比任何一个中国古代政权或国家重要。
因此，当我们衡量一个国家的兴起时，应该有长久的眼光，而不是仅仅局限于那些表面、暂时的亮点，应该看到其背后可能具有永久示范意义的东西。从这个角度讲，我多年来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未来的中国，能建成一个什么样的文明，会不会也像人类历史上许多文明一样，对全世界产生某种示范意义？
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中国的现代性，我遇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未来中国的核心价值是不是自由、人权、民主、法治等？如果是的话，中国人今天就没有必要追求一种跟西方区别的文化和文明。尽管未来的中华文明一定和西方文明不一样——因为它有儒家、道家和佛教等，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家庭关系等——但这些中西方的区别不构成未来中国区别于西方文明最根本的因素。如果中国人确实有可能建设一个和西方文明不一样的文明，而且它在核心价值、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整合方式等构成文明的要素上，确实跟西方文明不一样，那就值得我们去思考。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首先想到的一个重要理论资源是文化相对论（cultural relativism）。它是上世纪20、30年代在美国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人类学思潮之一。文化相对论重新检讨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摩尔根（Lewis H. Morgan）、泰勒（Edward B. Taylor）等人所代表的文化进化论（cultural evolutionism）。其实，文化进化论在中国早已深入人心，我们基本上都是在文化进化论的观念下成长起来的。它的基本观点认为，文化是不断进步的，从低级往高级向前发展着，这个线性发展的规律是不可能改变的。
但就在中国人开始迷恋文化进化论时，西方开始盛行文化相对论。文化相对论是从人类学的角度，以大量的考古学、民族学和地方志研究为基础，说明了文化进化论是站不住脚的。文化相对论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没有什么普遍规律，也不能说在不断地进步着。它还强调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规则和价值取向，人们不能轻易用自身的文化标准来评判其他文化。文化相对论倡导一定要尊重和了解其他文化自身的逻辑、规则和价值，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对另一个文化进行评判。
与文化相对论相关的另一个思想，就是文化模式学说，是露丝·本尼迪克特等人提出的，其核心是在文化相对论的基础上，总结不同文化之所以不同的根本性要素。所谓“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说，就是认为一个文化可能有若干主导性特征，而该文化的其他许多特征都可以用这些主导性特征来解释。找出一个文化的主导特征，也就是找出了该文化的模式。比如本尼迪克特对日神文化与酒神文化、耻感文化与羞感文化的区分。正因为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模式，不能用某一文化模式中形成的价值观来评判另一文化。人类的文化有多少种模式，是不能预测的，我们唯一可以依赖的是经验。所以文化模式学说坚决反对从一套抽象的理论原理出发，推导出人类其他文化可能是什么样的模式。文化模式学说实际上为文化比较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比如19世纪末以来，中国学者提出了大量有关中西文化比较的观点，也可以用来佐证本尼迪克特等人的文化模式学说，其中包括陈独秀、李大钊、费孝通、梁漱溟、唐君毅、钱穆等著名学者的有关论点。
当然，文化相对论在上世纪30年代以后也受到过不少批评，批评者指责它忽略了文化之间的共通性，一味强调不同文化的特殊性。这些批评诚然有理，但是从后来批评他们的新进化论思想可以看出，即使后来主张文化进化论的学者们，也已经充分吸收文化相对论的基本观点，以高度认同不同文化的特殊性为前提，特别是提倡多线进化的斯图尔德（台湾译为史徒华或斯蒂安，Julian Steward），和提倡特殊进化与一般进化相区分的萨林斯（M. D. Salins）等人。
另一个相关的研究成果，就是目前西方学界的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研究。把它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来对待，是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的。早在2000年，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的院刊《代达罗斯》（Daedalus）发表了一个“多元现代性”专号（Daedalu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Winter 2000: “Multiple Modernities,” Volume 129, No.1）。在这个专号上以艾森斯塔德（Shmuel N.Eisenstadt）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撰文讨论多元现代性的问题。“多元现代性”这个提法，是指现代性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换言之西方的现代性不是现代性的终极模式，也不是独一无二的有效模式。
多元现代性自此成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广受关注的一个话题，目前学术界有大量有关此一话题的论著发表或出版，探讨人类在未来能否建立和西方文明不一样的、其它类型的现代性。其中包括这样的观点：欧洲并不是现代性的唯一代表，非西方国家受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背景的影响，可能会形成不同类型的现代性。有的学者还指出，现代性总是以特定的文化形式存在；即使在欧洲社会内部，现代性也是多种多样的；北欧和南欧就不一样，东欧和西欧更不一样。还有学者指出，现代性是一个不断重构的历史过程，它本身就像一条河一样，是不断变迁的。比如欧洲自身的现代性就是不断变化的，欧洲今天的现代性和它在16世纪的现代性就不一样，所以不能把现代性的内涵固定化。导致现代性多元化的另一原因是西方现代性本身就有很多问题，比如殖民、侵略、吸毒、犯罪等等，非西方国家不可能也没必要机械模仿西方现代性。更何况，目前许多非西方的国家都有强烈的自身民族认同，未必以照搬西方现代性为荣。这些都是导致现代性呈现多元化局面的原因。
多元现代性的一个实际佐证来自日本等东亚国家。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关注起日本的现代性，因为日本代表了“二战”以来，全世界非西方国家中经济发展最快、现代化最成功的地区。有些学者认为，日本的成功对普世现代性概念提出了挑战，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和西方现代性全然不同、但同样成功的现代性。比如平等、自由、人权等在西方国家被普遍认为是现代社会核心价值的东西，在日本社会里恰恰不占主导地位。在日本，对于“礼”、“和”等的追求，远远超过了对个人自由的追求。有人指出，现代日本可以说是有阶层、无阶级，等级划分并未妨碍个人自由，这在西方人看来是非常费解的事。就是说，西方人以他们的核心价值来衡量日本社会的时候，发现在西方人看来最核心最进步的东西，在日本社会得不到很好的体现，但你却不能说日本没有成功的现代性。这就为多元现代性思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克雷默（John Clamer）、阿尔那森（Johan P. Arnason）、艾森斯塔德等人都有这方面的精彩研究。
此外就是关于儒教东亚的思考，这类话题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了广泛重视。通过包括杜维明、狄百瑞、贝淡宁在内的许多学者对儒教东亚现代性的研究，人们确实发现在儒家传统的影响下，东亚现代性与西欧现代性在很多重要的方面表现出不同特点。比如政府在东亚国家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大于在西方国家；“法”不能代表“礼”，东方人对礼仪的重视超越了其对法律的重视。另外，东亚社会不是以个人，而是以家庭为社会单元的。在东亚，市民社会的繁荣发达不像西方那样建立在与国家的对抗之上，而往往建立在社会、政府、国家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上。东亚社会普遍重视教育，甚至作为立国根本，这体现了东亚传统的贤能政治思想，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现实上都与西方不太一样。东亚社会重视修养和德性，把道德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这与自由主义处处贯彻权利意识不同。
上述诸多研究，无论是文化相对论、文化模式说，还是多元现代性、儒教东亚说等，都从不同侧面为中国现代性及中华文明的独特性提供了间接佐证。我们似乎不应盲目崇拜西方现代性，而应积极探索和思考中国现代性的模式问题，从中求得未来中华文明形态的答案。
上述研究使我们不得不再次面对文化的问题。文化才是构成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塑造出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自身现代性的主要根源。在日本，几乎没有人认为其现代性的独特成就主要归功于西方价值，而多认为归功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在韩国和其他地区也是这样。这说明文化的惯性是非常大的，有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文化与制度，谁更有决定性？
然而，也有人质疑文化的力量是不是像前面想像的那么大，认为文化从根本上还是由环境、制度、器物等因素所决定的。究竟文化的力量有多大，在文化与环境、制度、器物之间究竟谁更有决定性？这表面看来好像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循环问题。其实也不一定。制度可以随时变换，但文化绝不是想变就能变的。
历史证明，文化的惯性远大于一切制度。政体、所有制、器物、科学技术甚至宗教信仰等，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发生改变，甚至完全照搬别人。但是在文化方面，比如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之类，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比如你到台湾去，你会惊讶地发现两岸分治那么久，社会制度和经济科学发展水平都有非常大的差异，但在生活方式领域几乎看不出什么根本差别来。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台湾人使用的俚语，有时让你大吃一惊，跟大陆用法一模一样；此外台湾人和大陆人一样讲人际关系，重人情面子，一样喜欢一块吃喝。这里，所谓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及其背后的文化心理结构，其实就是文化中最底层、最难变的东西。当然，文化中也有些方面可变性也很大。
所以，文化的惯性究竟有多大，作用又有多大，值得进一步研究。只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才能比较好地回答中国现代性和未来中华文明的模式问题。在这方面，有两个人的研究工作值得我们思考。
一个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汤因比研究过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20多种文明，这些文明从形态上我认为可以大体划分为八大类（有的已消失）：（1）西方社会（包括希腊、罗马及犹太），（2）东正教社会，（3）伊斯兰教社会（包括伊朗、阿拉伯及叙利亚），（4）中国社会（包括日本、朝鲜及越南），（5）印度社会，（6）美索不达米亚社会（苏美尔、赫梯和巴比伦），（7）古埃及社会（已消失），（8）拉美社会（安第斯、尤卡坦、墨西哥及马雅）。他把日本、朝鲜及越南当作中国文明的子体。当然我归纳其为八大类古代文明类型，不一定准确，希望能反映汤因比对人类文明形态的划分框架。汤因比意味深长地指出，在公元775年左右，“在世界地图上的不同社会的数目和一致性同今天大体上相同。”
按照汤因比的说法，人类社会从公元755年（唐朝中期）至今12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其基本社会形态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上面所说的八种文明类型，除了古埃及文明已消失外，都一直保持到今天。在这一千多年里，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家庭结构、生产力水平、科学技术等一切重大的可见领域，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其文化或文明的类型却并没有发生重要变化。这难道不说明了文化的强大连续性远远超过了制度、生产力、器物等吗？
另一个，按照亨廷顿的观点，未来世界文明的基本形态包括西方、中国、印度、日本、伊斯兰、东正教、佛教、拉丁美洲、非洲等为代表的几大文明。我对之稍作总结，并按照汤因比的做法，不把中国、日本代表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而是合称为“中国文明”或“东亚文明”；亨廷顿所说的佛教文明应该主要指信仰小乘佛教的南亚国家，或可与印度文明视作一类。这样一来，我们今天就有了：（1）西方文明；（2）东亚（或中国）文明；（3）南亚（或印度）文明；（4）伊斯兰文明；（5）东正教文明；（6）拉美文明；（7）非洲文明等为代表的大致七大文明形态。
亨廷顿的观点常被国人误解为主张“文明必定冲突”，事实上他只是主张冷战结束后世界的格局发生了或发生着重大调整，呈现出多极化或文明多样化的趋势，未来世界的主要冲突可能源于此。正是基于这一文明多样性观点，他非常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霸权主义，他甚至称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人权帝国主义”。
亨廷顿的文明划分晚于汤因比，针对的时代也不同，但却与汤因比对过去几千年文明类型的划分基本一致，这似乎暗示我们：未来千年内也许人类文明大体上不出这几大文明类型范围。亨廷顿的研究同样说明了文化的持久力量，特别是在冷战结束、现代世界经过长达数十年激烈、尖锐的政治-意识形态对峙后，不得不再次回到文化的冲突上来。
回到开头的问题，通过前人理论资源和研究成果的介绍，我相信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未来中国的现代性以及未来中华文明的形态一定与西方不同，而且它们之间的差别不大可能只是表面上的、小的差别，而是具有实质意义上的区别。我相信未来人类文明会在日益全球化的同时走向多极化。当然，如果未来的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不一样，也许不是由于中华文明一定比西方文明更高级或更低级的问题，而是由于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由于文化心理结构所致，也是不得不这么选择的产物。如果这一论断是正确的话，中国人当下需要从三方面来探讨和思考未来中国现代性的具体内容：
一是核心价值，究竟是人权、自由、平等这些东西，还是在容纳它们的同时另外形成一套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
二是制度创新，究竟是以民主、法治等为制度的核心，还是在接受它们的同时创造出以礼、乐、政、刑为主体，以仁、爱、德、让为精神的新型制度？
三是精神信仰，究竟是以基督教为主要宗教，还是在包容多种宗教的同时，形成以儒家信仰为基础的民族信仰体系？我本人倾向于后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