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美国选战期间,总统当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对支持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联盟与机构产生了质疑,但他对新政策的阐述却是寥寥无几。也许,由他的胜利而引发的最重要问题,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开始的全球化漫长发展阶段是否已基本宣告终结?
未必如此,即使像TPP和TTIP这样的贸易协定失败,经济全球化处在减缓状态,但是科学技术正在以气候变化,跨国恐怖主义和国际移民等形式呈现并促进生态,政治和社会的全球化——无论唐纳德·特朗普满意与否。世界秩序不仅仅是经济学层面的,但对美国而言它始终处于核心地位。
美国民众经常性地误解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我们在胜利主义和衰落主义之间摇摆不定,1957年,苏联人将“斯普特尼克1号”人造卫星送入了外层空间,我们便相信我们正处于衰落,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认为日本人发展到”高雅高端高不可攀"的地步,似乎要买下整个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经济大衰退之后,又有许多美国人错误地认为中国比美国更为强大。
尽管特朗普在竞选中大放厥词,信口开河,要实现复兴,但美利坚合众国没有处于衰退之中。由于外来移民的因素,到本世纪中期,美国将成为唯一不受人口下降因素困扰的主要发达国家,美国对能源进口的依赖正在减少而非上升,并将成为核心技术(包括生物学,纳米技术,信息技术)的前沿主阵地,美国的大学也会处于世界大学排行榜的前列。
许多重要问题将会挤占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议程,其中一些问题最为重要,即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关系以及处理中东的动乱。强大的美国军队仍然是有必要的存在,但不足以充分用来解决以上的三个议题。毫无疑问,维持欧洲和东亚地区的军事平衡是美国影响力的重要源泉,但特朗普有一点是正确的:即试图控制民族主义分子构成的中东国家内政问题将导致失败。
中东正经历着一系列复杂的变革,源于后殖民时代人为划定的边界而产生的教派冲突,以及在《联合国阿拉伯国家人类发展报告》中所描述的现代化迟滞现象。由此产生的混乱可能会持续数十年,并将继续给激进的圣战恐怖主义提供沃土。法国大革命25年后,欧洲仍然不稳定,外界力量的军事干预使事情变得更糟。但是,即使从中东的能源进口有所减少,美国仍不能放弃中东,因为其在以色列、核不扩散、人权等问题上都有重大关联利益。叙利亚内战不仅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也延伸出当地和欧洲等一系列问题,美国不能容忍和忽视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其政策应该是遏制化的,重视推动和加强我方盟友团结而取得的成果,而不是试图坚持直接军事控制的主张,这将付出昂贵的代价和收获适得其反的效果。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亚洲地区的权力平衡与战略均势使得美国在那里受到相对的欢迎。中国的崛起已经在印度,日本,越南,和其他国家引发广泛关注。应对中国的全球崛起对美国而言是本世纪最为重大的外交政策挑战之一。两党联立、跨党派下“融合与保障”的双轨战略-——在这种思路下邀请中国加入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同时重申加强与日本等遏制盟国的安保条约,仍然是正确的方针。
就在一个世纪前,德意志帝国的崛起(到1900年时已经超越大英帝国)所引起的恐慌促成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而与此不同的是,中国目前在综合国力上尚无法超越美国。即使其经济总量超越美国,人均收入(衡量经济成熟度的更权威指标)仍将处于相对弱势。此外,军事“硬实力”和“软实力”吸引力也无法与美国并驾齐驱。李光耀曾表示,只要美国保持对外开放并吸引世界人才,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将“让你发财”但不会取代美国。出于这些原因,美国不需要制定遏制中国的政策。唯一能遏制中国的就是中国本身。当与邻国的领土冲突问题产生时,就实现了自我遏制。美国需要开拓开展东南亚经济项目,重申其与日本和韩国的联盟关系,并继续改善与印度的关系。
最后是俄罗斯,这是一个处于相对衰落中的国家,但其核武库仍足以摧毁美国——因此仍然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潜在威胁。俄罗斯几乎完全依赖能源资源收入,属于“单一作物经济”,俄机构腐败,人口和卫生问题积重难返。总统普京对邻国和中东的干预及其针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网络攻击,虽然本意是让俄罗斯看上去重新强大起来,但从长期来看只能让俄罗斯的前景更加恶化。不过,在短期内衰落的国家常常会更多地富有冒险主义情怀,因此会变得更加危险——1914年的奥匈帝国即是明证。
这就使得美国在对俄政策上陷入两难困境。一方面,需要防止普京改变游戏规则和战后自由秩序并禁止其向邻国武力攫取领土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在另一方面,特朗普正确地提出要避免完全孤立在诸多方面与美国存在利益重叠的国家俄罗斯——这其中包括核安全、不扩散、反恐、北冰洋以及伊朗核问题、阿富汗地区安全等问题。金融和能源制裁是威慑的必要条件,但美国必须与俄罗斯做交易,这样才有利于俄美双方的一些实质共同利益的取得。掀起新冷战对任何人而言都没有好处。美国没有衰落。特朗普目前最紧迫的外交政策任务是调整他的口风,安抚盟友并向其保证我们仍将继续充当自由世界秩序的核心领导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