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在深刻的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过程中，一些结构性矛盾的凸显，使中国民族问题呈现出增多和趋强的发展态势，民族关系格局和民族问题发生的场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何站在历史发展的起点和时代的高度，针对中国民族问题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有效地研判其未来走向，在多维互动中凝聚共识，循序渐进依法依规不断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在民族问题的时空转化中逐渐解决现实的和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理论命题。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民族问题是一种社会现象，其形成和发展是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产物，有其历史的连续性。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的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个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考虑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1〕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我们考察任何一个国家的民族问题，必须从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民族问题的历史由来和未来走向上来辩证地历史地看问题，把民族问题放在宏大的历史视域和历史场景中去审视，从历史的纵向上全面梳理民族问题的生成缘由，亦即“通过赋予现实问题历史性、通过对现实问题历史过程的梳理，让人们可以更全面地观察和反思它们何以出现、何以如此。”〔2〕
我国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民族问题从古至今是一个真实而变化的客观存在，如何妥善地处理各种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无法绕开的政治命题。历史上，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与停滞，诸多王朝的盛衰嬗变，莫不与民族关系的顺融交逆以及民族问题的治乱得失休戚相关。可以说，民族问题一直是关乎国家治乱、命运和发展前途的大问题，过去、现在和可以预见的将来都是如此。
把握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走向，一个基本的历史起点是：历史上民族互动情况如何？民族关系的主流是什么？历史上有没有遗下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民族问题？
历史上的各民族在各种不同形式的交往之中，常会发生矛盾、纷争、冲突乃至战争，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就是民族关系问题。而民族关系问题作为民族问题的一部分，或者说民族问题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其实质是民族共同体的根本利益或权益非均衡发展的结果，带有全民族性质。〔3〕不可否认，在我国历史上民族的互动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冲突与战争，个别持续时间长、规模比较大的民族之间的战争，遗留下了一些问题，对区域民族关系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一点，在分析局部地区的民族问题时，确实是应该加以考量的一个因素。
虽然中国历史并不是在温情脉脉的牧歌中演进的，其间充斥着太多的纷争、冲突与战争，但我们看问题要看历史发展的主流。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已故史学家翁独健先生有过精辟的阐述：“中国各民族间的关系从本质上看，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愈来愈密切的接触，形成一股强大的内聚力，尽管历史上各民族间有友好交往，也有兵戎相见，历史上也曾不断出现过统一或分裂的局面，但各民族间还是互相吸收、互相依存、逐步接近，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促进了中国的发展，这才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4〕翁先生的看法得到了学界广泛的认同，我们从历史的纵深度思考当前的民族关系或者说民族关系问题，可以说是值得很好借鉴和参考的。
另一个基本的历史脉络是，中国各民族相处和联系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多元一体”关系格局。历史上，中国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频繁接触、碰撞、交流、互动，历经上千年的盛衰兴灭、汇聚交融，完成了从多元融合到华夏一体、从民族互化到以中华民族为主体认同的发展演变，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这种关系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民族关系的现实走向，也是我国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法理之一。
从“多元一体”基本民族关系格局出发，我们必须很好地把握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中国56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这个统一的整体中，所有归属的成员都具有相当高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的感情和道义。二是在“多元一体”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存在着层次不同的民族认同。而且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在分析多民族中国的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多元一体”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其结构关系具有相当的平衡与稳定性，中国广袤大地上的民族差异性是短期内不可能消除的，所以“在寻求均质化的国族构建上，我们确实需要十分谨慎。一旦被启动，不仅既有的区域之间长期形成的平衡关系结构会被打破、打乱，而且再想恢复这种平衡将难上加难。”〔5〕
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民族问题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发展特点。民族问题的阶段性特征要求我们，分析民族问题必须放在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去考察。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民族地区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各民族逐渐摆脱贫困落后的生产生活状态，正在向文明富裕的现代化社会迈进，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贫困面大，尚有数千万亟待脱贫的人口。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的基本状况，原国家民委主任李德洙用“多”“长”“大”“边”“穷”五个字来概括。〔6〕其中的“大”和“边”指的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占国土面积大，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分布在边疆、边境地带，“穷”强调的是差距与贫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特征要求我们，处理当下的民族问题不能超越社会发展阶段，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办法，应该是循序渐进在发展中逐渐解决或消除。
在全球化背景下，观察和研究我国的民族问题，宽广的世界眼光是不可或缺的。自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正在朝多极化发展，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以及我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在加快，世界一体化趋势在加强，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作为时代发展的主旋律，这是普遍的共识，也是我国主推的国际世界新秩序。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世界并不太平，多元化的时代孕育着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依旧面临着民族冲突与纠纷，民族问题仍是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热点问题，因民族矛盾而引发局部战争与流血冲突时有发生。
全球化时代，民族社会的和谐问题早已超越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范畴之内，成为全球性、世界性的课题。在此国际背景下，观察或处理任何民族问题均需要考虑相关联的国际背景和国际因素，均需要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至少把之纳入国际区域经济和政治结构中去思考，把区域性地缘政治的压力与因素考虑进去。全球视野下，观察我国的民族问题要考虑和研判如下几个基本的态势和背景。
首先是当下世界民族问题的发展趋势。21世纪是和平与发展的世纪，世界范围内产生洲际的震荡烈度很大的民族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一些地区性中小规模的民族冲突时有发生，但非暴力的寻求政治解决之道仍是主途径，对话、谈判、协商以及不同平台上、不同国际组织内部的外交斡旋作为缓解民族冲突的有效路径与手段，将成为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共识。由民族与宗教相交织而引发的暴力恐怖活动、以种族主义为代表的极端民族主义、强调经济取向和经济权益的经济民族主义、以复兴本民族文化为主要特征的文化民族主义，将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一定条件下存在、发展甚至蔓延，将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民族问题的发展趋势。虽然说暴力恐怖主义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问题，但是当下世界范围内的暴力恐怖和“族性”张扬的压力，是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
其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分裂和分化我国的图谋，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威胁依然十分严峻。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日益增大的话语权份额，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和所谓的国家利益，带来了国际政治格局的一些新变化。在人权、民主、民族等问题的旗帜下，以“中国威胁论”为由头，域外敌对势力利用一切外交场合和国际舞台，不断以“人权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来干涉我国内政，挑拨我国的民族关系，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合流颠覆我国的企图以及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与伎俩，将对我国的反“渗透”、反分裂、反颠覆、反“西化”、反“分化”斗争带来更大的挑战。这是我们在研判中国民族问题时必须考量的一个国际斗争环境。
再次，地缘政治环境以及周边国家出现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等思潮，对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带来新的挑战。国家关系和民族关系紧张、冲突与矛盾的主要根源在于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新变化。在我国的传统安全中，边疆地区是国家安全的屏障区和应对外部势力入侵的战略缓冲区，战略地位之重要自不待言。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以来，各民族在共同反抗西方列强的斗争中，结成了共同的战略利益共同体，维护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共同的核心利益。从地缘战略格局而言，“我国东北地区直接东北亚地缘战略前沿，西北地区直插亚洲战略腹地，西南地区连接中南半岛，沿海地区东出西北太平洋。这种战略前突的地缘战略格局有着巨大的先天优势，拖守了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瓦罕走廊、中南走廊等战略要地和交通锁钥，在整体上保护了幅员辽阔的国土的安全，使得各族人民能够长期地享受和平发展的利益。”〔7〕新时期以来，我国秉持“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理念，把握时代的脉搏，提出并实施“一路一带”的战略构想，积极推动区域化的国际地缘政治重组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在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框架下，传统的自然边界与国家安全边界不是重叠的，国家战略安全的前突及积极防御特征的凸显，使周边国家民族问题或者说地缘战略过渡地带的民族问题，与我国的民族问题有了更多的联动性。同时，围堵中国的反华势力，也在不遗余力地构建半月形包围圈，竭力介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事务中，使我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地缘政治联动以及可能引发的区域性民族问题，是我们在把握中国民族问题发展走势中应着力关注的一个环节。
概而言之，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在融入国际社会中分享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红利的同时，同样承担着国际政治、经济危机所带来的风险与压力。全球性政治危机、经济风险、暴力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等，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民族问题的发展走向，也影响着中国民族问题的发展态势。
基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把握时代主题和当前的国际大势，在研判中国的民族问题的同时，很多学者在各自的研究实践中几乎都会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把自己的研究专题置于比较研究的视野中去探寻民族问题发生的内在逻辑，总结和汲取世界各国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这首先触及到的一个问题是，国际视野中的比较研究。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比较研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一般对于类似事物和现象的比较研究，在进行关联性解释之时，常有两种情况需要加以区示：一是类似事物和现象有许多历史的关联性，有着很多同质化的东西，可以进行历史关联性的解释；二是类似事物和现象仅仅是由于观察的视角和方法相同，呈现出一些基于普遍性原理上共同的特征。对于当今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民族问题，进行洲际、国别之间的比较研究，向来是学界一种惯常的做法。事实上，由于各个大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历史过程不同，这种关于国际范围内的民族问题的比较研究，并不具备太多历史关联性的实质内容，呈现的主要是民族问题一些表面上看似普遍性的东西。
在世界民族问题的比较研究中，很多学者都会关注世界各国治理多民族国家的经验与模式。如都永浩把世界上多民族国家的治理模式分为三种：美国等发达的移民国家模式，前苏联、东欧的帝国模式和西欧的“民族国家”模式。〔8〕严庆则把民族国家分类为准同质性民族国家、移民国家、传统帝国转型国家、部族或民族整合型国家等类型，并通过归类对比分析，着力于揭示民族问题和民族治理的时空差异性。他指出：“不同的民族国家建国史，不同的民族成分构成，不同的国体、政体选择，综合决定了各自内部民族治理的模式和话语体系。但同一类型的国家之间又存在着一定的共性，这种共性能够通过不同类型国家民族治理模式之间的比较而更好地体现出来。”〔9〕我们在研究中国民族问题时，认真梳理国外处理民族问题的理念、制度、政策，通过他国现实和历史经验的比较，总结出一些可供我们汲取、借鉴的经验教训，从而为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提供一个很好的参照体系。但是，我们在国内外民族问题的比较研究中，应该具备如下基本的认识：
（一）某一国家或地区民族问题和民族治理“模式”，并不一定具有世界意义，切忌到处“移植”和“搬用”
在民族这个大千世界中，民族问题的发生具有各自不同的环境条件，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和民族关系结构不同，民族问题的治理也就不同。因为民族过程（历史过程、地理过程）的差异性，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世界上并不存在具有全球意义的“灵丹妙药”，在某一个区域环境中有效的经验和措施，移植到另外一个地区或国家，因为历史—现实的民族土壤发生了变化，往往水土不服。所以我们在处理中国国内的民族问题时，不能简单地套用某种模式，而应该在普遍或者说全面的比较中，汲取有益的成分。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当今的多民族国家无论制度与道路选择如何，没有哪一个多民族国家可以公然宣称其解决了国内的民族问题，“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都处于动态的探索过程”。〔10〕既然世界上不存在具有全球意义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成功经验，而基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国的历史国情而制定的民族政策，在60多年的历史实践中，有效地促进了国家的统一、民族发展与民族团结，实现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其成功的经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所以我们应该坚信“只要中国的民族社会结构不改变，只要中国的民族治理坚持从国情实际出发，中国的民族治理模式、民族政策特色以及以‘民族’为基点和核心的理论话语体系就会体现出中国价值”，〔11〕要更加坚定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我们在世界范围从比较的视野来观察中国的民族问题，有很多可以单独提出来进行比较的内容，如有学者在对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民族政策的比较中，就分别从民族平等观念、处理民族事务的制度建构、民族事务立法实践、民族政策主张及内容、政策实践效果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在国际比较中厘清了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长之所在。〔12〕这是中观层面的比较。基于国际视野的区域比较研究，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跨境民族问题。在我国漫长的陆路边境线上分布着30多个跨境民族，跨居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同一民族在族源、亲缘、信仰、文化传统等方面表现出来的诸多同一性，常常导致跨境民族社会互动的客观存在，决定了跨境民族问题具有一定的国际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对相关各国的国际关系、民族关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所以针对跨境民族地区而言，我们在具体的区域实践中应该看到，对于跨居两国或两国以上的民族，无论这个民族的主体如何，事实上不同的国家均有相应的政策和举措。从边疆与边境的关系而言，邻国针对跨境民族或地区的某一项政策或措施，其现实的成效很快就会在跨境民族社会中有所发酵和反映，并进一步影响跨境民族的国家认同取向。我们常说的“用脚投票”，即跨境民族人口流动的趋势，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要竭力避免在边境一带，因相关的政策措施的滞后，尤其是一些帮扶政策或公共政策的不到位，让跨境民族在对比中看到差距。事实上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显现的存在，如近几年越南在处理民族问题中，针对与中国接壤地带的民族，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政策实施的效果已在双方边民中产生了明显的对比效果，这已引起了相关方面的重视，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同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区差异很大的国度，考虑到区域—民族发展的差异性，不同的民族地区在处理区域性的民族问题时，应该具有适合区域特点的措施与方法。即是说，在某一民族地区行之有效的措施，但到另外一个民族地区并不一定可行，切忌一刀切，要根据特定的“区情”和“民情”，有所区别对待。
（三）理想与现实层面上，比较各种可行的措施与方法
民族问题作为全社会都普遍关注的大问题，社会科学界及实务界瞄准于学术与理论前沿，对于不同层面不同区域存在的问题，给出了许多颇具学理分析的真知灼见，这反映了社会各界对民族问题的关注。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论是基于学理分析还是基于深入的调查研究而给出的对策建议，它可能只是针对某一个特定时段、某一个特定区域的问题而提出的对策建议，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民族问题是动态发展的，具有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持续性，是一个不断解决的长期过程。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一劳永逸的“一篮子”方案，我们既不能盲目地“冒进”，也不能在既成的成绩上裹足不前，要审时度势，稳妥有序地推进现实民族问题的解决。
注释：
〔1〕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5页。
〔2〕余新忠：《从现实出发，又回归历史：处理好环境维度与历史维度的关系（学科走向）》，《人民日报》，2016-04-11(16)。
〔3〕廖杨、覃卫国：《民族关系问题简论》，《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
〔4〕翁独健：《什么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
〔5〕赵旭东：《民族问题的问题》，《中国民族报》，2014-01-17。
〔6〕李德洙：《切实加强对新时期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7〕王佳炎：《当代中国多民族国家治理理论热点与趋势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39页。
〔8〕都永浩：《民族问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和重要课题》，《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年第4期。
〔9〕〔11〕严庆：《从民族、国家结构类型看民族问题与民族治理的差异性》，《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年第3期。
〔10〕郝时远：《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民族问题》，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1页。
〔12〕杨须爱：《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自信——基于对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民族政策的几点比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