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7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但是对未来的担忧依旧存在，其中之一就是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和老龄化带来的压力。毕竟，经济增长最终依赖于人。没有人的生产活动，不可能有任何的产出。
那么，中国经济是不是真的不再有人口红利了呢？如果是，那么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其动力来源还能指望什么呢？在计算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力的时候，我们除了需要考虑人口的数量红利，还需要考虑人口的质量红利。而我们现在一直谈论的，往往是指人口的数量红利。人多力量固然大，人优力量也会大。而且如果人越来越优，其进步的效果高过人口下降的速度，那么即便人口数量红利消失，也不会阻碍中国跃出“中等收入陷阱”。
而最近火爆了微信圈的罗思高教授（Scott Douglas Rozelle，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教授，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国际学术顾问委员会主席），担心的恰恰是人口的质量红利。他认为中国未来能不能脱离“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取决于我们能不能给广大的农村劳动力提供高中教育培训。而现在，中国的状况据说极不乐观，不仅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就连中等收入国家也比不过。
那么如何评估中国的劳动力质量呢？质量不像数量，点人头即可，其衡量略显麻烦，也没有统一的标准。我们姑且用几个通行的质量指标，来分别衡量不同等级的劳动力的质量水平。并且通过和各个经济增长阶段的对比，来大概梳理中国劳动力现状和未来。
成人识字率描述了最普通的工人的基本素质，它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普通工人的知识水平。识字率越高，代表了工人越能够理解现代大工业的操作程序和熟练能力。中国政府在这一点上做得相当好。1990年，中国的成人识字率达到78%，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76%。大家或许会不满意于这样的水平，怎么才达到平均水平啊？可是要知道，1990年的中国人均GDP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0%！（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当时中国大约300美元，而世界平均水平是超过4000）可以说中国政府在经济起飞之前，已经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储备了足够优秀的普通劳动力。而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一旦中国打开大门，一下子成为最能够吸引外资的发展中国家！
而可以与之相对比的是印度，这个更加接近于西方国家体制的发展中大国，照样有极低的劳动力成本，也有更加好的保护产权的法治体制，但是在国际资本面前并没有那么具备吸引力，因为他们的成人识字率到2015年才达到72%。
比普通工人要求更加高一点的是技术工人，而技术工人要求能够对新技术有一定的理解能力和迅速掌握的能力。罗斯高教授在研究中发现，高中教育水平是一个很好的衡量指标。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在脱离中等收入阶段的时候，在劳动力中有超过70%的人具备高中及以上的教育水平；与之相反，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比如巴西阿根廷都只有40%。较低的高中及以上的教育水平往往意味着大部分的劳动力不能胜任复杂的就业岗位，而不能获得较高的收入，拉大了他们和本国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从而使得社会两极分化，政治不稳定。
那么，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
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2010人口普查数据，计算20-60岁之间的劳动力数量，其中受过高中教育的劳动力占比是16.09%，大学及以上的占比是12.37%，合计为28.46%。这个水平略低于罗斯高教授测度的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32%），但是和南非的28%差不多，和土耳其的31%也较为接近。
而且，世界银行的数据库显示：2010年的人均GDP（固定价格）中国不到五千美元（4560.51）而南非是7362美元，土耳其是10672美元相当于中国的2.34倍。中国以不到土耳其一半的收入水平实现了和土耳其差不多的高中教育普及程度，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认为是中国的相对劣势。
其次，中国是一个高速增长的国家，用2010年的数据谈论今天的中国毫无意义，关键要看未来。但是现在没有新的人口普查，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揣测今天乃至于以后的中国了呢？
教育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数据，一个在2010年就读于高中的学生，不可能在2018年成为一个没有受过高中教育的劳动力。所以，我们统计2010年的时候16-19岁这个年龄阶层里面的高中生占比，应该可以推测现在以及未来若干年中国劳动力的教育情况。
2010年16-19岁的中国孩子的整体高中教育占比是42.42%，大学及以上占比9.82%，两者合计52.24%，而2010年人口普查时50-60岁之间的劳动力的高中（及以上）教育占比是17.47%（这些人在我们读这个文章的时候都应该退出或即将退出中国劳动力市场了）。那么可以相信：只要政府在未来不突然减少教育投入，缩小学校数量，这样用52%左右受过高中教育水平的年轻人不断替换17%水平的老年人，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已经持续了七八年），那么2020年的人口普查将会得到大约36%的高中及以上受教育比例。而这个比例意味着：中国至少已经超过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比较接近巴西阿根廷这些南美国家的水平。而如果我们对现有的劳动力各年龄组做进一步的分析，就会发现，其高中教育水平的递增相当明显：
有理由相信：如果这个趋势保持不变，现在10岁左右的年轻人到2030年很可能实现受高中教育62%的水平，那么在2030年实现整体劳动力受高中教育比例46%是非常可能的（用未来青年人再次代替现在40-49岁年龄组的22.34%高中教育水平）。这个水平介于中等收入国家的30%和发达国家的70%之间，而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均GDP也将会达到接近两万美元的水平，站在了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上。是进一步成为高收入国家？还是退下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或许就是未来政府需要面对的挑战。
第三，高端劳动力的衡量指标：“大学入学率”。
这个指标说明的是未来劳动力中的工程师比例，或许它能够部分地代表经济增长中的创新能力。在2000年，中国是7.7%，而印度是9.5%，两相比较，印度的优势明显。所以记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念大学的时候，不少经济学者认为印度在高科技方面或许会比中国发展得好。
但是过了五年情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到2005年，中国的大学入学率达到20%，已经非常接近世界水平（24%），而印度依旧徘徊在10%左右。这是中国大学扩招的结果。虽然我们可以对大学扩招只重数量不重质量报以善意的批评，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大学生数量的急剧上升，为现在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迅速增长提供了保证。
到2010年人口普查时，我们的劳动力（20-60岁）中，有12.37%受过大学教育（包括本专科及以上）。而其中20-30岁年龄段的大学教育比例为23.24%，而城市中这个比例还要高，达到42.23%，差不多一半的城市年轻劳动力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最近教育部公布：2016年，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3699万人，比2012年增加373.8万人，增长11.2%，占世界高等教育总规模的比例达到20%，我国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连续5年保持在4%以上，或许是我们对未来保持乐观的主要因素。
充足的财力保证了大学不断地扩招。而大学扩招增加了中国高端劳动力（工程师）的数量，但是只有大学本身的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才能改善未来中国工程师的质量。而工程师质量的提高，才是创新驱动的温床。从中国高校的行政管理体制来分析，似乎有点儿对这样的崇高使命勉为其难。因为行政管理是所有管理中最缺乏效率的一种方式，而科研创新是最具不确定性的人类生产活动。所以，很难想象，也从无先例，一个最低效的管理方式会诞生最有不确定性的创新成果。从这一点上分析，我不看好中国未来的创新转型。
不过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中国的开放度很大，包括教育领域。我们本土的大学科研机构受制于行政体制，但是我们的学生和老师却可以通过和国外先进大学的合作，得到长足的进步。几年来中国的留学生数量大幅增长，回国数量增加更加快。因为体制原因，中国不能像吸引产业外资一样把教育领域开放给世界，但是出口学生相当于进口大学。1996年中国的出国留学生数量才区区2万人，到2015年已经超过50万。更加可喜的是，回国率（回国人数/出国人数）从当初的30%提高到现在的80%。按照一所大学招生一万人计算，每年50万的出国留学生相当于我们进口了50所大学。从这一点分析，我对中国的未来依旧抱有谨慎的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