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费老那一代学人的研究，如杨庆堃的南景村研究、杨懋春的台头村研究、林耀华的金翼黄村研究等，在几十年后重新进入中国后辈学人的学术视野，这些海外知名的中国田野点，又一次成为现当代学人回访研究的重点。
开弦弓村，这个中国长江流域的一个普通村落，因其学名“江村”而广为人知。1936年，时年28岁的费孝通先生来到开弦弓村进行社会实地调查，1939年在此基础上完成的英文版《江村经济》成为世界“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时至2016年，费孝通先生“江村调查”已经80周年，我们在此之际纪念和回顾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曾为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和“理论化”，为中国社会文化变迁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使我们更加明白自己如何去实践历史担当。
今天，中国社会学正处于历史上难得的好时期，我们需要从更高的位置、更广阔的视野认真思考如何构建自身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需要增强整体合力和担当精神，主动为推进中国社会学自信地走向世界，并让世界实际地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特质而发挥积极作用。
这些年来，当我们研究团队一起讨论如何才能全面系统地加强中国本土社会学知识积累时，就会想到以费孝通先生“江村研究”为代表的关于中国社会文化的经典研究的学术遗产。
本文以“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江村学’”为题纪念费孝通先生“江村调查”80周年，这篇文章正是我们从这些学术遗产中汲取资源的一个成果，希望与大家分享并能形成进一步的讨论。
一、“江村研究”的再认识
江村，作为费孝通先生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的起点，也是他躬耕一生探寻“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接榫之处”这一核心命题时不断追踪与回溯的地方。更为重要的是，江村的研究所秉持的扎根社会生活实践、坚持“到实地去”观察、体验和探究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已经成为一种 “江村范式”或“江村精神”，直接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及社会学者投身于理解中国社会的变迁。
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研究”持续了整整70年，这是近现代中国人类学社会学史上持续跟踪调查时间最长的、跨越了“文野之别”产生广泛且深远影响的追踪田野调查研究。
自1936至2002年，他重访江村共计26次。1981年他“三访江村”时决定从吴江县开始，自江村更上一层楼进入“小城镇”的调查。1984年他走出江苏省，一路走边区，从内蒙古西行宁夏、甘肃。1991年走进西南山区，另一路走沿海各省，从浙江、福建、广州到香港，合纵连横“下活全国一盘棋”。“九访江村”时，他盘算着应及时抽回身去，重返故土，从头做起，并在这再循环的过程中检验自己以往的看法。
半个多世纪以来，费孝通先生沿着“江村—小城镇—中小城市—大城市—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的“行行重行行”，先后提出了“调谐城乡关系与乡土重建”、“重视区域经济与小城镇模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反思全球化倡导文化自觉”等一系列对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学人类学思考。
正是得益于持续70年的对江村的跟踪式观察，费孝通先生始终将其理论的基础植根于具体而完整的实证研究之中，完成了一次次“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二次航程”。
可以说，“江村研究”所蕴含的学术遗产为我们对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术话语或理论体系的建构带来许多重要启示。
2010年在学习和领悟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基础上，我们申发了费孝通先生一以贯之的追问，即“文化主体性问题”。我们认识到，应对现代性的问题进行反思并寻找中国现代化的主体性，是中国知识分子肩负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如今的问题便是在全球化乃至今日“后全球化”的逆流中，中国社会学如何“再补一补课”。
因此，值此费老“江村调查”80周年之际，我们试图将费老从江村调查出发而构成的研究思考，提升到一种范式意义上来重新加以理解和认识。我们希望通过“江村学”的提出和不断推进，有更多的学人参与到“江村式”研究的“学术接力”中来，汲取社会学前贤在中国化和理论化方面的优良传统，通过共同努力改变目前本土理论研究的碎片化现状，在深入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回答中国问题中，不断提升文化自觉和学科水平，以全球化的视野、整体性地把握中国社会变化的脉搏，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现代性的道路，并发挥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作用，作出“实事求是”的符合中国实际的解读和分析。
刘豪兴教授这一段时间以来也提出了“江村学”的思考。我想：心有戚戚焉，这或许不仅仅是个巧合，更可能是中国社会学发展到今天，学科发展和理论话语建构的自觉需要吧！
二、为什么提出“江村学”
首先，自1939年《江村经济》英文版（《中国农民生活》）的正式出版后，江村便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走出国门进入国际学术视野的田野点及田野调查成果，进而也成为国际国内学界共享的学术财富。
而由费老所开拓的江村调查，虽然曾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发生过停顿，但80年代以来的追踪调查却从未断裂，反而愈发繁荣。因而，江村对于中国社会学而言，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社会学、人类学连续开展田野调查的重要基地，也成为西方学术界认识和了解中国社会变迁的观察点。
在江村和中国其他地区普遍存在的、由费老概括提炼出来的“差序格局”，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学者认识、在世界范围内皆有存在的同心圆社会关系网络，是由“组织化的个人”通过“社会圈子”所形成的社会结构特征，在当代中国仍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并成为国外学人借以开展学术讨论的重要对话。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费老江村研究的成果不仅是中国学者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独特解读，同时也是一种可以与西方进行学术对话的话语体系的建构。
其次，江村研究也体现出一种近代乃至当代中国学术的接续与传承，已经成为一种学术精神或学术传统。也可以说，这一传统是由费老等老一辈社会学家开启，并经过费老之后几代学人的学术传承与学术实践而最终形成的。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江村已经不再是费老个人的，而是成为中国社会学的“江村”。
随着江村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围绕江村研究展开的各种争论与探讨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理论视角，也深化了我们的研究方法。由江村研究而引出的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和认识，也是几代学人研究成果的累积，进一步赋予了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内涵。
再者，江村是一种学术精神的薪火相传。如今，费老那一代学人的研究，如杨庆堃的南景村研究、杨懋春的台头村研究、林耀华的金翼黄村研究等，在几十年后重新进入中国后辈学人的学术视野，这些海外知名的中国田野点，又一次成为现当代学人回访研究的重点。
正是在经典的回溯中，当代中国学人特别是青年后学们才能够得以获得学科意识、问题意识以及对学科史脉络的整体把握，从而形成能够贴近中国社会实际、紧跟历史与时代的要求，并在具体情境中开展学术与理论研究的基本素养。
从这层意义上说，以江村研究为代表的学术传承的历史，也鲜活地反映了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史。其研究成果所反映的，不仅是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社会所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学人针对不同社会问题所进行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的转换。
也可以说，以江村研究为代表的中国学术传承史本身就构成了一部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术话语和理论体系的建构史，同时也是一种中国本土研究范式不断淬炼成型的历史。
所以，我们有必要把“江村”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加以全面系统地梳理与分析。
三、“江村学”的实际意涵
第一，如果把“江村学”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来看待的话，费老的江村研究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乡村研究，而是一种“在乡村做研究”，是从“江村”着手却着眼于整个乡村社会、整体性社会、乃至世界体系等不同研究层次的研究。
首先，“江村”并不是一个狭隘的单一的村落空间，而是各具特点的众多乡村类型，通过比较分析呈现出整体性的中国乡村社会。当然，对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也不能局限于简单化的“在乡村做研究”，而是要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乡村场景，在乡村与现代城市社会互动的视角下关注和审视乡村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讲，“江村”便成为一种开放性的社会系统，是一种呈现出现代与传统相互交织和勾连的整体性社会。
进入21世纪，费老提出文化自觉，将研究视野从对中国社会与外部西方世界的关联性分析，进一步将中国社会放置在世界中，从“中国融入世界”、“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视角去重新认识中国和世界。可以说，费老“在江村”做追访研究，着眼的则是认识与解读世界秩序与文明进程。由此而论，江村研究已经从对乡村系统的功能性解释，扩展至对世界体系的总体性把握。
第二，费老的江村研究所呈现的，是一种与西方进行学术对话的自信和敢于超越学术范式的勇气。
从他将《云南三村》《中国士绅》推介给西方学界的努力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自信与勇气。费老在江村调查研究，不仅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超越了人类学狭隘的“他者”的研究，同时也超越了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学科分野；没有简单地照搬西方功能主义的分析范式，而是立足本土，将西方理论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不再刻意区分学科的差异，而是针对社会现实问题，结合中国社会的迫切需求，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融入社会学的社区调查，为当时知识界研究中国乡村社会提供了更为贴切的方法。这是为今天继续建构社会学本土化或人类学本土化的尝试提供了范本。
第三，从“江村学”的认识论上讲，费老对“江村”的观察并不是单纯地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系统运行及其变化，而是将其作为个案，从中探索中国文化传统在面对西方文明强势冲击时的主体性问题。
虽然对于民国以来的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而言，江村调查仅仅是一个很小的片断，但从中引发的主体性思考，也同其他中国学人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思考一样，都把国家命运的认识作为研究的主题。之后，费老之所以时常强调“学以致用”、“志在富民”、“迈向人民”，也都是建立在这种认识论基础上，这体现了费老学术发展观的终极归属和指向。因此，只有对“江村”研究的认识论加以全面把握，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现代学术史也是一部由使命感催生的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史。
第四，从“江村学”的方法论上说，费老秉持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不仅反对空言玄虚的清谈之风和雅致超脱的“情趣”诉求，同时也反对单纯的“为研究而研究”的学术态度和缺乏事实依据的问题意识。
由江村调查所开启的从“从实求知”、“反复求证”到“理性知觉”、“积极追寻”的研究方法的不断探索，既是费老自身对实证方法认识的不断深化，也反映了他方法自觉的心路历程。
总之，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江村学”，它应该是以文化主体性为社会诉求，以文化自觉和学术反思为思维路径，以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和理论化为学科目标，以整体性审视为分析视角，以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为方法准则。这应该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分析和解读中国社会的理论与话语建构。
面对目前中国学术界日益功利性和碎片化的学术趋势，我们认为：作为研究范式的“江村学”的提出，或许会对中国学术研究的正本清源和理论话语的建构与创新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