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中国智库建设提出重要指示，强调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5年6月4日，农业部召开党组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批示和论述，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精神，切实加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农业部门重大决策智力支撑体系，推动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促进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农业科研机构应该抓住国家政策大力支持智库建设这一契机，利用自身的农业科研优势，探讨农业智库的建设内容和建设模式，提高对中国农业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力，推动农业智库建设事业良性发展。
美国不但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也是智库建设成功的领跑者，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不断变革和优化农业智库体制。它以科学专业的农业分析为基础，以为决策者提供农业战略决策方案为宗旨，在美国农业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很多做法值得正在推进智库建设的中国借鉴。有鉴于此，本文以农业智库建设最为成熟和发达的美国为例，分析其农业智库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从中总结出成功经验和若干特点，并以此为启示，提出促进中国农业智库发展的思路。
二、概念界定与案例选择
根据《全球智库报告（2014）》中的定义，智库（thinktank）是指“专门从事公共政策研究和分析的附属或独立的参考咨询研究机构”（McGann，2014）。根据《2014年中国智库报告》（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2015）中的定义，智库是指“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研究目标，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从组织形式和机构属性来看，智库既可以是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共研究机构（官方智库），也可以是不具有政府背景或具有准政府背景的私营研究机构（民间智库）；既可以是营利性机构，也可以是非营利性机构（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2015）。为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本文的研究内容，本文将农业智库界定为“以影响农业公共政策制定为目的的农业科研机构”。
注：“ —” 代表没有官方具体数据。
本文采用样本分析法，对美国农业智库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机制进行分析。考虑到研究对象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本文分别从独立型农业智库、官方型农业智库和大学附属型农业智库中选择样本。首先，根据《全球智库报告（2014）》中美国国内顶级经济研究类智库名单，选择了5家研究内容涉及农业政策的智库。其次，根据与中国农业科研机构合作交流情况和其国际知名度，选择了2家农业智库；最后，根据2015年《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USNEWS）农业科学专业世界大学排行榜，从前50名具备智库功能的美国高校中，选择了3家农业智库①。表1描述了所选案例智库的基本情况和特征。
（一）官方农业智库的组织结构——以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服务局（USDA-ARS）为例USDA-ARS成立于1953年，是美国农业部（USDA）的首席科研机构。USDA的前身是1862年建立的联邦政府农业司，1889年改为现名。其研究工作受到美国相关立法的认可和支持，例如1935年《农业研究法案》（7U.S.C.427），1985年《食品安全法》（P.L.99-198）（7U.S.C.3101note），1990年《食品、农业、保护和贸易法案》（P.L.101-624）（7U.S.C.1421note），1996年《联邦农业完善和改革法案》（P.L.104-127），等等。该机构拥有2000多名研究专家和6000多名其他工作人员，在全球有100多个历史悠久的研究实验室（ARS，2008）。
资料来源：USDA-ARS官方网站（http://www.ars.usda.gov/pandp/arsorganchart.htm）。
依据不同职能的需要，USDA-ARS设有10个办公部门（如图1所示），分别为：国内项目办公室、国际项目办公室、技术传递办公室、信息主管办公室、科学质量评价办公室、推广多样性和机会平等办公室、法律事务部、预算和项目管理部、行政和财务管理部和信息部（公共事务）。其中，国内项目办公室负责项目资金等资源的配置，国际研究项目办公室负责各项国际交流合作活动，技术传递办公室负责由美国农业部许可的技术转移工作，信息主管办公室负责项目的信息技术保障，科学质量评价办公室负责项目质量评估，推广多样性和机会平等办公室负责该局的宣传相关事务，法律事务部负责该局的法律相关事务，预算和项目管理部负责项目预算和管理，行政和财务管理部负责人力资源和财务资源管理，信息部（公共事务）负责网站维护等日常信息技术工作。每个机构美国农业智库组织结构、运作机制及启示从财务、技术、宣传等方面各司其职，共同保障和维护USDA-ARS的正常运作。此外，USDA-ARS与美国农业图书馆合作，建立了联盟式的政府科学信息站点。
USDA-ARS设立的研究中心分布在五个不同地区。其中，太平洋西部地区包括美国西部靠近太平洋的8个州（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夏威夷、爱达荷、内华达、俄勒冈、犹他和华盛顿）；中西部地区包括美国中西部9个州（肯塔基、伊利诺斯、印第安纳、俄亥俄、艾奥瓦、密苏里、密歇根、明尼苏达、威斯康星），该局在此设立了12个研究基地和2个大型研究中心；东北部地区包括美国东北部靠近大西洋的13个州，该局在这一地区设立了15个研究中心和实验室以及9个工地（worksites）；平原地区指美国中部的10个州，该局在此设立了包括肉类动物研究中心、北方大平原农业研究实验室在内的22个研究基地和实验室；东南部地区主要包括美国东南部的8个州（阿拉巴马、阿肯色、佛罗里达、佐治亚、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以及波多黎各，该局在这一地区设立了27个实验室和4个工地。
（二）大学附属型农业智库的组织结构——以美国典型涉农高校研究所为例
1.康奈尔大学康奈尔国际粮食、农业和发展研究所（CIIFAD）。康奈尔大学一直是国际农业和农村发展研究领域的领先者，1990年，该大学成立了CIIFAD。CIIFAD已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合作伙伴共同发起了研究项目，致力于全球粮食安全、农村可持续发展和世界环境保护等问题的研究。目前，CIIFAD负责管理工作的专职雇员有9位，包括1名机构主任、1名机构副主任、2名主任助理和5名科研协调人员。该研究所现任主任是RalphChristy教授，他曾担任美国农业经济学会主席，负责研究所的整体管理工作；该研究所现任副主任是EdwardMabaya博士，他主要协助主任处理研究所的各项日常工作。CIIFAD的科研人员是来自康奈尔大学不同院系和研究中心的学者②。
2.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农业、粮食与环境研究中心（UMassAmherst-CAFé）。UMassAmherst-CAFé成立于2001年。2001年，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同美国农业部国家食品与农业研究所联合创立了“农业中心”，UMassAmherst-CAFé是“农业中心”的一个分支研究机构，它支持大学教师和工作人员进行合作研究③。UMassAmherst-CAFé现设有两个政策咨询机构：一是在1997年成立的马萨诸塞公众监督委员会，其大部分委员由州长任命，为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校长和学校推广人员提供关于战略决策的目标、预算和项目的咨询；二是在2010年成立的农业咨询委员会中心，该中心由来自相关机构、行业和大学的18名咨询专家组成，每年两次向中心提供关于政策研究和推广的咨询方案④。
3.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能源、环境和经济政策研究所（UCDAVIS-PIEEE）。UCDAVIS-PIEEE主要研究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关注的重点问题，包括能源、气候、农业、生态、空气和水质量等问题。该研究所致力于利用世界一流大学学者的专业知识，为决策者提供可靠的、相关的、及时的信息和分析，主要通过学术研究、政策建议、人才培训三种途径来实现其目标。UCDAVIS-PIEEE的管理高层是由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校长任命的三位副校长组成，他们分别负责该研究所的科学研究管理、技术与交流合作管理、跨学科研究和战略倡议。他们都是美国教育界杰出的领导者，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校长共同支持学校的研究工作（UCDAVIS-PIEEE，2013）。
（三）独立型农业智库的组织结构——以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为例
IFPRI成立于1975年，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在非洲和南亚设有分部，目前有600多名工作人员，在中国、埃塞俄比亚、加纳、印度、意大利、尼日利亚、塞内加尔、乌干达等国家设立了办事处。IFPRI遵从企业管理的方法（其组织结构如图2所示），由最高管理层——理事会选任研究所所长，所长对IFPRI的运行全权负责，所长办公室负责协调IFPRI的日常业务，为所内各机构、项目、管理活动提供支持。目前，该所的具体项目有2020展望项目、能力增强项目、2005协议项目、机构关系项目、伙伴关系和业务发展项目、影响评价课题、全球粮食政策报告、IFPRI策略（2013～2018）等。所长办公室共有21名工作人员，现任所长是美籍华人经济学家樊胜根（ShenggenFan）。
在所长之下，IFPRI的构成主要有行政管理和学术研究两大部分。行政管理主要由财务和管理部负责，财务和管理部由4个部门组成，即财务部、信息技术服务部、旅行部、设施部，分别对资金、网络和后勤服务进行管理。IFPRI将自己的使命定位为“提供以研究为基础的政策解决方案，以持续减少贫困、饥饿和营养不良”，其研究项目主要涉及营养与生态农业、市场政策，等等（IFPRI，2015）。
图2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组织结构
资料来源：IFPRI官方网站（http://www.ifpri.org/publication/2014-annual-report）。
（一）资金筹措机制
美国农业智库的资金来源丰富多元，主要渠道有基金会、企业和个人的赞助和捐赠，出售研究成果和其他出版物所得经营收入以及政府支持，等等。其中，基金会等社会各方赞助和捐赠是独立型智库的主要资金来源。例如，以对外宣称独立性而著称的布鲁金斯学会，其经费来源主要是基金会赞助。而对于官方型智库，政府支持和委托研究项目是其主要资金来源。例如，具有深厚官方背景的兰德公司，其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支持和委托项目，2014年，该来源的经费占其经费总来源的70%～80%左右（韩显阳，2015）。
1.基金会、企业和个人捐赠。美国大多数农业智库根据《所得税法》，注册为非营利性机构，因此享受免税的优惠政策，社会对农业智库的捐赠也享受免税待遇。为了获得免税资格，它们不得公开支持或者反对任何政治派别。同时，美国法律对智库游说政府获取经费支持的预算支出比例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制。例如，作为一个非营利性的科学研究组织，布鲁金斯学会依照美国税法第501（C）（3）的有关规定享受受捐免税待遇，每年都会公布自身的收入和支出明细，做到财务透明，便于捐赠者监督（Brookings，2015）。
根据2014年《布鲁金斯学会年度报告》（Brookings，2015）公布的数据可知，2014年，布鲁金斯学会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基金会赞助，占经费总来源的86%，其次是学会的出版物自营收入，占经费总来源的10%，捐款收入和其他收入各占经费总来源的2%。可见，因为美国对智库的相关免税待遇以及智库自身倡导的公平独立原则，基金会等社会各方赞助和捐赠是美国独立型智库的主要资金来源。
2.政府支持。美国政府对官方型农业智库和大学附属型农业智库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支持。例如，2011～2012年，UCDAVIS-PIEEE获得的政府支持资金占其经费总来源的51%，其中，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美国农业部、美国科学基金委员会是主要的赞助单位（UCDAVIS-PIEEE，2013）。
3.出版收入。美国农业智库都会定期出版研究著作、简报、报告、期刊和杂志等，这些出版物的销售收入会作为智库经费的一部分，投入到农业智库的日常运营之中。据统计，2014年，布鲁金斯学会出版了50本著作，出版收入占学会全部运营资金的2%（Brookings，2015）。
4.国际资助。随着美国农业智库国际影响力的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国际相关机构选择对其予以资助。例如，2011～2012年，UCDAVIS-PIEEE得到了来自全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机构的资金支持。在诸多国际赞助机构所属国家中，德国位居赞助数额首位，随后是英国和瑞士（UCDAVIS-PIEEE，2013）。由资金来源构成的比较分析可知，美国独立型智库的主要资金来源为基金会等社会各方赞助和捐赠，而官方型和大学附属型农业智库的主要资金来源是政府支持和委托研究项目。
（二）项目管理机制
为保障科研项目的正常运转，美国农业智库有完善的项目管理机制。下面以USDA-ARS的项目管理流程为例来分析其项目管理机制。USDA-ARS承担的国家研究项目目前共涉及4个研究领域：动物饲养和保护，作物种植和保护，自然资源和可持续农业体系，营养、食品安全和食品质量。每一领域由一组科学家负责，他们负责规划和制定能够影响美国农业关键问题的研究策略；同时，每一领域设有项目管理者对项目研究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协调管理。USDA-ARS实施五年为一周期的项目评审问责制度，每一评审周期分为四个阶段，以保障项目从选题到完成的高质高效（ARS，2008）。第一阶段以提出研究项目为主。USDA-ARS为科研项目委托客户提供科研项目回顾性评估报告，组织客户和科学家开办研讨会，经过双方讨论后提出研究项目。在确定研究项目后，客户和专家建立联系，即“关联”，并由此进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需要对包括战略规划和行动规划在内的国家项目研究计划进行评审与论证，同时制定包括项目研究方向和资源分配等内容在内的详细项目计划书，即五年行动方案。行动方案需在网站上公布，并请科学界同行对该计划书进行评审。项目计划评审通过后，项目小组需确保项目进展顺利，即“质量”，并由此进入第三阶段。第三阶段为研究项目的启动与实施过程。在此期间，对各项目进展情况和研究人员进行年度绩效考评，各项目小组需要完成年度报告并在网站上公布。同时，项目管理者对研究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协调沟通，并对项目进行年度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结束后，根据项目完成情况做出评估，即“表现”，并由此进入第四阶段。第四阶段以项目质量评估为主，即在项目完成后，由项目外部客户小组对项目完成情况进行评估。项目评估完成后，为客户提供最终的研究报告，项目评估结果会影响到下一次项目选题的提出，即“影响”，并由此进入下一个以五年为一周期的评审问责制度的循环。USDA-ARS项目管理具体流程见图3。
资料来源：USDA-ARS官方网站（http://www.ars.usda.gov/aboutus/docs.htm?docid=2&page=2）。
（三）宣传推广机制
为了争取资金资助，扩大政策影响力，巩固社会地位，美国农业智库通过多种渠道宣传和推广其成果。具体包括：通过出版著作和研究报告、发表文章等方式阐述观点；通过举办会议、专题报告会和演讲活动等方式向社会展示科研成果；通过报纸、网站、博客、专栏等的媒介与政府官员、媒体和公众进行交流；通过接受报纸、电视台、广播电台记者的采访扩大社会影响；通过参加国会听证会来提高自身影响力，等等。
1.出版著作。据统计，2014年，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共出版了6本著作、3份粮食政策报告、1期研究简报、9份会议文件、19期会议简报和1期杂志（IFPRI，2015）。同年，布鲁金斯学会出版了50本著作（Brookings，2015）。部分美国农业智库主办刊物情况见表2。
2.举办会议。美国农业智库会不定期举办研讨会，来自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可以面对面地交流思想。例如，2014年，布鲁金斯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在华盛顿召开第九届年会，与来自亚洲、拉丁美洲、欧洲等地区的政府官员和学者就世界关注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涉及中国的问题有：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与日本、越南、菲律宾的领土争端问题的升级。
3.媒体传播。美国农业智库通过接受报纸、电视台、广播电台记者的采访扩大社会影响；同时，利用博客、专栏等网络媒介对其研究成果进行宣传和推销。据统计，截止到2014年年底，布鲁金斯学会154名学者的“推特”上共有1428664人关注（Brookings，2015）。
4.参加听证会。在国会听证会上，除政府官员、利益集团代表外，农业智库的专家也常常被邀请参加，这不仅让他们获得了影响国会立法的机会，还可以引起媒体和学术界的关注，提高其社会影响力。例如，2014年，布鲁金斯学会有24人次参加了国会听证会（Brookings，2015）。
可见，美国农业智库都注重对自身的宣传推广，特别是独立型智库，为获得社会信任，得到基金会的赞助，更加注重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宣传推广工作。
（四）合作交流机制
机构的运转和项目的实施是一个参与性的过程，需要广泛的经验和资金支持，只有加强与合作伙伴的交流沟通，才能确保公共资源的高效整合。美国智库的合作交流机制主要包括机构内部交流、机构外部交流和国际学术交流三个部分，合作交流的对象包括政府、媒体、其他学术机构、企业、民间组织、国际机构，等等。
1.机构内部交流。美国农业智库大多是会员组织，农业智库的会员通常包括政府高级官员、专家学者、媒体记者，这些会员遍及美国乃至世界各地。为了加强会员之间的内部交流，智库每年都会举办大型论坛活动，在这些论坛活动上，有来自美国相关权威部门的人士和各地学者参加（何利辉、罗洋，2009）。
2.机构外部交流。为了提高对政府农业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力，美国农业智库注重与政府官员的密切联系。例如，USDA-ARS与美国农业部国家食品和农业研究所（NIFA）的国家相关项目负责人密切合作，从NIFA获得了大量资金支持，并联合制定了研究行动策略，对美国农业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ARS，2008）。又如，布鲁金斯学会每年都会举行大型论坛活动，经过世界各国政要、学者、新闻界人士的广泛参与和宣传，布鲁金斯学会最终成为美国通向世界的大门。
3.国际学术交流。为了交流思想，学习先进经验，扩充资金来源，美国农业智库十分注重与国外智库机构的合作和交流。以与中国机构的合作为例，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于2006年在清华大学设立了“布鲁金斯—清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为中美两国学者在经济合作议题的研究上提供了便利。此外，美国兰德公司和美国哈佛大学曾分别与中国卫生部合作开展了“中国农村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和“中国农村卫生安全问题研究”等。部分美国农业智库与中国机构的合作交流情况见表3。
（五）人才使用机制
美国农业智库的从业人员，通常都是高能力、跨学科的综合型人才。美国农业智库注重与政府、高校和社会各界长期保持交流关系，以维持和提高农业智库的竞争力。越来越多的智库专家进入政府担任要职，很多官员也会进入智库从事研究工作。这种特有的个人在智库机构和政府部门之间双向转换角色的机制被称作“旋转门”机制，并对美国智库的良性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例如，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乔治·舒尔茨、詹姆斯·贝克、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康多莉扎·赖斯等，都在卸任后分别进入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协会、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政策研究所等智库从事研究工作。2014年11月3日，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威廉·约瑟夫·伯恩斯提出辞职，到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接任总裁职务⑤。
美国农业智库注重机构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交流。人力资源部门会与科学研究部门合作，持续改进智库员工服务科研的工作方案；同时，人力资源部门会定期与相关人员交流，通过做客户满意度问卷调查来征询建议，了解问题，不断提高自身的管理和科研水平。美国农业智库都设有机构审查委员会，审查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并提出改进建议。团队信念、客户导向、团结合作为农业智库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完善提供了保障，并确保了美国农业智库拥有一支训练有素、充分支持科研的员工队伍。
（一）以客观严谨为基本原则
在美国政治体系背景下，农业智库大多是独立于政府部门之外而存在的，这种独立性能保障其客观公正的政策分析立场。从国家全局利益出发，美国农业智库通过进行客观的研究，形成严谨的研究成果，对长期战略进行科学地决策，并有针对性地解决短期问题。在美国民主政治中，国会议员往往仅考虑自身选区利益，而忽略了国家的全局利益，并且国会内部常因政治立场不同而争执不下，从而导致政府立法环节的低效。因此，美国政府对于智库的客观科学决策能力的倚赖与日俱增，借助智库的专业性和中立性来加速法案的形成和通过。虽然现今的美国智库背后存在一些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需要通过智库发声来影响社会舆论，左右政府决策以保障自身利益，但大多数智库出于道德传统、社会舆论和美国法律的压力，还是会为社会正义发声，并将客观严谨的研究态度作为工作的基本原则。此外，有研究显示，越是有政治标签的智库，越能以客观的研究报告来显示自身的公正，从而赢得政府的信任和社会的支持（王莉丽，2010）。
（二）民间农业智库具有独特优势
美国农业智库从管理机制上讲，主要有官方农业智库、独立型农业智库和大学依附型农业智库三大类。官方农业智库通常指由政府全额出资建立的智库，或者依附于政府机构并为政府决策服务的智库，例如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服务局就是附属于美国农业部、并且为美国国会服务的官方智库。独立型农业智库指组织上独立于任何其他机构、经费来源于除政府外的社会机构或者个人捐助的民间农业智库。作为典型的私有制国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民间农业智库群体，例如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卡托研究所、农业与贸易政策研究所，等等，都属于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民间农业智库。其实，美国学者普遍认为，智库是指独立于府与企业之外、专门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非营利性学术机构（余章宝，2007）。正因如此，美国民间农业智库具备官方农业智库所无可比拟的独特优势。
（三）持续发展且逐渐多元化
美国智库自20世纪初以来，出现了四个发展阶段（韩显阳，2015）。在第一阶段（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成立的智库包括胡佛研究所、对外关系委员会、拉塞尔塞奇基金会和政府研究学会，其致力于研究和解决美国公共政策问题；在第二阶段（二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迅速出现了大批与政府签订研究合同的民间智库，最有名的便是成立于1948年、且活跃至今的兰德公司，兰德公司旨在协助解决政府面临的各种政治和经济问题；在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美国的官方农业智库和民间农业智库持续发展，同时智库的发展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它们一般都具有鲜明的党派倾向，并力求影响当时的政治或者公共政策；在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成立了卡特中心和尼克松和平与自由中心，这些中心在为美国制定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策略的同时，更加注重对外政策的研究，此时期的智库一般都由具有政治背景的人物支持或者创办。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于2015年1月22日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4）》的统计，目前全世界共有6681家智库。其中，美国共有1830家智库，其数量居世界第一，占全球智库总数的27％。根据“全球智库150强榜单”的排名，美国共有6家智库入选全球十大智库（McGann，2014）。美国智库数量持续增长，发展多元化，为美国政府制定政策措施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六、启示
中国农业智库机构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积极推进本领域新型智库建设事业，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等都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农业智库，为中国政府的科学化、民主化决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从中国农业智库建设的总体情况来看，目前普遍存在制度保障缺乏、政府支持引导不够、开放合作欠缺等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2014）。中国正处在农业智库建设的关键时期，农业智库的健康发展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中国政府农业决策的科学化水平。中国要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新型农业智库发展道路和建设规律，立足本国国情及现有农业智库的客观情况，有选择性地参考美国农业智库的建设经验，切实提出促进中国农业智库发展的思路。
（一）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智库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与美国政治体制不同。中国在农业智库建设方面，应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完善农业智库发展的市场机制，以激发市场活力，进而促进中国新型农业智库的良性发展。在培育运营主体和完善市场机制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促进农业智库发展的市场机会，这将吸引外来资本和技术等，进而增加农业智库的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二）创新民间智库资金保障机制
是否拥有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撑，是农业智库得以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目前，中国政府对民间智库的管理普遍采取登记注册制度，没有相应的收入免税制度。官方智库与民间智库地位悬殊，造成中国民间智库缺乏影响力和公信力，得不到稳定的捐款资助。为了生存下去，一些民间智库不得不接受海外机构和跨国公司的合作资助，这样会加大政府对民间智库的猜忌（朱旭峰，2015）。长期缺少稳定的资金来源，必然影响民间智库的生存状态，进而影响其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和科学性。因此，需要建立多元化的农业智库发展投融资体制，在政府统一管理的前提下，拓展资金来源渠道，保障资金来源多元化，并容许社会各界公平竞争，充分调动企业和个人投资智库事业的积极性。政府应该在合理评估的基础上，增加对民间智库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可以对民间智库给予适当的税收减免，或者为其提供合作渠道和机会。另外，各级政府应加大宣传力度，完善捐赠制度，鼓励社会各界向民间智库合法捐赠。
（三）健全项目管理相关政策和评价标准
与美国相比，中国目前还未形成健全的咨询项目管理政策，与农业智库研究项目管理和评价等相关的保障性法规和指导性政策还不够完备。同时，中国的专家咨询制度尚不健全，并没有相关法律规定或者行业准则对咨询专家意见的“利益倾向性”进行抑制，目前对专家咨询结果也没有统一、有效的评价标准。只有配套完备的农业智库立法，才能使农业智库的项目运作与管理有法可依，最大限度地降低农业智库的运作风险，保障农业智库研究的客观性与科学性。
（四）加大宣传引导与合作交流力度
美国农业智库十分重视与媒体之间的交流互动，它们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会通过媒体传播，引导公众舆论，引起政府重视，从而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可见，增加宣传力度，加大对自身成果的宣传，会吸引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合作，从而扩大农业智库运营的资金来源。除了与传统媒体互动外，还可利用博客、专栏等网络新媒介进行宣传和推销，引起媒体、政府和公众的注意。因此，中国农业智库在建立交流合作网络时，应紧密联系政府部门和高校等机构，注重与媒体和公众的互动，形成良好的社会影响力，以提高自身的发展和建设水平。
（五）完善人才使用机制
完善的用人机制是各类型智库发展的保障。借鉴美国经验，农业智库应具备良性的人员流动机制。著名的“旋转门”人才流动机制已成为美国智库的特色，智库成员的身份在政府要员与研究专家之间转换。中国的政治体制与美国不同，“旋转门”机制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但中国各类型农业智库应从社会多方吸纳研究人才，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农业智库的创造力，增强农业智库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为提高农业智库的竞争力奠定坚实的智力资本和知识基础。
（六）提高农业智库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详实的数据与信息丰富的数据库是农业智库开展研究的基础，政府的信息公开进程关系到农业智库的发展。应全力推动农业智库数据库建设，推进数据库共享建设，改变农业智库数据来源有限的局面。面对农业智库信息基础较为薄弱、信息源不够丰富、数据共享存在瓶颈等问题，应加大对农业智库数据库建设的资金投入，完善其基础设施建设，进而助推中国新型农业智库发展。2015年8月31日，国务院发布《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国发［2015］50号），明确提出对政府部门之间数据共享与信息公开的要求，这对推进中国农业智库的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里程碑式的指导意义。
注释：
①资料来源：http://www.usnews.com/education/best-global-universities/rankings?int=9cf408。美国农业智库组织结构、运作机制及启示。
②资料来源：http://ciifad.cals.cornell.edu/about-ciifad。
③资料来源：http://ag.umass.edu/history。
④资料来源：http://ag.umass.edu/umass-extension-advisory-groups。
⑤资料来源：http://www.globalview.cn/html/societies/info_2093.html。
参考文献：
[1]韩显阳：《美国智库面面观》,《光明日报》,2015年3月1日.
[2]何利辉、罗洋：《美国智库发展研究及启示》,《宏观经济管理》2009年第12期。
[3]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4]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2014年中国智库报告》,《光明日报》,2015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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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余章宝：《作为非政府组织的美国智库与公共政策》,《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7]朱旭峰:《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研究的理论框架》,《理论参考》201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