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受国际经济形势和经济发展规律、发展阶段的影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新常态”是一个发展阶段,其重要特征是: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结构不合理转向结构优化,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隐含风险转向面临多种挑战。在此背景下,人们对新常态下的经济下行给予了特别关注,而我国经济则表现出相当的韧性。笔者拟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经济韧性的社会原因,并对“社会韧性”的功能及建构做初步阐释。
(一)经济发展新常态背后的社会因素
无论从一般社会学,还是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看,经济都是与社会因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一些社会学家将“经济”和“社会”联系起来,作为概括他们思想的书名,就是对于经济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很好的解释,马克斯·韦伯、塔尔科特·帕森斯等人就是范例。对于政治经济学家来说也是如此,不过在他们那里,社会因素更多的是从政治的侧面进行解释的。经济发展新常态并不是纯粹的经济现象,而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中经济、政治和社会现象的综合体。反映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增速下行、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动力替代和转型风险挑战,都不是由纯经济原因所致,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同样,新常态带来的影响也不只是经济性的,而是必然产生社会性后果。因此,从社会的侧面看待和分析经济发展新常态就是必要的。
关于经济现象与社会因素的关系,经济社会学给予了多方面关注。而对于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波兰尼的嵌入性理论也给出了深刻的分析和十分具有启发性的回答。在波兰尼看来,社会是嵌入经济之中的,或者说经济与社会是互嵌的,[1]经济和社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且是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这说明对经济现象应该做社会学分析。
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也是如此。它由一系列政治和社会因素促成,同时又反映着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动力替换背后,是社会财富的增减、劳动力结构的改变和与此紧密关联的社会财富分配问题。在上述调整中,经济以何种状态发展也包含了众多社会因素、政治因素的作用。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在下行的过程中表现出自己的“韧性”,这背后也是有社会和政治原因的。可以说,我国经济政策的特点(经济政策的社会性),劳动力结构、社会结构的特点,以及社会文化的特点,影响或者说支撑着经济韧性。
(二)经济韧性的概念与运用
近两年来,我国领导人多次用韧性来说明当前我国经济的特点。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4年9月10日,在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发表特别致辞时指出,中国经济有巨大潜力和内在韧性。[2]同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用好我国经济的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了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同时再次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有巨大的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经济体量大、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3]韧性正在成为概括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特征的概念。
韧性原本是物理学的概念,表示的是材料在塑性变形和断裂过程中吸收能量的能力,是物体柔软坚实、不易折断破裂的性质,物体的韧性越好,则发生脆性断裂的可能性越小。将韧性用来描述经济现象,就有了经济韧性的概念。套用过来,经济韧性是一个经济在其发展中虽遭遇挫折,但又表现出顽强持久、不易折断、奋力发展的状态和特征。有韧性的经济对外来的强烈冲击有更大的适应和应对力,更能经得住不利因素的冲击,并在承应压力时能寻找新的发展机会,实现新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的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发展。2008年以后,受内外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日益显现,增长速度持续放缓,而且隐含着不容忽视的危机。对此,有人认为中国经济会“硬着陆”。实际上,我国经济仍然呈中高速增长,结构在不断调整,新的发展动力在培育,稳中有进,这就是经济有韧性的表现。
对于中国经济何以具有巨大韧性,人们有不同的解释。有人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体制或经济政策的特征来解释。如张军认为,中国经济的韧性来自于政策和体制不断的适应性改变,政府和市场良性互动,能灵活地实现政策和体制的调整,决策者用持续不断的政策改革和一个有弹性的体制来应对不同发展阶段所产生的不同要求,能鼓励和支持更新的和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出现。[4]除了体制因素之外,有的用经济总量和迂回空间等因素来解释。李克强总理多年来强调释放“改革红利”,强调体制改革和创新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还指出,中国地域幅员辽阔且产业类型多样,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业不兴那业兴。中国经济的支撑并非独木一根,而是“四梁八柱”,具有很强的抗冲击能力和韧性。[5]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巨大体量和动能以及复杂结构支持着它的稳中有进的发展。上述研究多是从体制、政策和经济要素出发对中国经济韧性的深入分析,也有学者加入了谋生方式(生存压力)和创业动机来进行更细致、更微观的分析。如周其仁认为,中国的经济非常有韧性。首先是体制上有“保证”,较低的社会保障水平使大多数人无法完全依赖财政,唯有靠在市场里谋生。再者,30年的市场化改革在中国孕育了一批敢闯、敢尝试的相对富裕的中产阶级,这种“非谋生型创业”将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6]
笔者认为,除了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类型、就业动机之外,还应该从社会因素的角度分析问题。中国经济在遇到重大挫折时能继续前行,与我国社会结构的某种稳定特征有关,本文称之为“社会韧性”。任何经济现象都是社会现象,经济的持续发展或衰退、渡过难关或破产都与一定的社会结构有关。同样,经济韧性背后也应该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韧性在发挥作用,社会韧性支撑着经济韧性。不过,由于社会因素的复杂性,社会韧性及其作用可能也比较复杂。在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过程中,尤其需要利用好社会韧性。
社会韧性是本文借用韧性概念,特别是在分析经济韧性时使用的一个概念。上面谈到,韧性(Resilience)的概念来自于物理学,后来心理学等学科也使用了该概念。心理韧性是指一种压力下复原和成长的心理机制,指面对困难或者逆境时的有效适应和应对。它不仅意味着个体能在重大创伤或应激之后恢复最初状态,而且在压力的威胁下能够顽强持久、坚韧不拔,更强调个体在挫折后的成长和新生。[7]在心理学和社会工作学科,韧性还被称为“抗逆力”、“复原力”等。笔者借鉴上述做法,把“韧性”概念转用于社会学,认为“社会韧性”是社会结构中具有的,在遭遇破坏性力量时所显现的,维持社会整合,促进社会有效运行的特质。正如物理学上物质的韧性是在其遭遇拉断时表现出来,心理学上心理的韧性是人在遭遇挫折后表现出来那样,社会韧性也是在社会结构遭遇冲击和破坏时显现出来。在这种意义上,社会韧性更像是社会结构中具有的抗逆力。
在社会学中,社会韧性与社会连带(社会团结)、社会整合、社会凝聚、社会调适等概念相联系,它指的是社会的结构性、各部分之间的连接性,是社会结构在遭遇冲击和破坏时不至于解组和崩溃,而是继续维系结构和发展的力量与特性。这里使用的“社会的结构性”的说法,意指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应该处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这种结构具有功能主义的性质,可以容纳它的成员或参与者并在其中得到一定的支持。在这种意义上,社会韧性具有社会连带(社会团结)的性质,它是各部分之间所具有的连接力或连接性。如果从具体的社会实体与其破坏性因素关系的角度看,社会韧性又可看成是前者所具有的调适能力或特性。即当一个社会体遭遇破坏性冲击时,该社会体会有一种调整其与压力环境关系的机制,以保存自己。社会韧性还指的是社会结构的连接性、抗冲击性等特征。它有程度之分,即有的社会体有较强的韧性,有的社会韧性则较弱。我们说一个社会有韧性时,往往指的是这个社会体有较强的韧性。与社会韧性的连接性、抗冲击性相对应的则是社会脆弱性。社会韧性小、连接性弱、抗冲击性弱,就是指社会的脆弱性。
社会韧性何来?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甚至它与“社会为什么是可能的”这种元问题是同样难以回答的问题。社会学中的各个流派对“社会为什么是可能的”有不同的解释,结构功能理论、冲突理论、社会交换论等理论流派对社会成员之间连接性的理解和解释也有不同。从现实着眼,笔者认为从生活共同体的角度进行分析更具解释力。由于人们要在一定的社会中生活(不管他们之间是何种共生关系——共同利益或不同利益的相依性),就会发展出一定的、基于某种社会关系的连接性,在一定的阈限中这种连接性就是社会韧性。具体来说,这种社会韧性来自于人们的社会性,来自于人们生活的共生性或人们之间的相依性,来自于人们对基本生活逻辑的认识——广而言之,这是一种生活文化。由于本文不是专门研究社会韧性问题,而主要是探讨社会韧性与经济韧性的关系,所以关于社会韧性本身的讨论不作展开。
任何经济变动都离不开社会因素的影响,也离不开作为经济环境的社会氛围。当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遇到困难时,社会结构因素会发挥一定的作用,作为社会连带、抗冲击性的社会韧性会发挥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社会韧性对经济韧性的支撑作用突出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对于经济持续发展的信心。我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已形成重大的发展惯性。尽管近几年来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是在世界范围内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是比较高的,这给人们带来了信心。转型中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信心经济,政府的政策和企业、民众对政府政策的理解与支持,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韧性。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从经济发展中获得好处的“获得感”支持着经济发展。多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使人们生活不断改善,人们有了一定的“家底”,走向中高速增长的经济下行并未抹消人们的正面感受。同时,经济的中高速发展继续给人们带来好处,不断出台的经济社会政策使人们仍产生获得感。
第三,大多数劳动者在市场中打拼谋生。正像学者们所指出的,大多数劳动者对市场谋生的依赖性是我国经济韧性的重要因素。人们走出贫困、谋求更好生活的强烈愿望,支持着人们的高劳动参与率;广大劳动者因为还没有得到来自国家(政府财政)的高社会保障,所以格外要自我打拼。这种坚韧精神是支持经济韧性的重要方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城乡差别乃至城乡二元结构(它是不合理的)也会激励农民工的谋生和发展希望,并对经济韧性有贡献。
第四,社会关系(而不是纯粹的利益关系)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国社会是以关系为基底的社会,在一些中小企业中,社会关系的作用也常常显现其中。较好的经济上的共事共享会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除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参与者们都会维持过得去的利益关系,并支持经济渡过难关。当然,这绝不是说我国任何企业中的劳动关系都是融洽的。
第五,维稳机制的作用。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坚持的基本原则。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支持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虽然维稳有依靠强力压制解决矛盾的因素,也产生了一些后遗症,但是在许多条件下通过整治经济领域的不法行为,缓解了劳动关系中的矛盾,也支撑了经济的稳定发展。
以上我们简略分析了一些非纯经济因素(可称为一般的社会因素)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这些因素包括企业家、民众对政府政策的理解和支持。总体上社会的非冲突结构、各群体之间的相对依存关系、劳动者的生存理性和企业家的成功追求,以及中央大力推动反腐败带来的民心效应,都支撑着经济的稳定发展。这些非纯经济因素形成了这样或那样的共同体意识或相互连带关系(社会团结),成为社会韧性,并作为一种基础性结构对经济发展产生着支持作用。
经济发展离不开社会因素的支持,社会韧性支持着经济韧性。没有社会韧性很难有经济韧性或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但是需要说明的是,社会韧性并不能代替经济韧性,比如纯经济要素、技术创新、市场要素方面的脆弱性可能会削弱一个经济的韧性,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韧性也可能于事无补。在经济发展机会与风险并存的情况下,社会韧性的作用可能会得到较好发挥,没有社会韧性,经济在下行中就可能出现“硬着陆”。而我国的社会韧性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经济中高速持续发展,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社会韧性发挥支撑作用的程度是社会韧性的强度,也是社会韧性发挥作用的阈限。所谓阈限就是社会韧性断裂的边界。我国经济发展背后有较好的社会韧性作支撑,那么,这种社会韧性有否可能会发生断裂呢?我们看到,上述的社会韧性中包含了基本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这些因素都是“慢变量”。也就是说,它们不会轻易地发生性质上的转变,由韧性变为脆弱性。但是,不会轻易发生性质上的转变并不表明不会发生变化,因为“慢变量”也是变量。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韧性”变为“社会脆弱性”可能受到如下几个方面的刺激:一是长期的经济下行,人们的生活得不到明显改善甚至出现生存风险,人们对经济社会政策接受性低,对经济发展缺乏信心。二是社会结构中冲突增强、矛盾积累。比如积极的人口就业出现较严重问题、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等,都会弱化不同群体之间的团结力和维系力。三是突发事件的摧折。如果出现了广泛的、影响人们基本生活的重大事件,撕裂了人们之间的关系连带或共同体意识,社会群体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利益对立,社会韧性则会转化为社会脆弱性,也就不可能再支持经济的稳定发展。就现实来讲,社会脆弱性是一种社会风险,而社会转型中不能说完全没有社会风险,因此要从多方面予以规避和化解。
在上述分析中,我们把社会韧性看成是支持经济稳定发展、帮助其渡过转型困境的力量,它是一种社会定力。社会韧性的构成是相当复杂的,它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等多种原因促成。虽然现在我们对社会韧性的产生机制、内在结构和变动机制的认识还不那么深刻,但相对清楚的是,社会韧性来自于人们对某种合理关系的共同认可,是社会成员对某种利益及责任关系的认同和共享。在这种共识下,人们共克艰难,谋求共同期待的更好的生活状态。社会韧性是在抗击共同风险、走出困境的情况下显示出来的,是一种抗逆力,支撑人们走出困境。显然,增强以社会连带(社会团结)、社会整合、共同体意识为基础的社会韧性,对促进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的顺利转型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尤其需要建构和增强社会韧性。
当然,有人可能会问,社会韧性有负功能吗?这是一个应该提出的问题,也是应该予以研究的问题。就像任何事物都可能有两面性一样,社会韧性在某种条件下也可能有负功能。由于本文是就经济韧性来讨论社会韧性,所持的是经济与社会互相嵌入的观点,所以更多地讨论了作为积极因素的社会韧性。
像任何社会因素一样,社会韧性也是一个变量,它会随着经济社会过程的变化,人们之间利益关系、共同活动状况的变化,而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社会韧性是可以建构的。在我国经济下行、经济结构调整并影响到社会结构变化的情况下,增强和建构社会韧性是必要的。增强社会韧性的努力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促进社会韧性。经济发展与社会韧性是相互建构的,健康的经济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可以共享的发展成果,为人们展示了进一步发展的前景,也会增强人们共同奋斗的信心。反过来,人们在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基础上的团结,也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由此看来,在人们都希望通过共同努力获得发展成果(社会连带性)的情况下,就要大力促进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促进共享经济的发展。这里有如下几个关键点:一是经济的较快发展。较快的发展一方面能给参与者带来好处,另一方面可以增强人们共同奋斗、克服困难的信心。因此,中高速经济增长是需要的。二是比较普遍的就业或参与性。比较普遍的就业或经济参与是社会韧性得以维持的基础,就业有利于人们参与共建共享,而严重的失业会撕裂社会连带。三是合理的财富分配。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必须增强同舟共济的精神,共克时艰,关注基本劳动群体的利益,这样才会有利于社会团结,增强抵御断裂的力量。
第二,加强社会投资促进社会韧性。社会投资是投资于更能带来经济效益的社会项目,投资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发展。[8]在经济转型升级、经济下行的过程中,寻找新的生长点、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常常是政府经济政策的基本选择,这是正确的。但是在此过程中不能忘记经济转型升级、结构调整有可能发生对弱就业能力群体的排挤,而这种排挤会明显地弱化社会团结和社会韧性。因此,在经济转型升级、转变结构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不能伤害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连带性或利益共享性。在投资方面,扩大社会投资,投资于具有较好经济收益的社会项目,投资于社会资本建设,增强弱就业能力群体的发展能力和对新结构的适应能力,促进人们之间的社会连带和社会团结,是增强经济韧性和社会韧性的不可忽略的选择。
第三,通过积极的社会政策促进社会韧性。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不是相互孤立的,在经济社会转型期更是如此。在我国,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是促进经济发展、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所以使用好政策工具,对较顺利地通过经济社会转型、走向更高水平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对于增进民众信任和社会韧性也十分重要。经济转型升级可能会对一些困难群体、底层群体造成伤害,所以应该实施积极的社会政策,加强对这些群体的扶持,使他们免于生存危险。而既包括经济上的保障、又促进他们能力的发展、也充满社会关怀的社会政策,对促进社会团结是十分重要的。[9]国际经验多次表明,积极的社会政策在社会剧烈变动中发挥着重要的稳定功能。我国在新常态下应该更好地利用好社会政策工具,完善富含社会资本的社会保障制度。[10]
第四,加强社会心理建设促进社会韧性。现代社会的高流动性和高风险性,使社会舆论、社会心理问题变得更加敏感。现代经济是信心经济。良好的、成熟的、理性的社会心理有利于人们正确地看待经济社会困境,也能够引领人们更快地走出困境。人们拥有的共同意识是强大的社会心理,它由人们共同的生活境遇、社会经济地位、价值认同等因素共同塑造。在经济社会快速转型中、在开放社会中,人们的心理和价值认同容易分化,甚至有可能会出现失范状态。要避免社会失范及其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就要注重社会心理建设。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对负面心理有遮蔽作用,经济下行背景下的社会心理更值得关注。要以经济社会发展的事实为依据,以有说服力的证据为基础,来建构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景;最大限度地促进良好的、理性的社会心理的形成,真正增加人们的获得感,增强人们对挫折的承受力,进而增强人们战胜困难、走向更高水平发展的信心。
概而言之,笔者从经济韧性出发讨论了社会韧性问题,指出社会韧性作为一种社会连接性、社会结构性的特质,对经济的结构性变动具有重要支持意义。社会韧性在经济发生重大转变特别是遭受挫折时具有稳定的功能。在我国迈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过程中,社会韧性对经济韧性发挥着积极的支撑作用。我国进入新常态刚刚开始,遇到的新挑战可能会增加,因此需要增强社会韧性。共享的中高速经济发展是社会韧性得以增强的重要条件,政府科学有效的经济社会政策是增强社会韧性的关键,同时要强化共同体意识、加强社会心理建设。“社会韧性”的概念,是一个尚未被研究的领域。对社会韧性的研究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具有理论意义,尤其对剧烈社会变动中、社会承受巨大冲击下的社会秩序具有一定解释力。当然,这里既有较广阔的研究空间,更需要艰苦的开拓。
原文参考文献:
[1]卡尔·波兰尼著,冯钢、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5.
[2]李克强.在2014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中国新闻网,2014.9.10.
[3]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人民日报,2015.3.29.
[4]张军.如何保持中国经济的韧性?.金融市场研究,2014(12).
[5]李克强.在2015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新华网,2015.9.10.
[6]周其仁.中国经济“靠得住”的四大支点.中国对外贸易,2015(2).
[7]李海磊、张文新.心理韧性研究综述.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
[8]梅志里.发展性社会政策:理论和实践.顾昕.中国社会政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6-19.
[9]王思斌.构建积极的社会政策托底体系.探索与争鸣,20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