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伙伴关系是中国外交的一大特色，旨在走出一条结伴而不结盟的新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伙伴关系外交持续推进，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全面拓展期和纵深发展期”。习主席在2014年11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中首次提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概念。之后，外交部部长王毅表示，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基本成型。根据笔者的统计，截止2015年底，中国共与78个国家和5个地区组织建立了伙伴关系。这样一个初具规模的伙伴关系网络，无疑会对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产生深远影响。
长期以来，一些中外学者对中国伙伴关系的构建存有质疑，即伙伴关系似乎不具备实质的内容或可信的承诺，像是空洞的概念或表达双方友好意愿的标签，对于国家安全的维护和促进更是作用有限。笔者试图超越对伙伴关系外交的固有观念与传统评判，以中国政治安全诉求为中心，探讨新兴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在该领域已产生和可预期的效应。
一、安全视野下的伙伴关系外交：不被看好的政策工具？
伙伴关系是“国家间基于共同利益，通过共同行动，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建立的一种独立自主的国际合作关系”。笔者认可这样的观点，即伙伴关系其实是一种国家间较普通、常态化的关系，是“对过去联盟关系的一定程度上的否定”。冷战后，世界各国的结盟行为相对减少，伙伴关系外交蓬勃发展，但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策界，似乎都不看好伙伴关系外交在维护国家安全上的角色和效应。
同盟是传统意义上国家维护自身安全、遏制外在威胁的政策手段。学术界关于同盟的定义较为丰富，但基本都将国家间的安全合作视为同盟的核心内容。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Wolfers）认为，“同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权国家为了国家安全而缔结的相互进行军事援助的协定”。《国际军事与防务百科全书》定义同盟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通过集合它们的国力以增强安全而建立的一种长期的政治与军事关系”。当学者们在理论层面审视伙伴关系外交的安全效应时，同盟往往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物，由此产生多种不同的学术观点（表1点击放大）
从理论分析来看，同盟和伙伴关系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各有利弊。选择何者并无定律，应取决于国家对自身利益的研判和对国际情势的把握。不少学者认为，尽管伙伴关系外交秉持国际政治的理想价值和平等理念，但由于缺乏实质的约束力和可靠的机制安排，在安全领域往往效果不彰。阎学通、庞中英、孙德刚等学者都认为，中国的伙伴关系应该朝着准同盟或近似同盟的方向发展，这样才可能化解国家间严重分歧、产生安全效力。
国际政治现实也在呼应理论探讨的观点。中国伙伴关系外交在安全领域似乎既无心建树、也无力施展，具体表现为：一是中国与多数国家建构伙伴关系时并不提及具体的安全合作，更多时候只是在联合声明或宣言中表达对某些安全议题的共同看法；即使涉及，也大多是增加军事交流、增强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鲜有具体的军事合作制度安排。
二是伙伴关系外交既未能培育中国与某些伙伴国的战略互信，也不能打消国家间存在的战略猜忌或阻止一些伙伴国从事对中国不利的事情。譬如中国与澳大利亚的战略伙伴关系既未打消中国对澳大利亚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所扮演角色的担忧也未能减弱澳大利亚对中国和平发展决心的猜疑。又如，中日20世纪90年代建立起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未能阻止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屡屡生事，该关系定位甚至已不被当前的中日双方所提及。
三是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有时会拔高中国及其伙伴国对彼此行为的预期，反而导致更多的失望或误解。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曾使中国期待欧盟尽早解除对华军售禁令，但解禁过程的戛然而止却让不少国人失望或抱怨某些欧洲伙伴国的“口惠而实不至”。又如，中国政府未与韩国政府在应对“天安舰事件”上表达一致态度，引发韩国政府和民间的强烈不满，质疑中韩之间是否存在真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无论理论探讨还是现实总结，伙伴关系外交在塑造国家安全上的不足都真实存在且相对突出。但首先需要反思，是否存在对伙伴关系外交期望过高的思维定式？现实中并不存在能够迅速化解国家间矛盾的灵丹妙药；无论何种国家间关系定位，其理想与现实总存在一定落差或错位。对伙伴关系外交的安全效应，学术思考应摆脱既定的理论演绎或零和思维的想象情境，真正立足于中国当前的安全诉求，及时跟进最新的实践经验。
二、政治安全及其面临的威胁
选择政治安全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因为它始终构成中国国家安全的核心诉求，是分析伙伴关系网络安全效应的必然立足点。
政治安全是指一国主权、领土、政治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安全。依据中国的政治状况，其内容“不仅包括领土完整、主权独立，而且包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不被动摇，其中最关键的是确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绝对巩固”。2011年版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指出：“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上述要素中的大多数都属于政治安全的范畴，是中国政府一再宣称“绝不退让、妥协”的原则性议题。2014年4月15日，习主席主持召开国安委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概念，核心内容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总体安全观作为新时期指导中国安全事务的新思想、新方针，仍将政治安全这个传统概念列为国家安全的根本关切。目前，中国政治安全处于基本稳定但不够完整、不够充分的状态，面临着多元复杂、内外交织的安全威胁和挑战。主权、领土安全意味着两者应当是完整、统一且不面临侵占威胁或纠纷的隐患，可是“环视国际，没有任何一个世界大国如中国这样存在如此重大的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统一和安全问题。”国内的首要威胁仍来源于“三股势力”和“独”势力。
国际层面，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构成围堵威胁，东海、南海领土争端进入矛盾频发期，亚太安全局势充满更多不确定性。此外，内外威胁交织也是维护中国主权、领土安全的一大挑战：美国持续插手台海事务，明里暗里支持“独”势力，日本、土耳其、印度等国在不同程度上卷入其中。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威胁来源往往是一致的。国内极少数人宣扬“封闭僵化的老路”或“改旗易帜的邪路”，但尚未形成足以影响政治稳定的气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施的战略压制是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最大外部威胁，他们始终没放弃对中国的西化、分化图谋，并着重在思想文化领域长期渗透。
综上所述，要应对各类威胁、维护和促进中国政治安全，绝不能只是“独善其身”（即加强国家自身的安全能力建设），也需要中国外交积极主动营造一个和平、稳定、有利的国际环境。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进一步发掘中国基本成型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在促进政治安全方面的影响和潜力。
外交始于1993年与巴西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将大国和周边国家作为伙伴关系外交的重点对象。截至2000年，中国先后与巴西、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法国、美国、加拿大、东盟、欧盟、英国、日本和韩国12个国家或区域组织建立伙伴关系。进入21世纪后，中国伙伴关系外交进入快车道，中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为伙伴关系外交新的重点，“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迎来发展的井喷期”。十八大以来，伙伴关系外交持续快速深入发展。根据外交部网站统计，2013年至2015年三年间，中国与13个国家建立或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15个国家建立或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与8个国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当前，中国的伙伴关系国遍及世界各地，一个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已然成型。准确地说，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既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局性目标，也是中国尝试突破大国崛起困境、广交世界朋友的新常态实践。
从理论上讲，关系网络是指“建立在一系列特定关系所组成的链条或体系基础之上、具有结构特征的既定实体”，它广泛存在于政治经济生活之中，在国际政治领域更被视为后冷战时代全球合作的一种普遍形态。譬如，在全球治理过程中，从气候治理到反恐协作，从极地保护到公共卫生，都存在着大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参与的跨国关系网络。
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在形态上可以从双边和多边两个层面来考察。在双边层面，它是多个双边关系的集合，是实践发展的必然产物，即当中国的伙伴关系在数量上达到一定规模时，在国际社会之中自然就形成了一个关注中国发展、重视对华外交、在结构特征上无等级差异但有类别之分的国家间网络。无等级差异是指在这个关系网络中不存在国家地位的高低之别，中国与伙伴国建立的伙伴关系始终是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双方不存在谁领导谁、谁控制谁的问题”。类别之分指的是不同的伙伴关系存在着目标设定、合作广度与深度、发展预期等方面的区别，尽管中国从未明确划分标准，但按照实质内涵和命名上的明显差异，可以很容易划分出以下三类（表2点击放大）：
第一类是“全面战略伙伴”，“全面”强调两国间合作领域的广泛，“战略”确认双边关系在各自外交事务中的显著优先性和在世界或区域格局的塑造中具有的战略分量。此外，个别国家（俄、德、巴基斯坦）获得了专属的关系定位，彰显伙伴关系的与众不同。第二类是“战略伙伴”，该定位表明伙伴双方愿意从战略高度来确保双边关系的稳定性，在国际多边舞台加强联系与协调，并着力在一些重点领域和议题上加强合作、取得成效。第三类是合作伙伴或友好伙伴。定位在这一类关系可能基于客观事实，即双边关系的现状和潜力对世界或区域的影响有限；也可能承认双边关系中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或障碍，但无论上述哪种情况，双方都愿意本着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精神增进了解、深化合作。
各个伙伴国是点，各类伙伴关系是线；线不仅因点的增加而不断丰满，也会在区域外交和多边外交的框架中交叉重叠。在多边层面，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还会呈现另一形态，即中国与各伙伴国以双边关系为基础、以多边机制为主要舞台，在多区域、多领域、多渠道上建立更具包容性、更具影响力、更具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对话与合作网络。目前，伙伴关系网络存在两种多边合作模式：一是由多个伙伴国集结而成的合作机制，二是在现有多边机制内基于共识和利益需求与伙伴国组建的合作阵线。两者的核心区别在于机制化程度的高低，前者的代表是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具有成形的协调机构和固定的会面安排；后者在形态上具有很强的灵活性、机动性，以达成一定具体目标为宗旨，往往不追求约束性规则，但也不排除发展为合作机制的可能。无论是上述哪一种形态，其最大的优势是，中国与各国在双边层面达成的各项共识能够在多边关系的框架内产生更大的影响覆盖和集团效应，更加有效地推动共同利益的实现和命运共同体的塑造。
四、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政治安全效应
笔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维护与促进政治安全方面，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业已产生一系列显著的积极效应，具体包括：一个尊重中国政治安全诉求的国际共识网络正在形成；中俄立足于伙伴关系基础上的网状外交；发展伙伴与安全伙伴齐头并进；向美国传递出明确的信息。
第一，中国伙伴关系外交正推动一个国际共识网络的形成，其核心功能是使中国政治安全的基本立场和诉求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理解与支持。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共识网络的构成情况，需要对中国伙伴关系网络作进一步分类研究。在建立、升级或深化伙伴关系时，中外双方常常会发布联合声明或宣言，此类文件往往涉及双方在彼此政治安全领域上的共识或看法。通过对这些文件的分析，能够看出各伙伴国对中国政治安全的不同态度。伙伴国对中国政治安全的态度，是审视中国伙伴关系亲疏远近的一个指标。笔者根据双方联合声明或宣言关于政治安全的内容表述，将伙伴关系国家对待中国政治安全的态度分为三类（表3）：
“尊重态度”是指伙伴国在声明或宣言中会表达其在主权、领土安全方面的立场，一般只简单重申“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一个中国”等原则，但不表述其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的态度；西方发达国家基本都属于这一类别。“支持态度”是指双方在声明或宣言中明确表达了对彼此政治安全各要素的支持最常见的措辞是“双方承诺在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稳定发展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或“尊重和支持彼此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内外政策”。这类态度的表述不仅包括主权、领土，也涵盖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要素，并清晰传递积极的“相互支持”立场。
“坚定支持”类伙伴国集中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它们与中国在联合声明中都采用了“两坚定”的措辞。“两坚定”的典型表述是“双方将继续相互坚定支持对方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对方为维护主权、保障安全和保持领土完整所作的努力”。此外，有些国家还有“四不”的措辞，典型表述是“双方重申，不参与任何针对对方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敌对同盟或集团，不采取任何此类行动，包括不同第三国缔结此类条约，不允许在本国领土上成立损害另一方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组织和团体，并禁止其开展活动”。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在“四不”的基础上还增加了“一方不得允许第三国利用其领土损害另一方的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内容。上述表述都是在坚定支持对方立场的基础上，详细规定了在维护伙伴国政治安全方面的具体义务。
按照上述态度分类，可对中国各伙伴国加以重新梳理（表4），并可得出以下初步结论：首先，“一个中国”原则共识网络最为稳固，它已经内化为中国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根本基础，覆盖所有伙伴关系国。几乎所有国家在建立、提升或深化伙伴关系的公报、宣言中都重申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少国家还特别声明台疆藏事务均属中国内政。换句话说，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首先且一定是认同“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网络。这明显有利于减少事关国家主权、领土问题的国际争议，压缩“独”势力及其他势力在国际上的活动空间和话语空间，为中国和平统一事业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现在，台湾问题很少成为中国与他国在发展双边关系的一个障碍，这本身就显示了中国坚持不懈构建伙伴关系的成效。
其次，所有“坚定支持”类伙伴国和“支持态度”类伙伴国在外交文件中都明确或间接地表示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支持，构成了“不干涉内政”的共识网络。这一共识网络坚持“不干涉内政和他国发展道路”的国际政治基本准则，很大程度消减了各种外部势力对中国内政的威胁并体现在具体的外交行动中。譬如不少伙伴国主动在国际多边场合抵制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攻击和干涉。与此同时，尽管大多数西方阵营的伙伴国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安全诉求较少给予直接回应，但近年来也在不断调整自身立场，表达加强沟通与增加理解的意愿。比如，德国表示“双方愿加深对彼此发展道路的理解，增进政治互信。”
最后，所有“坚定支持”类伙伴国与中国构成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安全理念网络。志同是指目标趋同，彼此都有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迫切需求和国家内政不受干涉的共同愿望；道合是指手段类似，彼此都愿意采用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和中国提倡的“新安全观”原则，按照彼此承诺的“两坚定”和“四不”，为本国争取和平环境，也为别国消除安全隐患。不仅自己在国际交往中不做损害对方政治安全的事，还要积极管控地区和社会层面可能出现的威胁因素，使彼此都成为对方的“安心地带”。当前这一网络主要由中国北方和西北的邻国构成，并已通过上海合作组织等安全机制充分发挥起作用，有望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安全领域的互动提供可借鉴的模式和经验。
第二，伙伴关系网络建设牢固地夯实了中俄网状伙伴外交基础，既为中俄战略协作带来更多契机，也为促进中俄政治安全提供更坚实的保障。俄罗斯可谓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中的战略支点国家，中俄战略协作关系“以其合作的全方位性、战略性、非排他性以及信任程度较高、对国际问题认知较接近、对话层次高、协调机制较完善等特点而有别于中国与其他大国所建立的伙伴关系”。2014年5月20日，习主席与普京总统在上海举行会晤，发布了《中俄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新阶段的联合声明》。在声明中，中俄用大篇幅的文字阐述了彼此在政治安全领域上的共同立场和合作倡议。其中一条就是“双方支持开展网状伙伴外交的各种努力”。所谓“网状伙伴外交”是“旨在在国际事务中建立伙伴合作的灵活机制”，即上文所论述的伙伴关系网络中的“合作机制”和“合作阵线”（表5）。
这意味着中俄在多边层面的战略协作将更为活跃，并以开放态度欢迎其他伙伴国加入，推动中俄双边合作发展成为多边、网状且具有示范和扩散效应的合作，同时也将巩固中俄在区域和领域合作上的战略引领地位。中俄各自的伙伴关系网络都将构成开展这一网状伙伴外交的基础。
中俄在政治安全上的立场有很多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不同，其中最重要的是“反对他国干涉别国内政”。譬如，在《中俄第十一轮战略安全磋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及联合国成立70周年的联合声明》中，中俄明确表态：“联合国成员国应相互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不得干涉别国内政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国和俄罗斯反对外部势力在别国进行政权更迭，反对依据个别国家国内法律标准实施单边制裁。”尽管不同的伙伴国在不同议题上可能与中俄持不同立场，但伙伴关系网络可为各方提供更多沟通和交流机会，提升各国合作而非对抗的概率。中俄战略协作能够迅速获得更多的响应，使更多伙伴国认同中俄立场，在政治安全领域共同组建更强大的合作阵线，如中、俄及持相近立场的伙伴国在联合国关于叙利亚内战、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有效抵制了一些国家的干涉行为。另外，中俄在彼此周边地区开展的小三角会晤机制也是值得关注的网状外交形式。
例如，中俄印三方对话机制和2014年11月首次举行的中俄蒙三国元首会晤都把维护地区安全局势作为合作的重点。显然，这种小范围的机制能够实现更高层次的战略契合，形成稳固的中俄印、中俄蒙战略掎角之势，减轻彼此的战略压力，巩固不同区域的稳定态势。第三，伙伴关系网络有利于推动跨地区和战略性的发展项目，推动发展伙伴与安全伙伴关系的齐头并进。中国在安全问题上的一贯思路是安全与发展并进，“只有更多国家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才能创造共同安全的国际环境”。当前最引人关注的就是“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大量的伙伴关系国，中国目前已在双边层面积极推广这一倡议，让更多的亚洲伙伴国成为“互联互通伙伴”，并力求多边层面凝聚共识，推动更多实质性的合作。
一个稳定紧密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无疑是这一战略成功的基础，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又势必产生积极的政治安全效应：“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重点是中国西部边疆地区和周边邻国，有利于带动这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振兴，“为当地居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从根本上消除三股势力兴风作浪的社会土壤”；“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进一步增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联系和社会往来，为南海问题的解决创造一个更加友好的对话氛围；通过“欢迎各国搭便车”，让中国的发展更多地惠及周边和沿线国家，减少这些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安，推动中国与合作国家的关系从“利益共同体”向“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升级；“一带一路”倡议本身也是对中国政治安全立场的推广，即“塑造更加开放的亚洲经济格局，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照顾各方舒适度，不强人所难，不干涉他国内政。”最后，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也向美国传递出一系列清晰的信息，促使美国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待中国的战略意图，认清中国的“底线”与核心利益。
中美关系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双边关系而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双边关系，两国都密切地关注着对方在世界各区域的行动，并始终抱有较深的战略疑虑和警惕。中国建构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与倡导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原则上是一致的，在理念上是相通的：其一，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争霸、不称霸，无意愿组建针对美国的同盟，不会走美苏集团对峙竞争的老路；其二，中国始终按照“平等、和平、包容”的原则来发展伙伴关系，对于美国的盟友，中国并不试图削弱其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始终基于双方的共同利益展开务实合作；对于被美国敌视的国家，中国在发展伙伴关系时也避免介入其与美国的分歧或矛盾，始终秉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其三，中国在建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和新型大国关系时，不断向世界和美国表述自身在政治安全上的底线。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可以成为美国处理对华关系时的表率或参照，让美国认识到别国对中国立场的认同与尊重，也让其知道中国在捍卫主权原则和国家核心利益上的决心与定力。
结束语
全球伙伴关系网络被视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最佳的外交选择，已构成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一个重要外交环节，其可观的规模、灵活的体系及有效的塑造能力都将推进国家安全战略从“被动应对”向“积极塑造”转型。当然，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基本成型”未几，其在安全领域的效应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基于业已展现的成效，笔者尝试提出该网络的安全效应扩展模型（图1），即伙伴关系网络的持续发展可能衍生出的三个国际政治安全功能网络。全球伙伴关系网络能否更有效地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一体系的顶层设计和机制建构，依赖于各伙伴国对该体系的积极认同和持续参与。
基于上述三个衍生网络，笔者认为中国伙伴关系网络建设的下一阶段努力方向应当是：首先，在理念方面，将“中国梦”和“世界梦”对接，让伙伴国充分认识“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之间的积极联系，持续扩大中国与伙伴国在安全事务上的共识，把塑造战略互信作为构建理念网络的关键任务。其次，一个成熟的伙伴关系网络必然是一个满足多方需求、具有高效品质的机制网络，中国伙伴关系网络中的机制建设应将质量而非数量放在首位，将深化和利用好已有数量众多的合作机制放在首要位置，优先解决伙伴国共同关切的重大安全议题，积累符合中国原则和地区特点的多边安全合作经验。最后，应重点发展与部分关键国家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战略关系，将那些具有重大地缘政治价值的国家当作伙伴关系网络的战略支点，在运筹大国关系、处理棘手议题、维护中国海外利益等诸多方面借助其杠杆和平衡角色作用。
注释：略
注：感谢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斯文·比斯科普（Sven Biscop）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星宇副教授及《国际展望》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