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系统科学的分析
“一个伟大的国家，必定有伟大的学校；同样，没有伟大的学校，也就成不了伟大的国家。”[1]或许正是由于对此观点的深切认同，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信念、决心以及力度才世所罕见。然而客观地说，目前我国距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目标，依然还有不小距离。这不禁引人反思，为什么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热情如此高涨，信念如此坚定，力度如此空前，实践却不尽如人意？是不是由于太急于实现目的，而忘了思考目的本身？观念决定行动。当观念尚不清晰的时候，实践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因而，在新一轮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背景下，有必要廓清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怎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等基本问题。
一、大学排行热引发的思考
自1983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发布世界上第一个大学排行榜以来，各种大学排行榜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学排名问题也逐渐成为各界热议的话题。
大学排行榜作为解决高等教育领域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一个途径，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而壮大。如今，大学排行榜名目之繁多，用五花八门来形容也不为过。当前，大学排行榜似乎已成为人们衡量大学水平与质量的一个重要参考标准，甚至成为一些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指挥棒”。然而，这样的大学排行榜遭到了很多研究者的质疑，既然排名就必须要量化，既然量化就必须找定量化的指标，把一些很难量化的东西勉强指标化，能真正反映事物的实质么？[2]可以说，大学排行榜自诞生以来就饱受争议，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也不在少数，直到今天各界关于大学排行榜的看法也莫衷一是。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似乎没有什么像大学排行榜一样，自产生以来就受到如此之多且持续不断的质疑，但依然不断发展壮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吊诡之事？
通过对各种大学排行榜的排名依据和规则进行分析之后发现，无论哪个排行榜，都是先构建一个指标体系，赋予各指标一定比例的权重，然后拿这个指标体系去衡量所有参与排名的大学，最后算出一个总分，并以分数为依据进行排名。在基本理念上各种大学排行榜都是基于这种分析重构的逻辑，只是在具体的指标选择和权重设计方面有所不同。排名之后并没有结束，而是将排名划分几个区间。比如，排名在世界前100的是世界一流大学，在101-200之间的是世界著名大学，在201-500之间的是世界知名大学。如此一来，世界一流大学、世界著名大学以及世界知名大学等，就在这样的逻辑下产生了。
这样的逻辑与思路，表面看起来既简单易行，又看似客观科学，并且还显得公平公正。所以，虽然各界对大学排行榜质疑不断，其地位却依然稳如泰山。可是，这样产生的世界一流大学，是我们需要的世界一流大学吗？如果是，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本质是什么？如果不是，我们需要的世界一流大学是什么样的？我们需要的世界一流大学，怎样才能产生？笔者认为，在新一轮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背景下，有必要对这些基本问题进行反思与分析。
二、构成论与生成论释义
从科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人类在探讨宇宙的本原和秩序问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构成论和生成论两种不同的思维范式。
构成论的基本思想是，宇宙及其间万物的运动、变化、发展都是宇宙中基本构成要素的分离与结合。[3]2科学发展史上的元素论和原子论都是构成论，它们都承认宇宙是由一些最基本的物质构成，并且都坚持还原论，使用分析方法。亦即，如果某种事物过分复杂，难以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就把它分为若干份可以分析的可操控单元，通过对这些可操控单元的细节进行认识而把握事物整体。这是分析重构法，属于构成论的思维方式。[4]构成论的思维方式有三个基本假设：第一，所有事物都可以分解还原为其组成要素，要素可以由其他东西替换；第二，将所有要素加到一起，便得到原物的整体；第三，如果解决了各个要素的问题，就相当于解决了整体的问题。[5]构成论的思维方式带来了以牛顿和笛卡尔为主要代表的近代科学的辉煌，对人类生活产生了普遍而深远的影响。然而，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构成论思维方式的局限日益显露。社会、经济、科学等的发展充分表明，世界是一个有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整体。[3]127人们想从部分中了解整体，但整体已不复存在了。[3]104因此，有研究者指出，从整体上来看构成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缺陷：第一，非历史性，否认事物发展的历史积累性；第二，重视构成材料，而忽视或轻视生成方式；第三，非历史性导致的机械决定论。[6]随着人们对构成论思维方式固有缺陷认识的不断深化，生成论思维方式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
从根源上来说，如今世界各地，无论西方或东方，社会组织已被分割得四分五裂，[4]就是源于构成论思维方式的影响。在对构成论思维方式批判与反思的基础上，生成论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事物的变化是不确定的，它们自己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事物在不断地转化、生成和消亡，生成过程不是物质结构组成要素的分解或重新组合，而是突现，是自组织，是新事物的生成。”[4]这种观点称为生成论。生成论最本质的特征是动态性和整体性，这两个基本特征由潜在性、显现性、全域相关性、随机性以及自我统一性体现出来，由此而构成生成论的基本框架。潜在性是生成之源，显现性是生成之途，显现过程就是“生”的过程。而全域相关性、随机性与自我统一性都集中体现于这个“生”的过程中。“生”的过程不是将现存的要素组合转变而成就，而是整合了有关的全部潜能才得以实现的。生成论强调：第一，宇宙及宇宙间的一切都是一个生成过程；第二，这个生成过程是整合的，即从潜存到显现过程中将相关因素都整合在其中，从而生成具有个体性的新事物；第三，潜在性即是“道实在”，它是“有”与“无”的统一体，具有双重结构。[3]186-187生成论认为，任何系统都不是从来就有的，更不是某个外在力量给定的，而是有起源的，是从无到有地生成的。[7]
世界观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在宇宙生成的大视野中，生成演化才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最普遍的现象。[8]生成论的动态的、整体的、统一的基本思想，比构成论的静态的、分析的、还原的、割裂的基本思想，更能反映事物产生、运行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因而，有研究者旗帜鲜明地指出，从最基础理论上，构成论已被或将被生成论取代了。[9]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就该彻底抛弃构成论呢？生成论的倡导者认为，毫无疑问，还原论作为一种研究策略，它在科学研究中曾极富成效。因为，为了理解整体，理解部分是必要的；所以在可能的条件下，将整体分成组成它的诸部分，加以深察细探，也是必要的。但是，还原方法在这里是不充分的。[3]21亦即构成论依然具有存在的价值，生成论方法的诞生意味着，构成论方法所揭示的只是世界的表面现象，是事物历史性的生成过程所产生的结果，必须在生成论的基础上得到理解。[6]纵观生成论的探析历程，可以说在整个科学体系当中，生成论的影响远不及原子构成论。但不可怀疑，生成性的现象是更广泛的客观存在，而构成论现象只是生成论现象的简化、特例。[10]
由此可见，生成论并不是对构成论的彻底否定，而是对构成论的发展与完善，但从构成论转向生成论却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根本转变。
对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进行简要考察即可发现，从总体来说，其背后隐藏的深层思维方式是构成论的。
自世界一流大学这个名词进入公众视野以来，学术界对其内涵的探究与讨论就未停止过。然而，很多关于世界一流大学概念的相关研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了构成论思维窠臼。所以，从分析已有相关研究出发，去认识与把握构成论世界一流大学的内涵，或许是一个可行且可靠的路径。
从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在我国最早采用指标体系加权重的方法对大学评价进行研究的学者是武连书等人。他们的研究开了风气之先，对我国后续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相关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11]此后，有很多研究者从大学评价指标来看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并根据这些差距而提出相应的创建策略。[12]类似观点在学术界还有很多，但基本思想都没有本质差别。概而言之，一般都是通过分析若干所被世人所公认的一流大学(主要是欧美国家的)，对大学各个方面进行分析与概括，进而归纳出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些特征，最终形成一个指标体系并以此为依据来刻画世界一流大学。与此同时，又有研究者以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为逻辑起点，去剖析与研究现实的大学，进而分析其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然后根据存在的差距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出谋划策。如此一来，在世界一流大学的理论研究与建设实践过程中，这种分析重构的逻辑就自然而然地杂糅在一起，形成了互证与互促的紧密关系，让人越来越看不清世界一流大学的“庐山真面目”。大学排行榜的指标体系不断丰富、扩充与细化，就是这种思维逻辑的体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学排行榜是构成论世界一流大学思维方式的一个必然结果，并且大学排行榜产生之后又促进与强化了构成论世界一流大学思维方式的传播与蔓延。
本研究将以构成论为参照，认识、理解和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称为构成论世界一流大学。构成论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思想是，世界一流大学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些基本构成要素的分离与结合，大学之间的差异只是这些要素的具体构成、组合方式以及所占比重等有所不同而已，一般都采用分析重构法来理解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构成论世界一流大学有一些基本假设：世界一流大学可以分解还原为一些基本构成要素；将这些构成要素组合起来，就构成了世界一流大学；如果解决了各构成要素的问题，就相当于解决了世界一流大学整体的问题。当然，研究世界一流大学的大多数研究者并没有这么极端，但是，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在基本思想上都自觉或不自觉的受到了构成论思维的影响或束缚。或许正是构成论的思维方式，影响了我国世界一流大学理论研究的深化与建设实践的推进。
从总体上来说，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两条道路：一是由政府主导，二是大学自主发展。[13]而构成论世界一流大学思维，在政府层面和大学层面的建设实践过程中均有所体现。
在政府层面，构成论世界一流大学在建设实践中主要体现为行政计划式。自20世纪末，我国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目标之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一直牵动着各方的神经。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国家先后实施了“211工程”“985工程”以及“2011计划”等一系列重大项目和改革措施。这些重大改革措施的实施与推行，带动了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政府的行政计划式思维，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显露无余。大学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政府习惯于用行政计划式思维管理与发展大学。所以，哪些大学能够进入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名单，都是政府计划的结果。并且，政府对大学的大规模投资，也是行政计划式的，都是政府规划好的。例如，“985工程”至今已实施三期，第一期主要用于硬件建设，第二期主要用于科研平台建设，第三期主要用于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人才引进。客观来说，这些确实是我国大学发展的瓶颈，那是不是这些问题解决了，就能够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呢？目前来看，实践效果还有待观察。此外，政府认为被世人所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一般都是综合性、研究型的，而我国大学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都是专业型或多科型大学。为了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步伐，在“共建、调整、合作、合并”八字方针指导下，1992年开始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院校合并，由此产生了一大批“巨型化大学”。或许政府是无意识的，但是政府这种以行政计划式思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在其基本思想上是构成论的。
在大学层面，构成论世界一流大学在建设实践中主要体现为分析重构式。从总体上来说，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是政府的计划式行为，但大学作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具体行动主体，在政府的既定思路下，也进行着符合自身发展愿景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探索。纵观近年来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实践，不难发现，在政府行政计划式建设的宏观背景下，大学的建设实践体现出明显的分析重构式特点。有研究者通过对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进行系统考察之后指出，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方式主要有指标体系说、目标跟踪说、排行榜说以及时间表说。[14]这四种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方式，对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做了系统全面的梳理、分析与概括，笔者认为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实际情况。然而，仔细分析之后发现，指标体系说、目标跟踪说以及排行榜说，在其本质上都是分析重构式思维逻辑。而时间表说只是分析重构式思维逻辑的合理推理，因为只要找到具体方面的差距，就可以预测与控制补足差距的大概时间。所以，笔者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指标体系说、目标跟踪说、排行榜说以及时间表说，都是构成论世界一流大学的注脚。
总之，无论是国家层面的行政计划式，还是大学层面的分析重构式，本质上都是构成论的，综合表现为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运动思维”[15]。事实上，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由各构成要素简单叠加而成，更不是外界主观意识线性表达的结果。世界一流大学不是构成的，而是在合适条件与环境中逐渐生成的。
20多年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实践，似乎已经表明在构成论思维范式下建设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是很难实现的。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然是扎根于中国大地，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世界一流大学。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16]。因而，在新一轮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背景下，需要走出构成论世界一流大学的思维窠臼，转向生成论世界一流大学。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应从构成论转向生成论，是系统科学思维范式由构成论还原主义转向生成论整体主义大趋势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转向。
客观来说，在一些学者对以指标体系为主要特征的世界一流大学推崇备至，而自觉或不自觉的陷入构成论世界一流大学的同时，也有很多研究者的认识与理解已是生成论的，至少已有生成论的影子。这些零星的生成论的观点都是在批判与反思过程中松散地出现的，并没有形成系统化和体系化的论述。根据学界已有的基本认识和生成论的基本思想，尝试着对生成论世界一流大学做个初步描述。生成论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思想认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产生与发展是大学与外界相互作用过程中自组织地形成的，是大学整体特性的外显。世界一流大学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一些构成要素简单叠加而成，更不是外力给定的，而是大学与外界互动过程中逐渐生成的。所以，生成论世界一流大学强调：第一，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生成的过程；第二，世界一流大学的生成过程，就是世界一流大学从潜存到显现过程中将大学自身和环境因素进行整合，从而生成具有个体性的世界一流大学；第三，每一所大学都具有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潜质，这种潜质能否由潜存走向显现，则取决于大学自身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生成论世界一流大学是建立在构成论世界一流大学基础上的，并不是对构成论世界一流大学的彻底否定，而是对构成论世界一流大学理念的发展与完善。生成论世界一流大学不排斥在某些历史时期采用构成论方式，以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步伐，甚至认为在某些历史时期采取这些措施是必需的。但是，采取构成论方式来促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必须以尊重大学的整体性、主体性以及自主性为前提，亦即必须以生成论为基础。可以说，生成论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理念，就像种庄稼一样：既不能放任不管而“望天收”，也不能“揠苗助长”，而应适时适量的施肥、浇水、除草、杀虫，为庄稼的生长提供良好的氛围与环境，但最终的收成如何则要看庄稼自身。
构成论世界一流大学与生成论世界一流大学，只是为了分析与研究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理论与实践之便而进行的理想划分。在建设实践中，构成论世界一流大学与生成论世界一流大学并不能截然分开，而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于基本理念上。在基本理念上，生成论世界一流大学并不彻底否定构成论世界一流大学，只是生成论世界一流大学强调整体是分析与还原的基础，必须从整体出发，尊重世界一流大学的整体性、主体性以及自主性。正是这种根本区别决定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以构成论为思想基础，还是以生成论为思想基础，将会有截然不同的世界一流大学理想图景和建设实践。
在构成论观念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已经走了太多的弯路，新一轮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实践亟须以生成论来引领。
首先，要走出构成论世界一流大学的思维窠臼。跳出构成论思维窠臼，转向生成论，是建设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前提。一方面，要深刻把握构成论世界一流大学的本质，认清构成论世界一流大学的局限与不足，同时要深入探究生成论世界一流大学的本质，以全面、系统的把握生成论世界一流大学的内涵。世界一流大学首先是大学，而不是一些构成要素的简单叠加。构成论世界一流大学，达到的只是一些量化的指标，而反映不了实质，那样的世界一流大学是干瘪的、苍白的、缺少文化、没有精神的世界一流大学，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中国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绝不是按照西方模式建设符合西方标准的世界一流大学。中国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是扎根中国大地、彰显中国文化、服务中国发展、满足国人需求、体现中国特色、具有世界水平的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另一方面，建设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绝非朝夕之功。生成论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历史性累积的过程，构成论世界一流大学思维下形成的“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非但不利于建设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反而会破坏大学的正常生态，影响大学功能的正常发挥。所以，建设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决不能拘泥于构成论的古道旧辙，否则将事与愿违。
其次，营造有利于世界一流大学生成的环境。“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17]，大学的繁荣与发展需要外界提供适宜的生成环境，包括物质支持、制度保障以及文化氛围。同样，世界一流大学的生成亦是如此。物质支持主要是为大学生存与发展提供资源与能量；制度保障主要是为了引导大学公平竞争，保障大学有序发展；文化氛围主要是为大学生存与发展树立价值标杆与准绳，这些都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必要条件。正如有论者所言，世界一流大学很难自发形成，它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文化底蕴、制度环境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没有良好的外部环境，世界一流大学就很难生存和发展。[18]大学是一个有机体，它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外界提供的物质、制度以及文化的支撑。但外界的所有支撑绝不是纯粹主观意识的表达，而应以尊重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秉性与追求为前提，并且外界的支撑还必须是协调统一的，否则会过犹不及，甚至会“揠苗助长”。因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仅是社会期待的结果，社会声誉的反映，而且也是各种社会力量和高等学校自身作用相结合的产物。”[19]
最后，尊重大学办学的主体性和自主性，促进大学自主办学。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大学都是一个独立的主体，大学的办学质量与水平在根本上取决于大学办学主体性和自主性的发挥。大学的繁荣与发展离不开外界的推动，而外界的推动又必须以尊重大学办学的主体性和自主性为前提。可以说，大学的繁荣与发展是外界的价值引导与大学的自主建构相统一的过程。同样，建设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也是一个价值引导与自主建构相统一的过程，政府和社会的价值引导为建设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提供方向，而尊重大学的主体性和自主性，促进大学自主办学是建设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动力。在构成论思维范式下，外界的价值引导体现得淋漓尽致，以至于淹没了大学的自主建构，所以导致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路步履蹒跚、成效不彰。正如有论者所言，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偏离了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是一种政府干预高等教育的行为，是自上而下的政治推动，而非高等教育的自发行为，因而未能形成自发秩序。[20]当然，促进纯粹的大学自主办学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但没有大学自主办学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很可能只是南柯一梦。
五、从构成论走向生成论：一个艰难而必要的过程
爱因斯坦曾有言：“如果人类要生存下去，我们就需要一个崭新的思维方式。”[4]同样，如果要建成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在思想观念上有一个崭新的思维方式，而生成论世界一流大学或许就是一个可能的选项。
以构成论思维来研究世界一流大学，是合理而必要的阶段，但不能仅停留在这个阶段，更不能以此为思想基础来指导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实践，而应以生成论为基础推进世界一流大学的理论研究与建设实践。如此一来，就需要走出构成论思维窠臼，而转向生成论。然而从理论上讲，建设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要从构成论转向生成论，显得简单而轻松，并且似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要真正实现这种转变却是异常艰难的。我国作为后发外生型高等教育的典型代表，国家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可能采取“望天收”的态度，因而采取追赶型策略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并且，在现有绩效观、政绩观以及发展观的作用下，大学采取追赶型策略也是必然的。事实上，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大学来说，采取追赶型策略基本都是不二之选。只是太过于强调目的而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有机整体，从而导致采取的各项措施之间缺少协调，甚至彼此之间还存在矛盾，并且也很少尊重与考虑大学发展的内在秉性，这才是问题的根源。
例如，任何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理论都承认高水平教师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必不可少的因素，按照构成论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思想，无论引进高水平教师能否发挥作用，都能提高大学排名，所以肯定有利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而以生成论世界一流大学基本思想来看，引进的高水平教师如果不能与已有师资队伍形成有机整体，不能融入学校发展大局，不能有效转化为教育效应，反而会使整个师资队伍关系紧张、矛盾增加。又如，在构成论世界一流大学思想下，硬件设施是影响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因素，因而凡是有想法又有能力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都积极的加强先进设备建设，可是建成之后利用率很低，有的甚至买回来之后根本就没拆封。类似的情况并不鲜见，而这样的建设策略虽能在短期内促使大学在量化指标上达到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标准，但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是否符合我们的需求，则另当别论。而以生成论世界一流大学思想观之，这无异于“揠苗助长”。
长期以来，香港科技大学被认为是短期内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样板，也作为人们支持构成论世界一流大学的典型案例而广为人知。实际上，香港科技大学之所以短期内就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它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科学的内部治理[21]是分不开的。亦即香港科技大学有一个良好的生成环境，而这更为根本的方面却通常被忽视了。所以，香港科技大学的成功根植于生成论世界一流大学思想，而绝不是缘于构成论世界一流大学。然而，由于我们对世界一流大学的急切期待，又加上现有绩效观、政绩观以及发展观的作用，似乎没有多余的时间与耐心来等待世界一流大学的缓慢生成，而只能采取各种可以采取的措施来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并且，由于构成论思维方式已根深蒂固，而系统科学关于生成论的理解与认识目前还处于初始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以生成论为基础对世界一流大学进行的研究与探索既受制于已有认识，又与人们对世界一流大学的急切期待不相符。
因而，面对构成论思维定势的强大惯性作用，生成论世界一流大学或许会不堪一击，甚至有些可笑，但我们坚信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如此一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要走出构成论思维窠臼而走向生成论，必将是一个艰难而必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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