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锋对中评社表示，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台政策或将维持过去十六年来历届美国政府的总体基调。他指出，美国的战略学界认识到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独特而敏感的地位而在中国大陆处理台湾问题手段与能力不断增强、台湾问题在亚太战略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下降的趋势下，他对未来中美继续在台海议题上保持合作有信心。
朱锋还认为，陈水扁八年失败的历史教训，应该让蔡英文和民进党深刻认识到，若试图借助挑拨中美台关系或利用美国与亚太战略因素，巩固自身权力或谋取所谓本土利益，终将获得失败的下场。他指出，现在北京与台北之间的最短距离不是华盛顿，而是台湾民众，两岸通过经贸、社会与文化交流所产生的政治效益并非没有，只是仍处于“量变”的过程还未到“质变”的转折点。 此外，朱锋还对南海局势的今后走向、杜特尔特新政背后的政治逻辑与周边外交中“中国因素”等议题分享了他的观点。
专访全文如下：
记者：朱教授，我们都知道，特朗普胜选让全球众多观察家感到吃惊，您对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的对台政策有何预期，您认为今后的美台关系是否会出现变化？
“亚太再平衡”战略 特朗普后戛然而止？
朱锋：事实上，不少中美关系观察家都曾预期希拉里将赢得选举，但特朗普的胜出则让外界对奥巴马任内推动的“亚太再平衡”是否延续打上了问号毕竟对于美国来说，近年来的全球安全态势的调整，很大程度上是牢牢锁定亚太地区，作为美国最重要的全球战略的重心。
奥巴马的八年执政，很大程度上就是让美国在全球的战略介入和干预，从中东和北非地区摆脱出来而且不要被欧洲的克里米亚和乌克兰问题所困扰。所以，“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核心是不仅要增强美国的影响力，最重要的是将美国全球安全战略的重心牢牢锁定在亚太，而不被其他的因素所困扰。 奥巴马政府坚持“亚太再平衡”战略、坚持亚太是美国全球战略重心时，锁定中国作为美国的最重要战略竞争者，防止中国的强大实质地削弱美国在亚太的战略影响，以维持美国作为所谓太平洋国家以及美国总统是“太平洋总统”的基本判断与共识。不过，在特朗普时代，由于他在选前主张孤立主义，所以美国可能对“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投入会有所减少。
美对台政策有三方面 不愿为两岸冲突买单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台湾政策会发生变化。我们都知道，从小布什总统上台以后，他第一次明确强调所谓的美国反对“独”，这个过去十五年以来形成的政策共识，在美国的亚洲政策圈依然是延续的。这是因为，美国也认识到，台湾海峡的特定地理位置，以及中国对于统一台湾不可阻挡的民族主义情感，还有台湾今天在美国亚太战略布局中日益下降的战略重要性。所以，这并不意味着说，美国的亚太政策会发生变化。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是，美国的对台政策依然会保持相当大的延续性，也会延续经历两届美国政府一共十六年所形成的共识。这包括了三个方面：
第一，美国反对“独”，美国的任何对两岸政策的主张，并不是鼓励或重新设定“独”作为美国的基本政策选项。第二，维持1979年中美建交后台湾问题的基本要素，也就是以和平方式解决，即任何一方都不能以非和平方式改变台海现状。第三，台湾的所谓“民主进程”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树立的样板，美国对台湾民主的同情和支持，同样是其涉华政策的内容。
美国对台湾民主的同情也好，还是对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主张也罢，都服从于第一个要素，那就是两岸关系不能对美国的亚太战略带来实质的颠覆或冲击。美国并不愿意为两岸关系的重大冲突而买单，这是过去十六年来美国台湾政策已经形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对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台湾政策与中美在台湾问题上总体继续保持合作，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亚太战略与中美格局中 台湾地位在下降
记者：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您刚才提到，美国的对台政策的基本框架由三个方面组成，而且会保持延续性。但外界也注意到特朗普决策有“商人”作风，重视利益超过原则，风格多变难以捉摸，所以我们并不能保证特朗普政府与台湾当局互动，即便在美台关系的固有框架内，也有着触碰到框架的边缘或底线的危险，同样会影响到中国大陆对此的容忍度，您怎么看这样一种担忧？
朱锋：当然这个可能性不会排除，比如说特朗普上台后对台军售，可能在蔡英文时代会有新的发展。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可能对扩大台湾地区在亚太经济安全结构的角色也会有一定的热情。
当然台湾因素对美国的亚太战略到底意味着什么？实际上，美国的战略界、政策界也有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说，台湾依然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制衡中国的重要战略筹码，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当美国维持现有的同盟体系，比如美日韩同盟的有效协调，台湾因素的重要性不会上升。这一派会认为，美国在亚太战略选择中，台湾问题会被割离出来，作为一个美国不要轻易去触碰的要素。这是因为，美国人现在已经确实认识到，台湾问题作为中美关系中的核心利益所具有的特殊含义，而且台湾海峡地理空间如此狭窄，即便美国想在台海地区和中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冲突，并不能占到便宜。
所以，无论从军事技术来说，还是从美国的亚太战略来看，美国也是会“抓大放小”，因为美国政府要维持同盟体系，维持地区的基本稳定，要让美国在尽可能不要再犯战略错误的前提下去维持战略优势。那么，在这样的考虑中，台湾问题的总体地位是下降的，而不是上升。因此，作为一个东亚安全问题与中美问题专家，我认为，我们不必去故意夸大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阴谋论”，我们也不必故意夸大美国所谓利用台湾因素对中国的遏制效应。
中美都是两个大国，也是今天世界上前两位的大国，大国之间的对抗、合作与竞争都是有规可循的。所以，在整个亚太区域安全架构中，我更多愿意把台湾问题放在中美可以合作的要点，而不是倾向于把台湾问题作为一个中美潜在的冲突点。因为和南海、东海和半岛问题相比台湾问题对区域安全的影响力、杀伤力都在实质地下降。
蔡英文如果重蹈陈水扁覆辙 注定会失败
记者：“维持现状”在今年5月以来成为台湾蔡英文当局的两岸政策基本主张，我们知道这其实是美国人先讲出来的，但美方所讲的“维持现状”是“我们所定义的维持现状（the status quo we define）”。那么您认为蔡英文异口同声地提出“维持现状”，是否意味着已经让美方吃下定心丸呢？
朱锋：首先，从我对两岸关系的研究和观察来看，对于蔡英文政府，美国不是没有担心，因为前面的陈水扁政府就是一个恶例。2000年阿扁上台后，其实想充分榨取美国因素，企图在两岸关系的博弈中，寻找民进党的政治利益和台湾的所谓本土利益，但阿扁的下场摆在那里，我相信对蔡英文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如果蔡英文想要利用“台湾意识”，去“赌”美国会不断提升对台湾的战略重视，以此挟洋自重，进一步扩大所谓两岸关系的分离趋势，我想蔡英文一定会赌错，因为阿扁的例子就在前面放着。
而且我相信，大国之间的利益交易和共识，远远超越一个台湾因素所带来的筹码效应。所以，我的基本的判断是，美国人担心，一旦蔡英文的执政在岛内受到巨大挑战，就像阿扁第一任期那样，民意支持率急剧下滑，会让民进党当局狗急跳墙，不惜通过操弄两岸关系来巩固内部的权力基础。但是，我还是要再三强调的是，这是阿扁已经告诉民进党的教训，如果为了岛内的执政地位而把两岸三地关系（记者注：此处“两岸三地关系”是指中国大陆、美国与台湾的三方关系，下同）作为一种所谓的权力资源，那么民进党一定是赌不过的，一定输！
大陆解决台湾问题 能力和手段远超十五年前
所以阿扁的下场很简单，小布什为什么说出反对“独”？不就是阿扁闹得太厉害了。我想，对蔡英文来讲，民进党上一届的执政教训一定要记在脑子里。如果民进党想要为岛内的执政地位和权力需要，要挟中美关系与两岸关系的话，那么民进党当局的结局会比阿扁更惨。因为中国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没有任何削弱，而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手段和能力与十五年前相比有了实质性的增强。因此我相信，美国人一定是看在眼里明白在心里，小英手中的筹码非常有限。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我又认为，两岸关系很大程度上需要两岸民众和社会有一个渐进的、基于双方中国人意识以及利益上不可分离、认同上可以重叠的进程。所以我也并不认为，美国今天对台政策的这种可预期性，会给中国大陆提供所谓加速统一的机会。所以我还是希望：第一，蔡英文要识时务，不要像阿扁那样玩弄两岸三地的关系，第二，大陆也要对蔡英文显示一定的诚意，让她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去做出对她来说不仅是基于民进党的政治前途、而且是基于台湾2300万人福祉与两岸14亿中国人未来的决定。我们一定要有信心我们的手段、能力和空间与十五年前相比有了巨大的提升。
看待两岸关系 能力和意志要统一起来
记者：延续“维持现状”的话题。前段时间某位大陆台研学者感慨，520以来与美方的对台学者交流时常常感到，双方的表意往往“不在一个频道上”，比如说美方学者往往强调蔡英文有“维持现状”的能力，而大陆学者真正在意的是蔡英文是否有“维持现状”的意愿。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朱锋：我觉得这就是代表了中美两种不同的视角。美国作为一个奉行战略实用主义哲学的霸权国家，他永远相信“能力决定意志”，而我们中国基于民族的感情与国家的利益，永远相信“意志重于能力”。但是，这两者并不是不可协调。所以，看待两岸关系的重要方式是把能力和意志统一起来。
我的看法很简单，那就是“能力越小、意志越弱”，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因为国际关系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相关理论告诉我们，一个政治行为体的政策反应，不仅取决于它的能力，而且还取决于它所面临的环境，以及它对这种环境的判断。我们讲，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上，国际关系中有一种“action－reactioncycle”的说法，也就是反应与再反应的循环。我想，如果中国大陆保有越来越强大的能力，台湾“深绿”的能力越来越小的时候，未来的两岸关系不再是简单的靠能力说话，还要靠民心说话、靠情感说话。所以我的看法很简单，在两岸三地，我们不仅要占领能力的主导权，而且要占领民心工程的主导权。
今天了解两岸三地，不仅要有历史感，更要有世界感、全局感和战略感，否则你永远看不清楚。我第一次去台湾是1995年，后来，阿扁上台后我几乎每年都要去台湾，阿扁上台让我这个国际安全问题的学者一度有一种绝望感，那就是感觉两岸“要么就是和平统一，要么就是武力统一”，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别的好谈的。不过，随着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日趋增强，所以台湾问题是整个亚太战略中的一颗棋子，而不是亚太战略格局要为两岸关系服务。对我来讲，不搞定亚太格局，不让中国在亚太格局中有越来越大的行动空间，我们处理台湾问题的路只会越走越窄。
北京到台北的最短距离 是通过台湾民众
记者：目前的问题是，两岸官方的联系沟通机制停摆了，这让曾经流行的一句话再次被提出来，那就是“北京到台北的最短距离是华盛顿”，您认为这句话现在还有效吗？
朱锋：错。北京到台北的最短距离是通过哪里？我觉得是通过台湾的民众。我相信，以今天中国大陆和平崛起的姿态，以今天中国大陆如日中天的力量与发展的势头，以中国人三千年文化的积淀，我对两岸关系的前途总的来说越来越乐观。极端“独”也好，深绿也罢，他们在两岸三地的棋盘上能够折腾的能力越来越小。
记者：外界曾预期，两岸之间的交往与整合，从经济、社会、文化逐渐会上升到政治层面，这也体现了所谓功能主义的“外溢效应”。然而这八年来的实践，似乎看不出功能主义的这样一种逻辑。您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的呢？
朱锋：功能主义已经开始产生实质性的作用。我今年去了两次台湾，和我三年前去台湾感受的最大的区别是，无论蓝绿，对于所谓的台湾可选择空间越来越有限，以及台湾未来和中国大陆的结合完全超越所谓民主的激情，认识得越来越清楚。所以，功能主义的合作真的已经开始产生重要的作用，只是仍处于一个“量变”的过程中，而且真的已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发展，只是还没有达到“质变”的点上。
南海大戏刚开始 两岸应共同守护祖产
记者：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南移，说一说南海。看起来，7月份那场围绕南海的“仲裁”大戏缓缓落幕，已经不再喧嚣，这是否意味着南海争议已经告一段落呢？
朱锋：大幕才刚刚拉开。南海问题的争议、未来的紧张与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其实刚刚开始。南海问题已经超越了亚太战略的其它战略热点，成为牵动亚太战略格局最重要的核心要素。越是重要，越是在战略上拥有长久的效应这个问题的表现也就越复杂。所以，我们现在可能处在一个新的间歇期、调整期，但并不意味着未来没有爆炸期。
南海问题同样对今天两岸关系提出的挑战是，我们有没有必要共同守护我们的祖产、我们的共同利益，与我们民心中所共同守护的中国价值。我们南海中心是两岸三地中最好的，我们有大量的东西，而且我们现在两岸有一个南海核心小组，我也是五人之一。所以现在来看，台湾问题给两岸关系提出的新挑战是守护祖产，我们需要在南海问题上各尽其职。另外，由于两岸关系博弈的复杂性，民进党又常常利用地区安全的需求来对大陆抬高身价，所以蔡英文会把南海作为和大陆博弈的一步棋。但问题是，今年7月12日，台湾对“仲裁”的表态与大陆几乎完全一致，因为蔡英文不得不面对台湾岛内在南海问题上扩大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因为这是一个中国的基本利益和价值。
所以蔡英文今后在南海问题上的选择是有限的如果小英在南海问题上发难，她会给予中国大陆“收拾”台湾的足够理由。我跟台湾朋友说得很清楚，你如果要放弃太平岛，话音未落太平岛就是我们的，拿下太平岛分分钟的事情，不就是给你们一点面子嘛！台南渔民要去南沙捕鱼，难道你会放弃对南沙的诉求吗？所以今年7月12日以后，南海局势的新变化，我相信给民进党上了生动一课。今天民进党在7•12“仲裁”之后应对的重回中国情结，证明民进党在两岸关系中想要兴风作浪的能力是在下降而不是上升。
中国和平崛起 杜特尔特战略选择背后的逻辑
记者：南海争议中的关键一方菲律宾，在半年来随着国内政权的更迭，其外交理念与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您如何解读菲律宾新任领导人的这种变化？
朱锋：我的研究表明，杜特尔特上台后四个月急着想要推出新政，拉开和美国的差距，在中美、中日之间实行等距离外交，这恰恰是中国崛起的地区安全效应扩大的生动案例。虽然我们在战略的影响能力上今天和美国相比还处于明显劣势，但我们常常讲，“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过去将近四十年的和平崛起与实力的增强，以及习近平讲到中国的周边邻国“搭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这样一种善良的意愿与美好的心态，其实在整个地区政治中逐步发挥影响。
很多中国学者观察杜特尔特可信不可信，但我对杜特尔特的观察不是他可信不可信，而是他为什么会要做这样的选择。之所以做这个选择，因为对于杜特尔特来说，很简单，他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所以他政策调整的本质，是因为“中国因素”在菲律宾的国家利益考量中地位在上升。因此，我的研究并不问杜特尔特多可靠，我的研究是让我们继续把“中国要素”做大。
中国外交还需重视民心工程 我们仍在崛起之路上
记者：我注意到您刚才提到了“中国因素”，最近有一篇学术论文，正是通过收集中国周边邻国的大样本民意调查数据，考察“中国模式”在当地民间的观感。研究发现是，受传统主义影响较强的民众更倾向于接受“中国模式”作为一个正面因素，反之，民主价值接受度越高的民众则倾向于将其作为负面因素。您对这样的结果怎么看？
朱锋：这只是一个变量，还有一个变量就是他们和中国大陆的利益交割程度有多少。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对中国的好感都在不断上升。但是另一方面，例如韩国、日本，他们觉得有美国做靠山，这些持制衡中国论的国家对中国好感度的改变并没有那么的明显甚至有下降。我们一定要知道，今天中国崛起的进程还处在半山腰。我们的崛起，无论是硬权力、软权力，还是我们的地区影响力，还处在不断的调整和挑战之中。 面对这样的局面，中国的外交一定要有的放矢，不能只看“硬”的还要看“软”的，不能只看数值也要看人心不只要看工程项目也要看好感度。所以，我个人认为，这种调查对今天中国的崛起是一个重要的参照数，因为它永远告诉我们说，我们还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