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领导核心”确立与权责“制度化”
随着2016年10月末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确定将于2017年下半年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十九大”成为海内外一致关注的新焦点。各界最为关注的问题，无外乎中国的稳定和发展问题，希望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等诸多领域，下一阶段将如何改革和转型。
从外部角度来看，在世界经济和政治局势越来越不确定的今天，很多人寄望于中国的发展与稳定，可以带领世界经济走向复苏。
从中国国内来看，2016年是“十三五”经济计划开局之年，2017年是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年，时值全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交替衔接、承前启后之际。对“十八大”以来改革成果进行总结和反思显得尤为重要，既可以理顺中国国家治理逻辑，也能够为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在下一个发展阶段中，找出更好的解决之道。
2016年10月27日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会议公报，正式确认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为党的“领导核心”，这是时隔13年之后，中共再次在党内领导层确认“核心”。尽管是预料之中的事，但仍然在海内外引发巨大的反响。
有西方舆论认为，确立“核心”会削弱集体领导，出现个人专权和专制。而中共官方则强调，确立“核心”是时代的需要，中国处于很不确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在这个环境下要深化改革开放，实现“中国梦”，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而这个“核心”是“在新的伟大斗争中产生的”、是“众望所归、当之无愧和名副其实”的。
在我看来，西方的解读太过于意识形态化，而官方的解释则过于侧重现实的需要和个人的因素。我们不应该把“核心”与专权、专制和权力滥用联系起来，实际上，“核心”并非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殊需要，任何组织和体制都要求存在“核心”。领导核心是维持组织的有效运作和承担责任的。在中国的体制下，没有确立核心，党内民主很容易演变为“分封制”，权力过度分散和制衡，会造成很多负面影响。
2016年，也是中国政府领导层权责“制度化”改革成效初显的一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上下的聚焦点一直较多地偏重于经济发展，尽管也没有忽视制度建设，但并没有把它置于最高议程中，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的领导方式发生了很多变化，最显著的特点莫过于“制度化”。四个新成立的领导小组，即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以及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都和以往的各种领导小组全然不同。这些新成立的小组是正式化的，各个过程是透明的，四个小组的组长都是习近平，常委则分配到不同的小组。同时，小组会议定期召开，将讨论的议题公诸于众。尤其重要的是，它们解决了几个重要的问题，包括权力过于分散、效率低下、协调缺失、“团团伙伙”和政治责任等。
在今天世界范围内，很多政党及其权利都面临着各种危机与挑战，中国也处于制度重构阶段，因此，人们不应当把作为制度核心的“核心”问题视为敏感而忽视，而应该通过大量和深入研究，设计符合中国实际的权力运作体系。
二、“治党”与“治经济”的平衡
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第三次中国共产党与世界的对话在重庆召开。作为与中共高层对话的参与者，本人的兴趣点是中国共产党和当代中国历史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在参观邓小平居所时，讲解员所引述的邓小平的一段话，可以说是给出了有效答案。邓小平在解释什么是共产党的政治时说：“政治是人民的，也是为人民的，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生产力服务的。”
这里的几个关键词就是：共产党、人民和生产力。理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便是共产党的执政逻辑，或者说是共产党的治国理政的方法论。简单地说，就是要在政治、经济和人民三者之间实现均衡，而这个均衡的支点就是人民。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执政党的重心在发展经济和“讲政治”之间经历了多次曲折，直到改革开放成为执政党的重要议程后，解放生产力成为很长一段时间的重点，令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过度追求DGP主义、腐败等问题。
“十八大”以来，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再度获得重视。中央从经济转向政治，首先从党内入手，进行了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成功清理了一批党内形成的“团团伙伙”，严肃了党风党纪。
在“治党”取得成效的同时，中共也认识到，经济仍然是要务，发展仍然是硬道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共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从目标顺序安排上来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要务，但是从手段上说，全面治党是要务，在中国的环境中，如果没有全面治党，其他三个全面都无从谈起，都将会是空中楼阁。
因此，可以说“十八大”以来高层开启的“治党”行动只是起点，其最终目标是未来再次实现政治、经济和人民三者之间的均衡。治党并不代表经济不重要了，相反，是为了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让未来中国的发展不再是单纯的GDP主义，而是一种有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经济发展。
三、改革的“底盘”在地方
“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在改革方向上一直强调产业升级，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的改革方案，更进一步明确了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解决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如果从顶层设计看，这些政策的制定相当理性和科学，无论从政府到社会，都是具有高度认同的。
但是一段时间后，大家就会发现，有些政策一旦落实到执行层面，经常出现执行不下去的情况，有时甚至走向了目标的反面。从一定程度上说，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领域，出现了不少这样的问题和政策之间的冲突。
产生这样情况的因素很多，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所确定的目标与追求目标所使用的手段之间的不一致性。因此，在顶层设计已经到位的情况下，中下层的执行能力和转化能力，在今天就显得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如果没有基层的改革和创新，顶层设计就是空中楼阁，不可能落地生根。
相比已经明确权责、完成改革顶层设计的中央，种种迹象显示，中国的地方治理现状问题仍很多，而这也是关系到未来中国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的重点之一。
地方出现的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内部运作出现问题，一些政府部门和官员不作为。明明知道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没有动力，谁也不想承担哪怕是微小的责任。第二，部分地方政府和当地群众的矛盾出现了深化、激化，甚至加剧的情况，导致官民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
近年来多地出现的民众反建化工项目、核项目运动，以及反建垃圾焚烧厂等事件，就是明显的例子，政府项目运作不透明，而一旦遇到民众抗议，往往选择收缩回来，但是这样做是在积累而不是解决问题。
在一些基层，干部“人治”现象也很普遍，“法治”没有建立起来。经常出现一任领导一个做法，没有延续性的情况，新领导往往不能延续甚至“推翻”前任领导的工作和承诺，导致民众出现“被欺骗”的感觉。
地方政府和社会民众之间的信任建立不起来，和地方政府官员的任命有很大的关联。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县级政府一直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中的重心，这一级出了问题，社会必然会出现问题。然而很多县级领导干部都是上级委派或外调而来的，缺少本地干部，这就导致了地方干部的经验错位，县级政府不了解地方情况和需求，也限制了县级干部与地方建立有机关系，难有动力从本地利益出发，真正为地方服务。
还有的干部，不能适应新的反腐败制度，不能正确理解这些制度，总是处于担心和恐惧中，也导致很多工作不想做、不敢做。
长期来说，如果今天存在的这些问题持续下去，必然会进一步恶化政府和社会关系，影响改革的推进和执行力。在目前的体制下，若要改进地方治理局面，首先要敢于启用地方干部，明确基层干部的上升途径，让他们和上级之间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机制；其次，选择地方干部制度要公开透明，避免因任用不公导致的腐败和懒政；再次，任用干部的标准制定要注意可操作性、具体化和细节化，避免不接地气；另外，不同领域产生的干部也要调配适当，以免失衡。
“十八大”以来，中央一直呼吁致力于社会治理建设，习近平也多次对干部任用弊端提出了很多指导性意见，但是在实践层面，还需要有关部门尽快将其制度化和在基层实际推行。
历史上太多例子证明，地方基层不可忽视，国家的“底盘”是社会，“底盘”一旦松动，就不能支撑国家这栋大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