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这一轮全球化，极大地推动了资本、商品、服务、人才和信息在国家间的流动。Mallaby 在《重启全球化》中指出，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到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资本流量从全球GDP的5%上升到21%，贸易量从39%上升至59%，移民人数增加了四分之一以上。中国作为全球FDI的最大流入国，经济增长强劲；美国作为全球高端人才的聚集地，始终保持着科技领袖的地位。
全球化促进了全球的经济发展，使得国家间在国际分工中的合作粘性和利益交织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正如全球热销、西方MBA学生必读的《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提问的那样，一个新的公司，总部设在纽约，工厂设在雷利和北京，由中国人当董事长和首席财务官，美国人当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运营官，将在香港上市，你说这是美国公司，还是中国公司？
也正是由于世界经济的高度融合，在2008到2009年以美国雷曼公司倒闭为导火索的美国次债危机并由此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全世界的GDP下降了5.5%，出口下降了20%。
全球化被指责是就业减少、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
然而，从这次金融危机开始，人们对全球化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起初在欧美，随后在其他地区，越来越多的人们认为，全球化并没有让“大多数人受益”，反而产生了“1%和99%”的现象，即受益于全球化的是少数大跨国公司和科技公司，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甚至有所下降。全球化越来越多地被指责是就业减少、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
于是，贸易保护措施被各国更多地采用，全球贸易和投资都陷入停滞状态，“逆全球化”开始抬头。从图1可以看出，全球货物出口总额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增长极为强劲，但在危机之后却鲜有增长；同样，如图2所示，全球对外投资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2008年以前先后有两轮极为强劲的增长，但是在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增长显著下滑。
随着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对全球化的反对浪潮被推向高潮。特朗普向在过去数十年中生活失意的选民声称，是中国和墨西哥抢走了美国产业工人的饭碗；他承诺入主白宫后将会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45%的高关税，与墨西哥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要把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夺回来，等等。
对全球化的指责是错误的
然而，在这些民粹主义的思潮大行其道，全球化面临大倒退风险的同时，冷静的、基于事实的分析对所谓“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首先，制造业工作机会向墨西哥和中国的转移是由产业梯次转移的经济规律造成的。自从工业革命以来，已经发生过数次产业转移。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叶，美国自己就是产业转移的受益者：“世界工厂”从英国第一次向美国转移，催生了新的工业帝国。后来在20世纪中叶，日本和德国承接了美国的相关产业转移，日本由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经济格局成功升级至以专用机械设备、精细化工为主导的格局。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产业转移中，输出国是美国、德国和日本等，中国和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是受益国。这一轮产业转移的特点是有了全球价值链（GVC）。这使得后发国家可以专注于价值链中某个具体的工作而不用生产整个产品，降低了难度和工业发展的成本。然而，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又一轮产业转移开始发生，底端产业链条开始从中国向成本更低的国家（比如印度、越南和非洲国家）转移。 这个产业转移的规律和过程可以从图3中观察到。在图中，美国中等技能的工人就业率大幅下降，中国中等技能的工人就业率大幅上升；同时，中国低等技能的工人就业率大幅下降，而坦赞尼亚的低等技能的工人就业率大幅上升。
其实，产业梯次转移也曾发生在美国的城市之间。以纽约州的布法罗为例，由于受到工厂向南部和西部迁移的冲击，1969-1986年， 布法罗总收入增长水平是南部得克萨斯州布朗斯维尔市的一半。当布朗斯维尔市年新增工作岗位达到76%时，布法罗的工作岗位则以每年1%的速度在减少。
其次，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科技进步造成了制造业在所有国家的就业机会的减少。随着工业4.0的到来，自动化和机器人在发达国家已被广泛使用，以代替重复和机械的工作来提高效率。如图4所示，在2014年，美国制造业所拥有的工业机器人的密度是中国的5倍。美国印第安纳州的鲍尔州立大学的一项分析认为，在制造业内，大约有13%的失业应归因于贸易，其余则是因为自动化提高了生产力。
另外，技术进步还深刻地改变了一份工作所需的技能组合。正如世界银行《2016年世界发展报告》所指出的，这一轮技术进步在很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极端化，高端和低端的工作机会在增长，但是中端，常规重复的工作，无论白领还是蓝领的，却在消失。这也是造成工资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原因。
最后，大数据和算法等“工业4.0”下的新技术帮助企业对生产需求和运营物流的预测更加准确，使得企业可以及时调整生产策略和计划，减少了库存和对劳动力的需要。
第三，正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一篇文章指出的，如今世界的经济增长困境依然是缘于美国的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而不是全球化。在危机前的信贷迅猛增长帮助掩盖了美国的收入不平等，但是之后的次贷危机摧毁了就业机会和财富。而次贷危机的“元凶”是美国宽松的银行监管机制，而不是全球化。
改善国际经济治理以应对新的挑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就业减少、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缓慢等问题的原因被错误地归咎于全球化。那么，国际经济治理应该如何来应对这些挑战？
首先，贸易保护主义不是应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低迷问题的政策选择。由于全球产业链的产生，多个国家的多个公司的经济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这让惩罚性关税只惩罚某个国家几乎是不可能的。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的研究结果显示，如果特朗普对中国、墨西哥和其他贸易伙伴大幅提高关税的话，依赖出口的美国信息技术、航天航空、机械工程等行业将会受到最严重的打击；另外，特朗普提议的贸易惩罚也将损害没有直接从事对外贸易的行业，比如批发和零售、餐馆、临时就业机构等。美国数百万看上去和国际贸易没有联系的工作——低技能和低工资的工作，将会变得十分危险。
另外，对出口国（比如中国或墨西哥）提高的关税的后果便是提高进口国（比如美国）的商品价格。但是通常是低收入人群才会更依赖便宜的进口商品，因此保护主义反而会加剧不平等，让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受到更大的压力。全球经济治理应当促进和改善现有贸易和投资的国际协调，以提高一致行动的意愿。
其次，国际经济治理确实需要引领全球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特别关注那些失意民众的诉求。比如，各国政府要为普通劳动者和年轻人提供接受再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帮助他们对正在发生的就业变化有清醒的认识，并养成不断学习、不断提高的习惯，以使他们能够拥有在变化中的世界里持续找到工作的能力。另外，各国政府应该重新审视收入分配政策，应在“1%和99%”之间找到更合理的再分配方案。
正如《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书中指出，美国要竖起贸易保护的墙只能刺激其它国家做同样的事情，这将导致所有人变得更穷。今天的世界需要的是国际经济治理的重塑和改善，更重视在科技进步中境况变差的民众的利益和诉求，同时不倒退，一如既往支持和促进全球化，通过包括达沃斯论坛这样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找到应对全球经济挑战的方法和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