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发生在8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尚不能动摇全球化的根基，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如此担心全球化逆转呢？关键点在于，全球化引起争议的关键不是如何创造财富，而是如何分配财富。正是由于全球化下的财富分配不均，对全球化的质疑和反对才从未消失，即使是在全球化理念最鼎盛的90年代。
199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独立候选人亿万富翁罗斯·佩罗（Ross Perot Sr.）对即将实施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进行了强烈的批评。他认为NAFTA一旦实施， 就会发出“巨大吸食声”（giant sucking sound），把美国人的工作机会吸到墨西哥。尽管佩罗在1992年的总统大选中惨败， 但这个“巨大吸食声”的隐喻却流传开来， 成为反全球化者宣泄情绪时的流行词汇。
“巨大吸食声”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再次成为靶子。执政理念存在严重分歧的两位候选人在贸易政策上的观点却出乎意料地接近。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对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TPP）态度冷淡。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Donald Trump）对开放美国市场的贸易协议也持完全反对的态度。他对已经实施了20多年的NAFTA大加鞭挞，指责克林顿政府签署了“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条约之一”，甚至威胁要在美墨边境筑起高墙。
在另一个现代国际经贸体系的缔造者——欧洲，反全球化情绪也在迅速升温。难民问题、安全威胁、财政紧缩、民主倒退等多重危机让欧洲一体化的前景岌岌可危。英国脱欧更是对全球化的一记重击。在世界其他地区，贸易保护手段的使用也明显增加。在2015年的前10个月中，全球共出台了539个贸易保护政策，达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高值。全球化似乎已走到了十字路口。
一、全球化的“双向运动”和“三元悖论”
全球化会逆转吗？匈牙利裔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经典著作《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Origins of Our Time）从历史角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这部出版于1944年的专著被认为是研究资本主义兴衰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到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欧洲大陆经历了长达百年的和平繁荣局面。尤其是1870年以后，由于运输和通讯成本的大幅下降，跨国贸易、资本和人员流动都显著增加，全球经济一体化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某些指数（如移民等）甚至超过了今天的全球化。由此开启了全球化的 “黄金时代”。
那么，为什么持续百年的经济繁荣局面会突然中断，并陷入了长达30年的危机和战乱中？波兰尼认为，在基于自由主义原则的全球经济环境下，这个看似偶然的危机事实上是必然产物。一方面，资本的扩张要求打破国家的界限，整合全球市场;另一方面，人的行为并不完全遵循市场原则。全球化的冲击会让个人生活变得脆弱，对社会保护的需求增强。政府需要利用货币和信贷政策规避通胀和通缩，同时还应该干预劳动力市场，救助失业工人。因此，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只是乌托邦。经济运行不可能独立于社会制度，且必须是相互嵌入（embeddedness）的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市场整合力量最强大的时候，正是社会整合需求最大的时候。一旦市场力量与社会政策脱节，资本扩张的进程就将中断，社会就会陷入动荡和衰退。
波兰尼的理论指出了全球化的悖论。全球化的扩张如同一个不断拉伸的橡皮筋。拉得越长就绷得越紧，最后结果不是弹回就是断裂。尽管书中讨论的只是20世纪初的历史，但后来的学者却能不断从书中找到分析现实问题的灵感。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全球化逆转时期，全球经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下开始重新整合。虽然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全球经济的萧条，但全球化进程并没有由此逆转，反而在金融资本扩张和信息技术进步的带动下进一步推进，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正如波兰尼所强调的，“双向运动”在市场力量强大时将难以平衡，史无前例的全球化对各国政府的社会整合能力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化这个橡皮筋是否已经拉到头了呢？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oren Friedman）把全球化的强大影响力形象地比作“金色紧身衣”（the Golden Straitjacket）。一个国家一旦套上这件紧身衣，接受了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就会经历相似的经济增长和政府权力消退的过程。而拒绝套上“金色紧身衣”的国家则会遭到全球资本的抛弃而陷入经济衰退。强调放松政府监管、推行金融贸易自由化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正是弗里德曼所说的“金色紧身衣”。
上世纪90年代是全球化的鼎盛时期，弗里德曼代表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观点大行其道。一个戏剧性的场面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被称为“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东亚经济体长达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受到了关注。世界银行于1993年发布题为《亚洲经济奇迹》的报告，为他们的“非正统”经济发展模式正名。不料，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被贴上了“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的标签，遭到大肆批评。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深陷债务危机的韩国、印尼和泰国提供经济救助，并且提出了缩减政府支出、放松政府管制等教科书般的结构改革要求。然而，剧情却又一次反转——多数亚洲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并无大恙，短期内迅速恢复并继续强劲增长，而IMF僵化的救助条款却遭到了广泛批评。随后爆发危机的巴西、阿根廷、土耳其等国，尽管早已接受了“华盛顿共识”的结构改革方案，但在危机的冲击下，其经济体制显得愈发脆弱。
在主流经济学家中，对全球化的质疑与批评之声也开始出现。1995年，哈佛大学的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教授发表了《你的工资是由北京来定的吗？》（Are your wages set in Beijing？）一文，引发了对全球化下劳工问题的讨论。他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对蓝领工人的需求在下降。在美国表现为蓝领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下降，在欧洲则表现为蓝领工人的失业率上升。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量不断增加。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蓝领工人的工资到底是由本国的就业环境决定的，还是由发展中国家蓝领工人的数量决定的？这个问题在当时看起来只是杞人忧天——两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都还没有全面参与全球化:中国在苦苦寻求进入WTO的门票，印度则刚刚开始经济改革。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几个月，任职于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 出版了一本影响巨大的小册子《全球化是否走得太远？》（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表达出对全球化负面影响的担忧。他认为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会对社会整合造成冲击。冲击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人间的差距拉大;第二是国家间不同观念、制度的碰撞加剧;第三是政府提供社会保障的压力增大。而各国政府对这些冲击的应对方式无非两种:第一种是简单的“膝跳反应”（knee- jerkreflex），即简单的贸易保护政策;第二种则需要政府在开放市场和提供社会保障中找到平衡，既能享受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又能保护受到全球化伤害的输家。但是，由于资本的高流动性，政府很难对资本多征税， 而只能通过提高收入所得税的做法来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但这种做法又会进一步加剧普通民众的负担。
在目睹了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摧残后，罗德里克2011年又出版了《全球化的悖论》（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World Economy）一书，对他之前关于全球化的观点进行了更全面的阐释:“当处于全球体系边缘的国家遭受危机时，我们指责他们自己的政策出了问题;当处于全球体系中心的国家遭遇危机时，我们怀疑是整个系统出了问题。”他重申了全球化中的核心矛盾是有国家边界的政府力量和无国家边界的市场力量间的不平衡状态。一个和谐的全球化需要这两股力量的平衡。如果政府力量过于强大，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会盛行; 如果市场力量过于强大，全球经济将更加动荡，弱势群体将得不到充分的保护。他更效仿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的金融政策 “三元悖论”（The Impossible Trinity）， 提出了全球化的“三元悖论”，即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和国家主权三个目标不能同时实现，超级全球化不仅需要市场一体化，也需要政治和社会一体化。一国政府或者让渡主权，实现全球治理;或者利用强制手段改变国内制度，套上“金色紧身衣”。如果政府既不能让渡主权给全球政府，也不能改变国内制度以适应全球化，那么就只能加强对市场一体化的监管。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也对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表示怀疑。尤其在获得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他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日益猛烈。在2003年出版的《全球化及其反对者》（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和2006年出版的《让全球化运转》（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书中，他断言:经济全球化并没有给参与其中的所有国家及社群带来福祉，反而扩大了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分配不均，由此产生了众多的全球化反对者。发达国家担心就业机会被发展中国家抢走，而发展中国家则抱怨不公平的国际规则限制了它们经济发展的空间。当然，这不是全球化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全球化的游戏规则错了——这个错误的游戏规则就是IMF推行的“华盛顿共识”政策套餐。要使全球化重新运转起来，就必须由各国根据自身情况管理经济。
显然，罗德里克和斯蒂格利茨的观点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波兰尼的影响。在2001 年为再版的《大转型》一书所做的前言中， 斯蒂格利茨写道:“如果波兰尼现在还在写作的话，他一定会认为全球化今天面临的挑战在于是否能够改变（市场和社会间的）不平衡状态——如果还不是太晚的话。” 而波兰尼的“双向运动”和罗德里克的“三元悖论”更是异曲同工。在他们看来，全球化这根橡皮筋已经越绷越紧，各国都需要对他们的国内政策进行调整。罗德里克的分析重点是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和福利政策，而斯蒂格利茨则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发展中国家。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被称为“无需全球政府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 without global government）。尽管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内在的动力和阻力并未改变。只要市场整合的推力和社会整合的拉力冲突持续存在，全球化就不会是一个持续向前的过程。正所谓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二、全球化逆转的证据？
历史经验显示，全球化逆转是可能的， 甚至可以说是必然会发生的。那么历史会是简单的重复吗？当今世界是否已经出现了全球化逆转的迹象呢？我们可以先从贸易、资本、人员这三个基本指标的跨国流动趋势来判断。
国际贸易增长乏力可能是最需要担心的指标。贸易产出增长比率（Trade Output Growth Rate）是经济学家衡量全球化的重要指标。从历史上看，全球贸易通常比世界经济的增速高50%，在全球化最鼎盛的上世纪90年代甚至比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快一倍。而在公认的全球化倒退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全球贸易的增长速度落后于产出的增长速度。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一直没有走出衰退的阴影。全球贸易增长率在2014和2015两年分别仅为3.4%和2%， 基本同经济增长速度持平。2016年的全球贸易增长可能仅为1.7%，将会低于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正是这个神奇比率的出现，让不少经济学家预测全球化即将或是已经开始逆转。然而事实上，目前的全球贸易情况已经从2009年的低谷爬升出来，发生崩溃的可能性很小。反观历史，即使是贸易额下降了12.5%的2009年，也算不上是最糟糕的时候。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全球化逆转最重要标志是国际贸易大萎缩。在1929年至1933年间，全球贸易额萎缩了三分之二，最终导致全球贸易体系的崩溃。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在《世界大萧条》（The World in Depression）一书中用一张类似蜘蛛网的小图绘出了全球贸易螺旋式下降的过程。而这张图就是著名的 “金德尔伯格螺旋”。
再来看资本流动。跨境金融资产同全球产出的比例从2007年的57%下降到2015年的36%。这个趋势似乎是全球化逆转的又一个证据，但这其实是市场压缩投机泡沫和规避银行风险的自然结果。2008年金融危机后， 市场对银行稳定性的不安感上升，银行借款比例大幅下降。与此同时，国际直接投资和债券等长期性投资却持续增长，已经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2015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增长40%，达1.8万亿美元。流入发达国家的外资增长尤为强劲，几乎翻了一番。同时， 全球85%的投资政策调整都在朝着推动自由化的方向发展。
人员流动也是衡量全球化的重要指标。2015年全球移民数量为2.44亿，比2000年增加了41%。两个最主要的移民接收国——英国和美国，移民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并接近历史最高水平。但这个看上去最乐观的指标却变成了全球化最主要的威胁之一。在美国，数百万非法移民的命运可能被总统大选结果决定。在欧洲，潮水般涌入的难民很可能会成为欧盟分裂的导火线。英国脱欧就是最明显的标志。不少对全球化前景态度悲观的观察者认为，全球化逆转的标志不是拒绝贸易，而是拒绝移民。
多边自由贸易体系（Multilateral Free- Trade System）的谈判进展缓慢似乎也成为了全球化逆转的又一个标志。1999年，在WTO的部长年会上，反全球化力量首次集体亮相，在会场外游行示威。原计划于当年启动的新一轮贸易谈判被迫推迟到了2001年的多哈。而这个以发展为主题的多哈回合谈判（Doha Round of World Trade Talks）从一开始就举步维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甚至无法在议题的确认上达成一致。在2015年的内罗毕会议上，美国和欧盟提出放弃多哈回合，用新的议题和方法另起炉灶。而中国和印度等国则认为多哈谈判还是应该继续。尽管多哈回合还没有被正式宣布死亡，但事实上已是“植物人”了。
然而，在多边贸易谈判无法推进的同时，双边和地区性的自由贸易谈判却是风生水起。在关贸总协定（GATT）实施近50年时间里，全球共签订了124个自由贸易协定。而WTO成立20年以来，已有超过400个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并实施。亚洲是经济一体化推进最迅速的地区，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 亚洲地区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不到世界总数的10%，而现在已占到了40%。平均每年有5 个自由贸易协定签署。金融危机非但没有中断或减慢这个过程，反而让各国认识到抱团取暖的重要性，进而加速了各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动作。印度和中国是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最积极的国家。
全球化的逆转通常会和贸易保护主义（Trade Protectionism）相伴相随。这就是罗德里克所说的“膝跳反应”式应对。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期间也是贸易保护主义最盛的时候。1930年，美国通过了著名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大幅提高上千种进口商品的关税，由此引发了各国之间的贸易战。尽管这个法律不是大萧条的直接导火线，但却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给全球贸易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一直到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上台后的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互惠关税法》（RTAA），把签订贸易协定的权力从国会转到总统手里，重新举起自由贸易的大旗，才阻止了这个严苛的贸易保护政策继续作恶。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继续推进贸易自由化似乎已失去了动力，贸易保护主义的阴影一度笼罩着主要国家的经济政策。但 “膝跳反应”式的贸易保护政策并没有变成全球性的现象。或许是《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这个反面教材的教训太过深刻，各国在考虑贸易保护手段时都担心重蹈贸易战的覆辙。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来自于贸易结构的变化。传统的贸易保护措施包括关税壁垒（Tariff Barriers）和非关税壁垒（Non-tariff Barrie）——都是基于国家边界实施的保护性政策。但全球价值链贸易的扩张，使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更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传统贸易保护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已经显著下降。一个针对中国进口的电子产品的惩罚性关税伤害到的不止是中国的出口商，也可能是美国和欧洲的部件生产商。为保护本国企业而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到头来很可能对其自身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尽管一些政客们出于争取选票的考虑会高喊保护国内市场和产业，但真正的政策实施却会很小心。
从美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尽管支持贸易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两党候选人也不断强调要对本国市场进行保护，但远未达到扭转政策方向的程度。事实上，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在2008年的总统竞选中也强烈批评自由贸易，但上台后就改变策略， 开始强力推动TPP协议。由于大选， TPP近期在美国国会通过的可能性不大，但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公众支持TPP的比例仍远远超过反对的比例。而TPP成员国中的新兴国家（如越南、秘鲁、智利、墨西哥等）对自由贸易协定的支持度也更强烈。因此，尽管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上升，但以中国、印度为首的新兴国家对贸易自由化的推动力量仍然强大。从这一点来说，贸易保护主义不太可能成为全球化的主要威胁。
更值得欣慰的是，全球治理的推进步伐也在加快，在2015年取得了三项显著成就。第一项是7月达成的《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Addis Ababa Action Agenda）， 强调了各国要联手打击非法金融流动和避税;第二项是9月通过的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Transforming our world by 2030: A new agenda for globalaction），为今后15年的国际发展设定了17 项全球目标;第三项是12月通过的《巴黎气候协定》（Paris Climate Agreement），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做出安排。所有国家都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做出了承诺。
三、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
如果发生在8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尚不能动摇全球化的根基，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如此担心全球化逆转呢？关键点在于，全球化引起争议的关键不是如何创造财富，而是如何分配财富。正是由于全球化下的财富分配不均，对全球化的质疑和反对才从未消失，即使是在全球化理念最鼎盛的90年代。
NAFTA实施20多年来的表现似乎印证了佩罗“巨大吸食声”的预言。NAFTA启动前一年，美国对墨西哥有1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而到了2014年，美国对墨西哥贸易逆差高达540亿美元。更严重的是，2000年以来，美国减少了500多万个制造业工作机会。如果说全球化损害了发达国家中蓝领工人的利益，那么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从全球化中受益了吗？意想不到的是，墨西哥也并不是自由贸易的赢家。加入NAFTA后，其人均收入的年增幅仅为1.2%，不仅在NAFTA三国中最低，更远低于同属拉美新兴市场的巴西、智利、哥伦比亚等国。而且国内的制造业就业机会根本没有净增加。那消失的就业都去哪儿了呢？
“中国”可能是很多人的答案。的确， 中国大概是全球化中最大的获益国。出口和外资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把美国消失的制造业就业都归咎于中国显然是不公平的。三位美国经济学家的最新研究显示，美国减少的500多万个制造业就业机会中，只有21%是由于同中国的贸易竞争造成的，而剩下的几乎全是因为自动技术的广泛应用和生产率提高造成的减员。比如，电商巨头亚马逊（Amazon）已经开始使用机器人代替人工分拣货物。尽管亚马逊声称此举不会造成就业减少，但在不远的将来，全社会可能都会问同一个问题:你的工作是否会被机器人取代？
全球化下国内的财富分配是否更加公平呢？长期以来，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为全球化的支持者描绘了乐观的前景:虽然贫富差距会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增大，但经济增长最终会缩小社会贫富差距。这个猜想在全球化时代却并未得到证实。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在大多数国家都扩大了。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一书中对贫富差距扩大做了有力解释。他指出，从历史上看，资本的收益率持续高于收入增长率，导致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而在全球化时代，由于资本的跨国避税能力更强，各国政府不得不更多地依靠收入所得税来支撑福利支出，贫富差距可能会进一步增大。
那么，到底谁是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在新作《全球不平等》（Global Inequality: A New Approach for the Age ofGlobalization）中，前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 仔细考察了全球化最鼎盛的20年，即从冷战结束前夕的1988年到金融危机爆发时的2008年，不同群体的收入变化情况。他发现处于全球收入排位40%~60%区间的群体获利最大，20年中平均收入增加了80%。这个群体是“全球新兴的中产阶级”，主要位于亚洲的新兴经济体中。而最大的输家则是发达国家的中低收入阶层，他们的收入在20年中几乎没有增长。如果把中美这两个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放在一起来比较，就会有更惊人的发现。美国的中下层（收入后20%的人群） 同中国的中上层（收入前20%的人群）之间的差距从1988年的6.5倍缩小到2011年的1.3 倍。如果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继续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到2050年，全球不平等将会主要表现为美国的富人和穷人以及中国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这种场景将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绘的场景非常相似。
但是，确定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并不像划分白领蓝领这样简单。赢家通吃的现象几乎出现在所有的国家。处于收入顶端的1% 的富人的收入增长幅度超过了社会的其他阶层，在美国更是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从1979 年到2007年，最富的1%同其余99%的收入差距增加了3倍。正是因为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均，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反全球化的力量才显得如此强大。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尚有42%的美国民众认为全球化对美国经济有利。而到了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这个比例就迅速下降到了25%。
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拉大也许不是一个令人意外的发现，因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本身就会产生赢家和输家。但新自由主义者通常相信，全球化总体上会为所有国家带来广泛的福祉——贸易、资本和人员的跨国流动会有助于减少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控制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收入差距。这个观点的确在早期的全球化中得到了印证。在1870年至1914年的第一轮全球化进程中，欧洲大陆的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
这个历史经验让经济学家们对全球化产生了乐观的预期，认为全球化带来的贸易加速流动和技术进步必然会推动发展中国家迅速增长，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因此，20 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一轮全球化被认为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充满机遇的时代。
数据展示的结果却恰恰相反。如果把发展中和发达国家在二战后的经济增长速度做比较，就可以发现1980年是一个分水岭。 1950年到1980年之间，发展中国家的GDP年平均增长速度为5%，而在1980年以后，除中国和印度外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仅为3%。发达国家自1960年以来的GDP年平均增长速度一直为2%左右。如果从人均GDP 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增长速度都在1980年以后显著放慢。但排除中国和印度等少数国家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下降幅度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自1960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现象的确在发达国家之间已经出现，但却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出现。这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每出现一个博茨瓦纳和韩国，就会出现一个马达加斯加和尼日尔”。换句话说，全球化并没有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反而让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表现更趋分化。
四、靠什么拯救全球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自由主义者是胸怀天下的。因为他们对于自由贸易的支持是基于全球性的视角。从比较优势的原理来看， 贸易在总体上对所有国家都应该是有利的。全球化也的确带来了很多红利:自1980年以来，全球有超过7亿人跳出了绝对贫困线。
1990年至2010年间，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最高的30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3.3%，而参与程度最低的30个国家的年平均增速仅为0.7%。这个结果显示参与全球化能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显著收益。当然， 新自由主义者也承认全球化会制造赢家和输家，但认为合理的再分配政策可以调和赢家和输家之间的矛盾。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很丰满，而现实主义的考虑很骨感。作为消费者享受到的全球化好处，和作为就业者遭受到的全球化打击，两者孰轻孰重，是不难判断的。购买的便宜进口货虽然总量很大，但对于个体消费者来说几乎可以被忽略。然而被外国竞争者抢走工作带来的损失却会让人铭心刻骨。况且，全球化下的输家比预想的要多得多，而政府的社会调和效率也比预期要低很多。就连新自由主义大本营的IMF都开始对新自由主义政策进行反思。在名为《过度贩卖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Oversold？）的文章中，IMF的学者承认，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确加剧了贫富分化，危及了全球化的持续扩张。
尽管全球化的现实与新自由主义的预期相距甚远，但全球化并没有逆转，只是遇到了减速路障（Speed Bump） 。发达国家的低迷走势和发展中国家的分化趋势减弱了全球化持续扩张的动力——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个绷紧的橡皮筋的确应该放松一下， 否则发生断裂的可能性会很大。与此同时， 各国都应该对其国内政策重新审视和评估， 并制定更合理的全球治理的游戏规则，让全球化的分配更公平合理。
首先，各国的监管和福利制度需要改革。正如波兰尼所预言，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候正是各国社会分化程度最高的时候。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几乎在所有国家都扩大了，这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现象，也是反全球化声浪日益高涨的主要原因。《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把“消除各种形式的贫困”作为首要目标，是修补全球化漏洞的有益尝试。但贫富差距扩大是全球性的问题，不只是集中在低收入国家。由于国家制度环境的巨大差异性，面临的贫富差距问题表现也不同，寻求并推广全球“最佳实践”的做法不切实际。但是一些有效的政策方向，如加强基础设施和教育投入、保护低技能劳工的权利、严格监管金融部门等措施仍应该成为各国应对全球化的重点考虑。
其次，尽管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没有呈现出明显的扩大趋势， 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却在进一步扩大，由此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改革迫在眉睫。全球化的形式和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贸易已经成为了国际贸易的主流，占到全球总贸易额的60%。20世纪80 年代以来，全球分工逐渐从产品和行业的国际分工转向生产过程的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的全球价值链逐渐形成并不断延伸。在这一过程中，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凭借技术优势和市场规模，占据了全球价值链的高端，而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商大多位于低端。换句话说，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再是纯粹的单向依附关系，但依附理论的核心部分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全球价值链上利益分配的不平衡一直存在。由于国际规制对产业政策空间的限制，发展中国家突破全球价值链天花板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他们可能被困在价值链低端，无法进行技术转移并实现产业升级，因而陷入发展陷阱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全球化的主导力量正在发生变化。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后，下降速度更加明显。部分新兴国家推动全球化意愿强烈，开始在全球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全球化处于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候，中国应该成为推动全球化持续公平发展的核心力量。中国在过去30年中的高速增长也许可以证明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但是，贫富差距迅速扩大也是困扰中国发展的巨大障碍，反全球化声音同样有增大的势头。中国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发展轨迹，事实上削弱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的形象，也使中国改革国际机制的诉求缺乏广泛的支持。中国应切实利用自身庞大的生产和市场规模，推动进一步的国际发展合作，把中间产品生产据点纳入其他发展中国家，形成高效率的全球生产链。另一方面，中国应在国际规制改革中贯彻“包容性多边主义”的原则，帮助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政策空间。
在《大转折》的最后一章中，波兰尼写道，“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由存在的可能性是不确定的。如果规则是一个复杂社会中唯一可以用来扩散和加强自由的手段，而使用这种手段又同自由本身相冲突的话，那么这样的社会就无法真正获得自由。”这段话，对于认识今天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同样适用。
注：本文原题为：“全球化进程并未逆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