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现在高校师生和党内外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信仰与50年代的人相比有较大的减弱趋势；也有人说，信仰的减弱是理论宣传不够所至。而我以为，这种现象的发生，不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宣传和学得太少，亦不是基层教育宣传者的个人水平太差，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理论关节点、所有制、社会生活、宣教效果、学科方向、党章和教材内容等多方面存在缺陷。
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比较来分析，由于在祖国内地与港台、北朝鲜与南朝鲜、东德与西德、苏联与美日等一些经济比较中存在方法和信息上的问题，因而误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进而怀疑马克思主义。事实上，这些尖端的难题都是可以得到圆满的实证分析和理论解释，从而证明改革前后的社会主义制度均优于资本主义制度，但这类研究成果没有被学术界和官方广泛接受，进而形成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障碍。
就苏联解体的原因来说，党内外和学术界没有形成科学的主导思想。尽管江泽民同志在过去的讲话中曾指出，苏东国家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放弃社会主义的失败。但由于中央没有一个正式文件或一篇文章对此作过系统分析，因而众说纷纭，思想混乱。我赞成中国社科院陈奎元院长在今年（2004年，编者注）4月20日《人民日报》的文章所下的结论：“苏共丧权、苏联解体，当然有体制僵化、经济缺少活力、决策失误等多方面的原因，但精神信仰的崩溃，在‘西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冲击下，党和人民的思想陷于混乱，则是更为深刻的根源。”
从存在决定意识，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分析，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大卖或大送公有企业，而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再过几年，将达到一半的比例，这自然容易使越来越多的人怀疑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性，认为我国即将进入公私对半的“半社会主义、半资本主义”的社会，进而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长期存在的必要性产生怀疑。
有些善良的同志，以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所有制结构的本质规定性，以为意识形态同经济基础没有密切的决定性关联，以为共产党可以长期领导一个以私有制占多数的国家，用这种缺乏历史唯物主义常识的模糊理念去从事改革、宣传和教育工作，势必会加深社会信仰危机的程度。
从理论宣传教育的结果来分析，有相当多的人得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不姓资、不姓社，只要‘三个有利于’，而邓小平在‘三个有利于’前面加的‘社会主义’仅仅是说说而已”，得出“只要共同富裕，而不管实行什么‘主义’”，得出“邓小平事实上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甚至得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同社会党的理论没有本质区别”，他们进而怀疑党的性质，怀疑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怀疑马克思主义。
这就提醒我们应该反思： 为什么占用这么多的资源，花费这么多的精力，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宣传教育，竟然还有日渐增多的重要人士和社会公众形成了截然相反的思想结论。类似的状况并非罕见。其缘由，除了上述所有制结构变动的因素影响之外，与理论宣传教育上的逻辑矛盾性、片面性和空泛性，也有直接的关系。这就提示有关高层部门，必须集思广益、与时俱进地重新审视某些现存理论，重新探究宣传教育的针对性、策略性和有效性。
从课程和教师的比例来分析，少量的公共理论课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思想和主张，而又有不少社会科学的专业课或多或少地做了反宣传。譬如，有些学者在西方学了西方经济学等专业，回国后没有继续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课程，而当时使用的西方经济学等教材又是原版的，这样，他们在给学生上课时，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做了反教育。这个问题极为普遍。可见，使用和重用自然科学人才同使用和重用社会科学人才，是有不同特点的。如果执政党不掌握这一人才的发展规律，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中将有可能自乱阵脚，适得其反。
从党章和文科教材来分析，党章和现用教材中都没有关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的定义及其基本特征的阐述。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教材还有关于共产主义基本特征的简短论述，后来几乎将其全部删去，仅仅孤立地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导致日益增多的教育者和被教育者，认为共产主义的经济制度特征和本质规定是讲不清楚的。如果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共同所有制和按需分配都不算共产主义经济制度特征和本质规定，而只是追求在物质财富、思想精神和人的发展三个方面的极大提高，这是不是用抽象特征来取代基本特征？脱离马克思文本所规定的经济制度本质特征而单纯谈论这三个抽象特征，又怎么使人清晰地得知将为此奋斗一生的共产主义目标的确切内容呢？事实上，在马克思原创学说里，关于共产主义的三个抽象特征是以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共同所有制和按需分配等基本特征为基础来统一描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