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关系”缘何重要？
首先，外交关系网络越大，其蕴含的潜在资源就越多，也越有助于国家获得外部支持。资源不但可以被个体占有，而且也嵌入社会关系之中通过关系网络可以摄取。关系规模越大意味着国家的外交资源越丰富，越有可能争取国际支持。那些盟友规模与伙伴数量比较多的国家可以通过保持密集、重叠的关系网络，来获取差异化资源和竞争机会。无论是强联系还是弱联系，国家拥有的关系数量越多，表明其在国际体系中越处于有利的位置。换言之，外交网络发挥着资源配置的作用，国家可以通过与其他国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获取稀缺资源。
其次，与伙伴、邻国间的关系强度越强 越有利于实现周边外交战略。如果说正式联盟属于“强关系”，需要情感支持与价值认同，那么伙伴关系则相对分散与非正式，属于“弱关系”，更有利于信息与资源的灵活流动。基于关系距离的远近不同，行动的塑造力就不同，在熟人关系圈内，人际交往的最高指导原则是“和为贵”，个人必须尽力和熟人保持和谐、良好的关系。投射到国际关系中，最好的世界秩序是“四海一家，天下大同”。此外，对外网络可以获取多样化的信息与资源，有助于降低不确定性，规避国际风险。
再次，越占据网络中心的位置，越有利于争取国际支持。关系管理有助于约束自己、制约对手，也能转移压力、分摊成本，扩大自身在国际议程设置与危机事件解决中的分量。通过研究外交关系的“中心度”可以综合评估一国在全球网络中的地位与实力。换言之，竞争优势不仅是实力优势，更是关系优势。例如 19世纪的大英帝国依靠遍布世界各地的殖民体系、东印度公司商贸网络、海外军事基地支撑起“日不落帝国”的辉煌；美国全球地位不仅源于其自身优越的实体性资源（如GDP、科技、教育、工业体系、先进制度等），也在于与外部世界长期维持的广泛的支持性网络，特别是盘根错节的全球军事部署与联盟体系。纵观一些重大国际行动中，盟友都以政治表态、派遣军队、后勤补给、情报共享、经费分担等多种形式给予美国有力支持。
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不仅需要正确评估自身实力，更应学会审视自身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当前，中国更加强调主动塑造外部环境，外交转型体现出三大特点。
首先，更加主动塑造与构建全球网络。中国将独具特色的“结伴不结盟”作为外交的长期战略。2014年11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此外，文化交流、城市外交与经济贸易网络也不断扩展，无数关系和节点交织而成的外交关系网络构成了中国崛起的场域。中国的崛起进程就是一段不断融入世界、与外部联系网络日益扩大的历史。
其次，从强调内部积累到注重外部联结。当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后，中国外交更需寻求将实力积累转化为“外部影响”，以更好参与和建设新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比如，亚投行、“一带一路”的提出和启动 既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自身调整有关，亦在于满足外部发展需求。中国唯有通过培育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惠”才有可能寻得下一阶段可持续的发展空间。
再次，构建互联互通的外交关系格局。在不结盟大原则下，中国近年来努力构建差序化的“伙伴关系”网络体系。中国的“伙伴关系”体系并不是强制性的权利和义务的交换，而是一个双边和多边关系发展的平台，因此更具有“聚和效应”，更有助于以开放、灵活、非强制性特点争取大部分国家的认可与支持。
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关系主义理论研究取得重要突破。以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台湾大学石之瑜教授为代表的中国学者积极发掘本土思想资源，将儒家文化的核心概念“关系”抽取出来，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
首先，微观层次的关系主义关注二人群体中的互惠均衡。石之瑜曾明确指出自己的理论属于“儒家互惠的双边主义”。他认为，相比多边关系来说，双边关系中积极情绪更容易渗透到个人层次。外交关系嵌入的二元结构中，双方坚持自我克制与角色规范，使得双方更容易形成肯定性关系，而不是防卫性关系；肯定性关系更有助于形成积极情绪。本土心理学也认为“关系”管理可以通过给予他人恩惠、改善与他人的感情 发展共同兴趣及表示关心及给予支持等展开。这种“关系”具有双边互惠的感情成分和工具成分。
其次，宏观层次的关系主义注重群体文化的建构。秦亚青较早意识到西方话语下的零和冲突逻辑无法解释中国长期坚持的和平发展实践。唯有回到儒家关系主义方可理解中国。在儒家哲学看来，个体的存在是不完整的，没有与他人的连带，个体便失去了意义。这种人际“关系性”思想，也渗透到中国外交中。当前中国在亚洲以“亲、诚、惠、容”方针与周边大部分国家维持良好关系，就是培育关系资本的外交努力。
关系主义分析的前景与挑战
“关系主义”分析已经打开了新的理论想象空间。世界秩序不可能只有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一种形式。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想象也必须跳出西方单一的思维逻辑 观照东方智慧实属必要。当前，在全球治理危机、亚洲崛起、西方自由主义秩序混乱的背景下，以“关系”为视角将世界视为一个情理兼顾的网络就是一种创新思维。当然，中国学者的关系主义理论要摒弃两种偏向。
一种是将中国社会中的关系现象特殊化，无视中西理解的差异。提炼自中国的“关系”（guanxi）与西方的“关系”（relations）在起点上就是存有差异的。前者产生于“家本位”社会，人与人之间都是“亲属／类亲属”关系的推广，在这种长期封闭的熟人关系网络中，人们之间的连带天然就是“强连接”。但是，西方语境下的“关系”仅仅指两个行为节点之间的交合、互动与接触状态，与纽带（ties）关联（linkages）和联结（nexus／contacts）同义，它来自于相互陌生的第一次相遇，以及彼此意图不明的生存机会竞争。儒家的“关系”与数千年的中国农业文明联系，更具特殊性。正是这种特殊性，使其乐观地强调了关系的和谐效应，掩盖了关系背后的利益冲突。
另一种偏向是将关系概念泛化，忽视关系的具体分类。在现实中，关系分类有助于明确利益边界。在国际关系中分清敌友关系、利害关系是政策制定的基本需要。军事联盟、战争冲突、国际合作、经济贸易中都包含着无数的关系，甚至权力关系、从属关系、友好关系、敌对关系都可以说是关系的具体形态，如此“关系”似乎包含了一切，但这些“关系”是如何运作的呢？显然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模式来回答这个问题 必须进行精细化分类。对于一个充满创造力的分析范式而言，关系主义范式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积极借鉴各种研究方法来进一步细化“关系”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