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现有华人约800万～1000万人，分布在印度尼西亚全国各地，人数居世界各国华人之首。在苏哈托总统时期，印度尼西亚政府力求让华人快速融入当地社会，推行强制同化政策，华人被迫与当地社会快速“融合”。1998年，印度尼西亚进入民主改革时期，该国政府逐步正视华人问题，将对华人及华人文化带有歧视性的条例逐步一一取消，华族被认可为印度尼西亚多元族群的一员。
一、研究目的、方法与基本情况
“认同（identity）”一词源起于哲学研究领域，表示“变化中的同态或同一问题”，后被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多个学科引进和拓展，发展出许多不同摘要：本文基于在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问卷调查，旨在考察印度尼西亚华裔新生代的族群认同、族群关的用法。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等领域认同被用以着重揭示个人与群体，甚至群体与群体的归属。认同是社会文化的产物，通过接触异质文化从而产生将自己归类、划界的认同感，并且认同又随个体和时间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在华人研究领域，著名东南亚华人学者王赓武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东南亚华人多重身份认同的理论，并提出了研究种族、国家、阶级、文化等的多重认同规范和标准。而厦门大学庄国土教授提出可将东南亚华人的认同分为政治（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两大类，认为其他各种认同都可以归于这两类认同。
对华人认同的研究向来是印度尼西亚华人研究领域的重点，在王赓武等学者主编的几本关于认同研究的重要著作中，都有对印度尼西亚华人认同的研究。不过，国内外学者对印度尼西亚华人的认同研究有一个共同点，即这些研究更多地是基于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历史分析与观察，虽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尚缺一些实实在在的田野调查。近年来，在中印（尼）双边关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大量印度尼西亚华人来华留学，并且通过各种方式与中国发生密切的互动他们的族群认同和对华认知或许会出现一些不同的变化。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旨在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直接考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印度尼西亚华裔新生代的认同、族群关系与对华认知情况。
2013-2014年课题组以“印度尼西亚华人与中国”为题，在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发放问卷。问卷分为A、B卷两类，语言为印尼语，其中A卷针对印度尼西亚华人，调查其华人认同、族群关系与对华认知，问卷样本主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社团、三语学校、高等院校以及中国国内两所华侨学府（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的华文学院，有效问卷708份；B卷主要针对印度尼西亚非华裔的当地族群，调查印度尼西亚当地族群对华人以及华人与中国关系的态度，有效问卷194份。为保证问卷调查的可信度和有效度，课题组采用了问卷与观察、访谈相结合的调查方法。问卷中有98%的问题做到量化，对调查结果采用SPSS软件进行定量分析，结合观察与访谈资料进行定性分析，并将两方面相结合互相验证，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研究的问题进行探讨。
在研究角度上，问卷主要从族群文化、语言能力、族群关系、对华认知等角度来探讨印度尼西亚华人的认同。为了细致考察印度尼西亚华人的认同，我们设置了代际、混血、教育水平和区域变量进行分别考察。不过，在代际变量中，由于第一代华人受访者的人数量太少，本文主要考察第二至第四代华人的样本。另一方面，一些变量之间会相互影响，为了避免做出武断的结论，课题组将结合长期的实地调研对相关的变量分析进行一定的取舍。
受访的印度尼西亚华人情况如下：年龄在12～34岁的占93.8%，其中18～34岁的占54.2%，12～17岁的华裔青少年占39.6%，受访者以年轻人为主；职业数据显示，受访者以在校学生为主，占74.5%；受教育水平方面有65.5%在中学以上，28.7%在大学以上；血缘方面，认为自己是没有混血的华人（以下简称纯血华人）占78.1%，承认自己是混血后代的占21.9%；代际方面，超过八成的受访者是第三代（30.09%）和第四代以上（57.75%）的华人，其中以12～45岁的受访者居多，而第一代和第二代华人分别占2.74%和9.42%，以45岁以上的受访者为主。综所上述，考察印度尼西亚华人的调研结果主要反映了印度尼西亚华裔新生代的观点。
而受访的印度尼西亚本土族群年龄在18～39岁的占86%，其中18～29岁的年轻人占68%，30～39岁的占18%；职业方面，在校学生过半（58.8%），其次为政府雇员（16.5%）和专业人士（14.9%）；63.9%的受访者的受教育水平在大学及以上。问卷结果主要反映了印度尼西亚本土族群年轻一代的观点。
二、印度尼西亚华裔新生代的族群认同
对于印度尼西亚华人的族群认同，我们从其自我认同、文化习俗的操守、语言的使用和人际交往范围与偏好等方面来进行考察，以了解他们的族群认同状态、族群文化的参与程度和族群融入程度的情况。
（一）印度尼西亚华裔新生代的自我认同与政治认同
问卷结果显示，在自我认同方面，68%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印度尼西亚华人”，有14%认为自己是“华人”，11%认为“要视情况而定”，而认为自己是“印度尼西亚人”的占7%（图1）。对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两地的样本分开统计显示，相较于在华的印度尼西亚华人留学生，印度尼西亚国内的华人对自身族群认同较高。
课题组还通过设置“球赛支持”的题目，从侧面了解受访者的政治认同。结果显示，印度尼西亚华人对“印度尼西亚队”的热情支持度最高，达42.2%，其次是“中国队”（29.5%），第三是“美国队”（20.4%）。可见，印度尼西亚华人在国家认同上忠于所在国印度尼西亚，但由于文化上的亲近感，对中国队也有一定热情的支持度。另外，通过导入不同的变量有几点发现，一是随着代际的更替，华裔新生代对中国足球队的热情支持度呈递增趋势；二是纯血华人对中国球队的热情度要高于混血华人；三是印度尼西亚本土的样本显示其对中国队的热情度明显高于在华印度尼西亚留学生。
（二）印度尼西亚华裔新生代的文化习俗参与程度
在对中华文化符号的熟悉程度方面，1998年，印度尼西亚进入民主改革时期，政府对华人文化全面解禁，并逐步消除之前政府一系列对少数族裔的歧视政策，春节成为印度尼西亚的法定节日。调查显示，春节是印度尼西亚华人最为熟悉的中华文化符号（图2）。通过整体代际差异分析显示，第四代受访者对印度尼西亚文化符号熟悉度的平均值最高其次是第二代华人。而对每一个选项进行代际差异分析也显示出随着代际增加，华人对中华文化符号的认知都呈上升趋势。另外，第二、三、四代及以上的华人对中国的典型器物文化元素（如长城和北京）的熟悉度很高，一是因为老一辈的华人在20世纪50年代左右接受过华文教育，二是因为新生代华人在中文补习班和学校课堂中学习过中文，这些典型元素常出现在来自中国的汉语课本和电视节目中。
在了解中华文化的主要途径方面，调查结果显示，参加华人传统节日是印度尼西亚华人了解中国或中华文化的主要途径（图3）。由于受访者中以新生代为主，其父母多是在20世纪苏哈托执政时期接受印度尼西亚本土教育成长起来的，对中华传统文化较为陌生，因此其子女大多是通过参与一些华人传统节日庆典（如春节、中秋节等）来重新了解和感受中华文化。
宗教信仰是影响华人文化习俗的因素之一。受访者中有51.5%信仰佛教，22.1%和14.2%信仰新教和天主教，3.3%是伊斯兰教徒，佛教仍然是印度尼西亚华人的主要信仰。印度尼西亚华人集体庆祝其传统节日多以社团为单位进行，例如由宗教社团、宗族社团、华文教育社团等开展一定规模的半公开、公开节目或比赛供华人社会及当地民众参与。新生代华人多是在节日时跟随家人或社团参与庆祝华人传统节日，其中有接近九成（87.7%）的受访者习惯庆祝春节。混血华人和纯血华人的变量分析显示（图4），有近七成混血华人选择庆祝春节，而纯血华人有九成；在庆祝圣诞节方面，混血华人有43%，而纯血华人较少，为22.3%；在其他非华人传统节日的选项结果中，混血华人选择比例较纯血华人稍高。由此可见，受父母双方的家庭文化影响，混血华人更多地带有多元化的本土色彩，而纯血华人对于中华文化则有更多的眷恋。
（三）印度尼西亚华裔新生代学习中文的动机
印度尼西亚在1998年进入民主改革时期后才对中文（普通话）逐步解禁，华人的中文断层长达30年之久。调查显示，印度尼西亚华人学习中文主要受内在动机和工具型动机影响，一是对了解自身文化和传统的渴望（58.8%）二是出于对前途的考虑（52.9%）。其学习动机主要体现为源于自身需求的主动型学习动机，而来自外部如受家人压力（16.8%）和朋友影响（9.7%）的被动型动机的影响较小。
而在中文重要性方面，对于大部分华人受访者来说，学习中文对未来取得成功是很重要的，其中认为“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的共占了88.6%，至于中华传统价值观对工作和生活的影响度，则分别是6.59分和7.52分（满分为10分）。整体上印度尼西亚华人认可中华传统价值观会对自身工作和生活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四）印度尼西亚华裔新生代的族群融入程度
在族群融入程度中，首先从日常人际交往方面，印度尼西亚华人受访者的交际圈主要有“华人印度尼西亚人各一半”和“印度尼西亚华人”两大类（图5）。课题组通过对比混血华人和纯血华人样本，发现混血华人的人际交往情况再次显示其多元化的趋势。族群一般具有一定的聚居特点，印度尼西亚华人也不例外。印度尼西亚华人会因不同的身份背景（如社会地位、来源地等）而相对集中地居住在某些区域，此外，在择校方面也会趋向于选择华人学生较多的学校。因此居住环境和受教育环境影响华人的社交范围，尤其影响占大多数的华裔新生代。
在与印度尼西亚本土族群交往方面，有超过一半（53.4%）的受访者认为自己与本土族群交往没有障碍。对于本土族群对华人是否存在偏见的问题上，有34.5%认为存在偏见，有41.6%表示“不清楚”，认为没有偏见的不到三成（见表1）。有意思的是，从混血和纯血华人样本分析显示，纯血的华人赞成“与本土族群交往没有障碍”（55.6%），高于混血华人的47.5%；而纯血华人选择“本土族群对华人存在偏见”选项的达35.9%，选择“不清楚”的有43.3%，混血华人则相对较低为29.8%和36.9%。可见，印度尼西亚华人尤其是纯血华人与本土族群的接触较为有限，目前印度尼西亚华人在与本土族群的交往上尚存在一定的隔阂。
在族外通婚方面，华人受访者中有42.7%持反对态度，有30.2%表示无所谓，有19.3%表示不清楚，仅有7.7%表示赞成；关于受访者父母的态度有一半表示反对，15.8%表示无所谓，表示不清楚的有28.2%，表示赞成的只有6.1%。若对混血华人与纯血华人受访样本进行对比，混血华人及其父母对族外通婚的赞成度会较高于纯血的华人（表2）。可以说，印度尼西亚华人尤其是纯血华人拥有较明显的“我族”与“他族”的界限。
三、印度尼西亚本土族群对华人的认知以及对华人与中国关系的态度
除了从印度尼西亚华人的角度进行考察，课题组还通过对印度尼西亚本土族群进行了小范围的问卷调查，以了解印度尼西亚非华裔族群对中国、华人角色以及华人与中国之间关系的看法，以期了解印度尼西亚本土族群对华人的认知及双方的族群关系情况。
印度尼西亚华人人口在印度尼西亚2.45亿的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因此，本土族群与华人接触、交往的普遍性不会太高。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自己拥有华人朋友在5人以上的受访者占46.9%，1～5人的占41.7%，没有华人朋友的占10.8%。此外，我们还通过提出是否经常去华人聚集的“唐人街”来了解本土族群与华人的日常接触，结果显示，接近一半（46.9%）的受访者没有去过唐人街游览或购物，48.5%的人很少去唐人街，只有4.6%的人经常去，再次印证印度尼西亚本土族群与华人的接触相对有限。
（二）印度尼西亚本土族群对于华人在中印（尼）关系中角色的看法
印度尼西亚本土族群在与华人交往过程中主要了解关于中国的文化与艺术、中国价值观和经济发展现状方面的信息（图6），认为与华人朋友交往后对中国的认知有正面变化的达41.8%。总体来说，印度尼西亚本土族群可以从华人身上获得对中国较为正面和客观的信息，认为华人加强与中国的关系是有利于中印（尼）两国关系发展的，可以说华人是改变印度尼西亚本土族群对中国看法的重要力量。
四、印度尼西亚华裔新生代对中国的认知
除了考察印度尼西亚华人的族群认同和族群关系的情况，课题组还通过分析受访者对民间互动、留学选择及印象评分等方面更多维、深入地了解印度尼西亚华人对中国的认知。
受2005年以来中印（尼）两国友好关系提升的影响，中印（尼）两国民间往来迅速提升，印度尼西亚华人到中国旅游、留学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调查结果显示，他们主要是通过参加华人社团组织的中华文化活动、到中国旅游和留学等渠道与中国发生交往互动的（图7）在对中国的评价方面，整体来说，印度尼西亚华人对于中国的印象总体良好。
课题组对印度尼西亚华人受访者进行了关于对日本、新加坡、中国、美国和马来西亚5国简单的软实力评分，分别以对印度尼西亚的重要性、文化吸引力、产品质量和科技水平为主要评估指标。结果显示（表3），印度尼西亚华人受访者整体上认为美国的软实力最高（8.01分），其次是中国（7.54分），日本得分（7.42分）与中国差距不大，其后是新加坡（6.23分）和马来西亚（5.06分）。中国与美国和日本较明显的落差主要在“产品质量”和“科技水平”，而在“对印度尼西亚的重要性”和“文化吸引力”方面中国具有一定的优势。
我们也让受访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进行评价，以了解印度尼西亚华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认知。当印度尼西亚华人被问及对中国近30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时，得到的结果如图8所示：“经济模式”“科技创新力”“政治制度”和“劳动力资源”排在前4位。可见，以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为特征的中国发展道路在印度尼西亚华人心中得到较高认同，并且认为科技创新力、政治制度和劳动力资源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注释：略
注：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东南亚华裔新生代的认同及对华态度与认知》;国务院侨办委托课题《印尼华人在推动中印(尼)人文交流中的作用研究》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