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2016年，中国与美国鹰派公开交手主要集中在南海，但在2017年随着特朗普政府鹰派全面掌权，这样的交手将在东亚多数议题上呈现。
一、特朗普的外交与亚太政策：幕僚会起到相当大作用
12月13日，来自中国社科院、国防大学、清华大学等十几个单位的各领域知名学者齐聚，进行为期一天的会议，就美国东亚政策、俄韩朝日对美政策调整、台湾问题、南海问题进行专题讨论。以下为部分具体总结：
从内阁成员的选择和共和党用人特点的角度来看，特朗普政府将呈现出商人与军人主导的特点，外交决策团队以鹰派居多，而缺乏政治、外交经验将使特朗普在进行外交决策时更多的吸收幕僚建议，这意味着其对华政策及亚太战略的塑造形成阶段，幕僚、竞选团队成员的意见会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对华关系方面，特朗普上台初期将出现一定的空窗期，从而为中美关系带来一定程度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特朗普政府的保守、反华色彩将会比较明显并可能会在处理中美关系时采取联系战略，将不同领域的议题进行挂钩，形成对中国的全面压制，加剧中美贸易摩擦和战略对抗。
对于美国未来亚太政策，中国有必要打破传统固有思维（即全球化是主流、精英式、理性、应然思维）的限制，从变化的角度理解特朗普政府未来的亚太安全政策，以便于未雨绸缪，做好足够的战略筹划。
特朗普政府执政的基本理念为：实用主义、美国利益至上、保守主义和有选择的军事干涉，其亚太安全政策的基本原则将是以实力促进和平，更为强硬地应对外部挑战。但特朗普新亚太政策的实施将会面临着许多制约因素，尤其是在增加军费的需求与财政能力严重不匹配的现状下，特朗普又提出了大幅减税的计划。美国的现状无法支持特朗普新亚太政策的实施。
多数专家认为，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对外战略仍将以亚太为重点，在保持双边军事同盟的同时减小自身经济负担，同时通过在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保持对中国的长期战略压力，谋取在中美关系中的主动权和政治、战略利益等博弈筹码。
中美双边关系将决定亚太国际关系格局基本走向，因此，美国亚太政策变化将会使亚太地区的战略格局发生变化，这一变化主要体现在美国对涉华地区问题的操纵上。在地区热点问题上，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目标排序将会优先选择台湾问题作为打击、遏制中国的撒手锏，同时在南海问题上施加更多的军事压力逼迫中国对其让步妥协，在如贸易规则、人民币汇率、网络安全、关税等其他领域获得切实利益。
关于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筹码”作用这一话题，有的学者认为，安全问题与经济问题挂钩是个危险倾向，因为有些安全问题没法用经济利益来衡量。
二、东北亚四国对美关系走向：唯有俄罗斯空间最小
韩国内部政权的更迭不会影响韩美关系的大局，尤其是在“萨德”部署问题上，美韩的协定不会轻易废止，这其中既有韩国军方的推动作用，也有特朗普政府在战略安排和经济利益上的考虑。韩国追求半岛无核化及朝韩统一的战略目标美国建立东亚统一导弹防御体系的战略图谋，以及国内军工复合体的利益，都要求美韩同盟的巩固，而且会在增加韩国同盟义务的同时推进同盟合作。目前美国政府对韩政策的摇摆不定，将使韩国暂时与日本接近，减轻中韩关系恶化的压力。
日美关系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相对成型、机制化，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安全战略决定日美的政治经济关系将保持平稳态势，而特朗普政府希望日本在同盟框架内加强能力、多尽义务的要求也与日本自主强军的愿望一致。
有研究员认为，日本正在形成战略性、自主性、全球布局式的外交。
日本将会在日美同盟内配合美国在东海、南海的地区安全政策，与中国发生海上军事对峙的概率增加。日美对华政策的趋同使得中国在地区问题上面对的压力增加，为此，中国应该稳住东盟，与日本加强经济联系，在东海军事冲突上加强危机管控来应对将来的外部挑战。
俄美关系的改善空间有限，双方合作基础狭窄，两国只在军控及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上有合作接触面，但俄罗斯对世界事务干预的能力在不断下降，难以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相应作用。特朗普政府的能源政策将会对俄罗斯的能源外交形成有力冲击，在反导、反恐和叙利亚问题上两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会更大。不过，俄美关系并不是东北亚地区乃至亚太的主要矛盾。东北亚地区的核心问题其实是中日矛盾和朝核问题。
特朗普政府将会大幅调整奥巴马政府的对朝政策，放弃战略忍耐，转而与朝鲜进行谈判接触，以武力为后盾逼使朝鲜弃核。
美韩军事同盟内部的变化（美国加速向韩国移交战时指挥权）将使朝鲜半岛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上升，而朝鲜在美国新政府上台后也将努力开展外交攻势，争取在拥核的前提下与美国建交、结成战略关系，获得国际承认。朝鲜有以核计划在中美之间搞平衡政策的企图，而中国政府必须在朝核问题的解决中争得主动权，坚守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个底线，为保住这条底线所需承受的一些代价和损失是可以允许的。
中国在东北亚的应对之策：看清威胁与大势
关于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应对之策，学者们的体会是，中国在东北亚地区面临的四大安全威胁：朝核、朝鲜半岛南北统一、日本和美日韩双边军事同盟。
具体而言，中国要力促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在外部解决无望的情况下积极推动朝鲜内部政局向有利于和平稳定的方向变化，使其重新进入国际社会。其次是朝鲜半岛的南北统一是大势所趋，中国在南北统一进程中要发挥相邻大国的作用，帮助朝鲜半岛实现和平稳定的统一和独立，塑造统一后朝鲜半岛国家中立、无核、不结盟的对外政策，切实维护中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安全利益。
日本采取与中国进行战略对抗的政策与其民族心理有很强的关系，中国在这一问题上坚决不能让步，要以实力逼和日本放弃在对华政策上的错误思维，回到中日以经贸为主的正常国家关系中来。中国在应对美日韩双边军事同盟上的战略思维，即从长远来看，中方要以东亚一体化进程削弱美日、美韩的军事同盟关系直至瓦解，从近期来看要保持现状，积极影响韩国政治，防止三边军事同盟（亚洲“小北约”）的出现，同时发挥中日韩在东亚地区存在历史文化地缘亲近的特点，通过先易后难，经贸优先，以经促政，区域一体等战略步骤逐步渗透、推行中国的东亚大战略。
台湾问题：两岸经济合作黄金时期已过
在亚太地区的热点问题之中台湾问题显然是中美关系中的主要紧张源之一1949年以来的两岸关系经历了六个发展阶段，从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视角看，大陆无论是用自由主义逻辑下的“以经促政”路径，还是建构主义逻辑下的“一中”政治认同建构方略，均不能阻止其日益走向独。
解决台湾问题还是要从现实主义的路径出发，根本要靠经济、军事为基础的国际实力。
应该意识到，两岸经济合作的黄金时期已过去，民进党上台后，台湾与大陆的经济关系明显倒退，大量制度化合作机制停止，台湾经贸格局正在转向“重国际，轻两岸；重美日，轻大陆；重南轻西”，蔡英文政府的经贸政策正转变为消极保守的新南向政策，以达到摆脱过度依赖大陆的目的。这值得大陆予以高度重视。
蔡英文的两岸政策和对外政策是一体的，其基本战略是以美日为中心，利用美日和大陆之间的对抗关系谋求台湾的国际空间，独立、自主地与大陆打交道台湾当局在“亲美联日”方针的指导下，积极谋求台湾问题重新成为中美博弈中的热点、避免被边缘化，保持美台关系的稳定、机制化；在台日关系中则希望建立官方交流的制度性保障，修复历史关系，对日经济上让步以建立一个“台日命运共同体”。
台湾拓展国际空间方面，蔡英文较多继承了马英九的做法：重实质关系、打经贸牌，采取慢慢渗透、鼓动民意的措施争取在国际组织中的参与。台湾参与国际活动要先取得主权国家——中国政府的同意或默认；中国大陆有必要限定台湾只能用民间身份参与、淡化台湾特殊意识，同时避免引起岛内民粹主义的反应。大陆这么做的一大目的是使其回到政治谈判的统一进程上来。
南海问题：抓好当前时间窗口
一种观点认为，中美在南海的军事对抗仍然可控，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将会有一个明显的战略间隙期，但此后美国将奉行比较强硬的南海政策，中美军事互动将更为直接、突出，美国海军在南海对中国军队的挑衅强度和频度会有所增加，并依靠“FONOP”（航行自由行动）保持在南海的常态化军事存在，进行军事演习等手段对中国政府施压。中国政府应该以“对等反应”原则为指导，稳步增强在南海周边的军事力量，主要通过岛礁建设、南海空域管制、海上救援等军民兼顾的功能性活动改变中美在南海的力量对比，获得在中美大博弈中的有利“筹码”和物质基础。
显然，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战略将坚持美国利益优先的理念，其对华战略仍需要时间观察但中美在南海的军事对峙将长期化，常态化。
另一种观点认为，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应该适当克制，保持中美在南海现状；缓和与东南亚国家在南海的矛盾，尽量以政治谈判化解僵局；同时遵守即将达成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则，带头为地区国家做出表率；在操作层面上，中方应该有足够的灵活性和反制手段以应对美方的挑衅行为。
南海争端在东盟推进政治、安全一体化进程中扮演了一块磨刀石的角色，中国在南海争端中面临着三重博弈：中美之间，中国与东盟声索国之间以及中国与东盟之间。以981事件为标志，中美成为南海博弈的主角，东盟及声索国有转向幕后或配合美国的倾向。但2016年南海形势剧烈变化，对中国来说，下半年可谓“峰回路转”。
总体看，东盟声索国对华友好、磋商解决南海争端成为主流意见，这种态势可能持续几年。这是中国推进南海争端解决进程的一个时间窗口，中国应调整南海应对思路，发挥南海最大沿岸国的份量与作用，寻求各方利益的平衡点，设计出能为各个声索国接受的争端解决方案。如果错过这个时间窗口南海问题将可能重新进入前几年的状态。
为了推进南海问题的解决进程，各方应该多头并进。在功能合作领域，建立联合休渔区、划定海洋公园、谋划多边海上运输安全保障机制等都应列入考虑不同国家控制的岛礁之间，有条件的可以探讨进行旅游合作。管理冲突方面一个可喜的消息是：各方已经同意在2017年7月前达成“南海行为准则”框架，但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落实。更为重要的是永久性解决南海争端为此，建立南海争端解决的永久机制有必要提上议事日程，北极理事会模式值得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