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开始，经济学家就将这样一种观点灌输给人类社会：政府挑选市场赢家时的表现，比蹩脚的赌徒好不到哪里去。而且，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社会的渐趋复杂和竞争的不断加剧，政府在这一领域的表现只会越来越差。因此，政府应该恪守本分——除了为经济发展提供优秀的劳动力、保持社会稳定并营造公平环境，其他所有都应该交给市场。
以乔布斯（Steve Jobs）为代表的硅谷技术精英的传奇人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点。很多人更加确信，快速应变、喜爱风险、勇于开拓又坚定执着的企业家和他们具有的企业家精神，才是经济增长和持续创新的动力之源。至于政府，它只要不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就已经是万幸了。这种思潮确实有情可原，毕竟政府一旦在商业上介入过深，似乎就违背了其“只做裁判员，不做运动员”的角色定位。
但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这是一个错误到有些荒唐的观点。
政府的成绩单
仔细研读历史，我们很轻松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在任何以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国家里，政府从来都没有成为私营企业的掣肘，相反，它一直是私营企业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因为只有政府才能让创新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才能让创新成为企业的唯一选项。在关系到国家战略和未来竞争力的关键领域，政府经常表现得比企业更为大胆，有时甚至堪称激进。正是由此奠定的技术基础，经济结构的转变和升级才能不断发生。
以iPhone为例，这款凝结着乔布斯大量心血和无限灵感的伟大产品也是政府参与创新的绝佳案例。互联网的前身是上世纪60年代诞生的阿帕网（ARPANET），这个由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开发的项目，是为了解决集中式系统应对导弹攻击时的不足，从而让美军可以在受到攻击快速作出反应；GPS源自上世纪70年代的军事项目“导航之星”（Navstar），直到苏联空军误击韩国客机，导致包括一名美国议员在内的200多人失去生命后，时任美国总统里根才批准将这一技术转为民用；苹果备受赞誉的操作系统——不论MacOS还是iOS都源自贝尔实验室的Unix，而贝尔实验室之所以能开展这些基础研究，是因为美国政府在1925年批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维持在电话系统的垄断地位，但要求该公司将盈利的一部分投入科研当中，而贝尔实验室正是计划的承担者。
这样的例子实在数不胜数，我们熟知的每一家科技公司和每一次科技浪潮皆是如此。谷歌公司采用的搜索引擎算法是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下开发出来的；大狗（Bigdog）机器人的出现源自DARPA在1966年开展的一个项目：“研发一种在南越复杂地形条件下能极大提升跨境运输能力的地面运输工具”；太阳能浪潮的兴起与朱棣文担任美国能源部长时的大力倡导不无关系。
中国同样如此。为了让汉字在计算机时代融入全球，激光照排技术应运而生，随后的一系列创新才变得可能；为了促进大市场的形成，集成创新的典范高铁才最终落地，很多创新型的城市才真正借助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的连接而实现了互动；为了克服油气运输中的种种困难，超高压输电才在中国迅速成熟。此外，海尔的崛起源自青岛市政府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创金花”活动，特区深圳在华为和华大基因崛起的过程中贡献良多，至于百度和小米在北京的崛起，则部分归因于中国缔造一个硅谷式园区的诉求而实现的人才集聚。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是政府参与、促进科技创新的典型，今天的互联网、卫星导航等很多科技产品都源自DARPA开展或资助的研究项目。为世界所熟知的大狗机器人，就源自DARPA在1966年开展的一个项目。
为什么需要政府
要了解为什么政府能在创新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我们就必须了解创新究竟是怎样发生的。首先，我们需要科学家帮助我们增进对自然界的了解，由此形成的新知识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基础；接下来，我们需要技术人员根据这些新知识开发出包括专利在内的各种知识产权，这是商业创新的基础；最后，才是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和消费者之间通过互动和反馈，将上述知识产权应用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只有最后这个过程才能称为创新。
这个过程的特点决定了商业力量无法覆盖与创新相关的知识生产全过程，市场在这里因此是失效的，它无法在长期战略诉求和短期商业理想之间找到平衡。除了前文提及的AT&T等本身就被赋予特殊使命的巨型公司，没有任何公司会资助数论、相对论、量子理论这样高深莫测的基础研究。这类研究要么完全没有商业化机会，要么要等待很久才能看到商业化的可能，利己的经济人因此不会关注它们——这是商业的短板，但恰是政府的舞台。
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最智慧的启迪。1970年，美国航空航天局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科学部副主管恩斯特·斯图林格（Ernst Stuhlinger）就在回复给赞比亚修女玛丽·尤肯达（Mary Jucunda）的信中表达了这个观点：“今年的预算有1.6%划拨给太空探索计划，后者又包括阿波罗登月计划，很多涉及天体物理学、空间天文学和空间生物学的小规模计划，行星探索计划以及与地球资源和太空工程学有关的各种计划。为实施这些探索计划，每个年收入1万美元以上的美国纳税人每年都要拿出30美元。如果没有这笔预算，美国航空航天局便无法从其他渠道获得资金。”
事实证明，正是因为庞大而持久的太空探索计划，人类才有机会不断推进雷达技术、材料技术、卫星技术、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无线电技术和生物技术的进步，而这些技术在商业化的过程中便利了人类的交流、提升了人类的幸福，让越来越多的人在闲暇时怀着理想仰望星空，让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科学、崇尚理性。历史告诉我们，所谓核心竞争力就是协调和运用知识的能力，现代化国家的最大优势也不在于人均GDP，而在于能够让人才更高效地开展工作从而生产和运用更多的知识。尊重知识的工作因此注定要开启，因为社会只有这样才能进步。
民营崛起改变了什么？
很多人认为，民营科技企业强势崛起的作用在于刺激了全社会创新、创富和创业的欲望，这当然正确，但不是事情的全貌。事实上，这些企业的最大贡献在于，让我们知道了怎样对待人才、知识和未来。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围绕人才展开的竞争，中国的知识型人才将很难真正摆脱计划经济的羁绊，而没有自由流动的高素质人才，就不可能建立有活力的创新型经济。
知识岗位与工业岗位之间存在极大不同。因为想象力的迸发需要时间的铺垫，他们很难让支持者在短期内看到成果，但他们的工作一旦取得突破就能让生产力实现大幅度的跨越，以论文或者其他指标为考核标准的计件工资因此不适合这些人；因为思想不能像开关一样随意调控，知识型工作者也没有明确的上下班时间，低水平的计时工资因此也不适合这些人。
但遗憾的是，在我们国家发展过程中，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因而也就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今天，在事业单位工作的专业人才的收入之低，几乎已经到了令人感觉好笑的程度，科研项目预算“重物轻人”的传统也表明，我们对待科学和知识的态度仍然有待改善。
在民营科技企业的崛起过程中，知识型与创新型人才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没有人才，华为不可能在全球竞争最激烈的领域对既有商业秩序带来强烈的冲击，百度不可能在深度学习和大数据研究中一日千里，华大基因也不可能成为亚洲论文发表数量居于前列的研究机构，小米也不可能设计出一种基于众包的创新模式从而在短时间内就成为智能手机领域的巨头。
此外，中国民营企业虽然在历经太多教训后终于学会了保护知识产权，但还没有学会在战略规划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知识产权体系，而后者将决定这些企业是昙花一现还是基业长青。
未来的方向在哪里？
中国一直希望能够复制DARPA，但其实，这个长期关注前沿概念的机构与美国独特的文化土壤和强大的综合国力密不可分，完全复制这个机构的努力在全球其他国家很难实现。事实上，DARPA更多时候已经成为一种标杆和象征，但它绝对不是政府参与创新的唯一答案。
对中国而言，纠结于形式本身其实得不偿失，因为我们还有很多更紧迫的问题需要解决。从历史数据看，中国民营高科技企业涌现的不算少，但存活率很低，发展好的企业比例更低，这说明目前我们国家创新的生态还不是很好，复制DARPA并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
政府首先应该压缩以“反创新方式”谋求竞争优势的空间。1970年，为解决日趋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冒着“断送美国产业竞争优势”的风险签订了《清洁空气法案》，因为他意识到当时的美国不仅需要清洁空气，还需要终结上世纪60年代开始盛行的“反技术主义风潮”。后来的事实证明，将企业逼上创新的绝路才是正确的选择。在降低科技企业进入门槛的同时，今天的中国也需要类似政策来解决某些紧迫的发展问题。
未来几十年，人类仍将面临很多难题，气候变化、能源短缺、粮食安全、肥胖衰老……面对这些问题，没有人可以全身而退。但是，在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过程中，企业必将大有作为。减排技术的成熟、电商平台的搭建、医药产业的进步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政府也必须当仁不让——不要一味补救市场失灵，而要积极引导企业创造和培育新的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