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和网络媒体盛行背景下，当代的“学者”身份越来越“多元化”。有的大学教授经常被称为“专家”。既然被称为“专家”那就意味着两种角色兼而有之：一种是作为学者的身份，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另一种是作为政策建言者的角色，要深入研究理论和实际问题。特别是对当今中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的一些见解和主张能够引起政府的关注，能够为国家制定战略贡献一些战略知识和思路参考。
专家和教授有何区别？专家（ specialist ）指那些在各个不同的社会生产领域内，比同类人员具有较多的知识以及较强的解决问题能力的人。作为一名专家必须能在某一领域内解决一般人所不能解决的疑难问题;能发现一般人发现不了的事物的发展规律。他们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宝贵财富。
教授（professor）是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之一。中国于1912年起，在大学设教授、助教授。1916年改为设正教授、教授、助教授。1927年开始，规定大学教员设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沿用未变。教授的主要职责是讲授某些学科，指导学位研究生，参加重要项目的科学研究，评定或鉴定重要的科学研究成果。提升教授的条件是:教学工作成绩卓著，对本门学科有科学发现或者有重大的发明创造，证明在学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方面已有更高水平。
目前，我国的所谓专家的概念，还很宽泛，一般的教授，都可以称作“专家”。但国际上严格意义的“专家”是指“专门家”，韩国语称为“전문가”。指对一个领域内的学问或技术有专门研究或有独到造诣的人。毛泽东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到过这个词语。“我们既然解决了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则专门家和普及工作者的关系问题也就可以随着解决了。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地还是为了群众。”就国际政治问题来说，作为“专门家”的话，应该是对国际政治的某一领域有着长期的深入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思想，并有独立见解的学术性标志成果的发表，对现实问题的解读和分析能够引起广泛的关注并能为决策部门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战略知识和思路。
你如果是“朝鲜半岛问题专家”的话，那么，你不仅要有大量的关于朝鲜和韩国以及世界上对于这个半岛研究的“数据库”，而且还要有长时间积累的“体验库”。东北三省的朝鲜半岛研究不仅有地缘优势，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有长达1334公里的陆上接壤与海域毗连区，而且感同身受，与朝鲜半岛的兴衰“同呼吸共命运”，朝鲜半岛的安危对东北地区的影响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体会历来有重视朝鲜半岛研究的传统，老一辈的半岛专门家们大多数都是懂朝鲜语而且大部分有留学金日成综合大学的经历，现在虽然都退休了，但长期以来，他们的研究经验通过文章、通过耳濡目染的口头传授，传给了下一代研究者，所以这种"传承“也是十分重要的宝贵财富。
为什么中国的学者研究中国问题有发言权因为他比外国学者有优势，就是自小就积累起来的“体验库”。你如果没有去过朝鲜和韩国，也没有在那里生活和学习过的经历，你只是停留在充当情报员的收集资料的“资料库”阶段。你如果不懂朝鲜语或韩国语，只根据韩国的《韩联网》、《中央日报》、《朝鲜日报》等汉语版的报纸资料，或者 根据西方媒体的资料来研究半岛问题，西方学者对半岛问题尤其是对朝鲜问题的研究，大部分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脱离实际的、甚至是“妖魔化”的，他们从来没有去过朝鲜、研究室里的助教大部分是韩国或者中国的90后年轻人为教授搜集研究资料。这些年轻的90后搜集的资料当然是主管片面的，甚至是“西化色彩”的，那教授研究的成果当然也是不符合朝鲜实际的。作为智库为决策者提供的咨询报告也是“误导”的。比如，美国小布什总统上任以后，基于智囊的建议，对朝鲜的形势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国际社会合作对朝鲜进行高压制裁，不出时日，朝鲜政权就会崩溃。所以，他把朝鲜定位为“邪恶轴心国”、和要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目标。彻底改变了克林顿政府后期的对朝政策，以此为契机，半岛的核问题愈演愈烈，遗患无穷。也就是说学者的研究脱离半岛的实际情况，决策者根据学者的建议做出的判断也可能会出现误判。
决策者绝对不会仅仅根据报纸就去做决策，肯定要根据实际情况。如果他只知道报纸上的那点东西他怎么决策呢？学者就应该起到提供信息的作用，提供各个方面的信息，包括现实政策方面的、领导人方面的、对方国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方面的，这是任何一个被国家培养多年的学者应该尽的责任。同时，不能只注重现实问题，还要把历史问题讲清楚，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知兴衰。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历史的研究做好了，现实问题的研究才能建立在坚实的历史基础上。没有对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民族性格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和体验，你的判断难免存在偏颇。
我国目前研究朝鲜半岛问题的队伍，成分构成十分复杂。老一代研究朝鲜半岛问题的学者，很多是60年代就去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留学，回国以后有的从事研究、有的从事公安边防和部队外事工作、转业地方后又陆续转入朝鲜半岛问题的研究工作的。这部分人现在已经大部分70多岁了，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但有的专家目前还在一线活动频繁。还有一部分人是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朝语系毕业的，延边大学朝语系毕业的，后来陆续走入朝鲜半岛研究队伍了。有的是曾经在驻朝、驻韩使馆工作过的，有的是曾经在外交部门从事过朝鲜半岛事务的官员转为半岛研究人员的。这部分人也已经60多岁，也将陆续退休。目前国内50岁左右的中年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的学者实属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大部分是60后，正是文革期间出生的人，当时由于中苏关系破裂，也影响到中朝关系，派往朝鲜学习的机会也陆续减少，国内对朝鲜半岛问题的研究队伍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一部分人是朝鲜族出身的学者，凭借语言的优势，本来不一定是专业研究半岛问题的，也转行研究半岛问题了。一部分人是研究国际政治其他领域的学者如研究日本问题的学者，由于中日关系的发展，90年代以后，队伍庞大，而半岛问题研究的人却急缺，专业的相关性原因也转行或者兼做朝鲜半岛问题的研究。
中韩建交以后，特别是金大中总统特别重视中韩关系，国内中韩关系的研究越来越受关注。国内研究朝鲜问题由于资料和资金的限制，尤其得不到朝鲜的资助。而研究韩国的人越来越多，国内一些研究历史的学者开始研究韩国独立运动，韩国的社会科学院在金俊烨先生的领导下，开始在中国的十几所高校资助创立了韩国学研究中心，培养了很多研究韩国问题的人才。与此同时，高校里纷纷开设韩国语课程，中韩之间也设立了国家交换奖学金项目，很多有语言基础和专业研究基础的人有了去韩国留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机会。这部分人学成归国以后，一部分人仍然从事韩国语的教学工作兼做研究。一部分在韩国高校获得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等领域的博士学位的人陆续加入专门研究朝鲜半岛问题的队伍，目前这部分人是研究朝鲜半岛问题的“中坚力量”，大部分出生于60-70年代，在半岛问题研究方面，由于有良好的专业基础和语言条件，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并开始崭露头角，正在发挥着中国朝鲜半岛专家的作用。但60后和70后这批人还是比较的少，其它大部分人还是从事其它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比如说研究美国问题的、日本问题的、俄罗斯问题、国际安全和核问题的学者，因为当前国际问题研究都与朝鲜半岛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来解读。
当前，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就是在朝鲜半岛问题研究领域80后的学者正在异军突起，这部分人有的是中韩建交以后成长起来的，是从高校的韩国语系毕业的，陆续考入到高校的国际政治系学习，或者去韩国留学，这些人陆续加入到从事半岛问题研究队伍里来，一些高校和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一些年轻学者；还有一部分学者，虽然没有学习过韩国语，但凭借国际政治专业基础、善于从宏观的角度、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大框下分析朝鲜半岛问题，而且这部分成果很受一些媒体和刊物的青睐。
目前，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看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有的观点还遭到不断的质疑。那么，这些专家和学者究竟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呢？应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呢？
第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作为朝鲜半岛专家，至少应该懂朝鲜半岛的语言，你应该对这个民族的起源、民族性格特点、历史发展脉络、两个国家的基本国情、特别是价值观和历史观的特殊性、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纠葛等等有着十分清晰地了解与认识，不能道听途说，妄加推测与判断。要亲自去研究对象国搞调研，不是光参加越来越“形式化、功利化”的学术会议出入高级宾馆，而是要走进当地社会，走向百姓。不仅要知道所研究区域官僚和学者的想法，还要了解老百姓之所想，你的研究要接“地气儿”。否则你的判断就会被“打脸”。如同这次对美国总统选举结果预测的结果，打了很多学者脸一样。
第二，从事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人，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要时刻牢记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和朝鲜半岛地缘政治的特殊性及复杂性。时殷弘教授曾说过“一些搞理论的人做的东西总是跟中国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联系得太遥远了。”不能生硬地用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来套评亚太地区的现实问题。
第三，由于媒体需要和自媒体的发展，朝鲜半岛问题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研究的焦点问题，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成为了国际政治领域的“显学”。研究中美俄日等国际问题的学者都离不开对朝鲜半岛的了解与研究但朝鲜半岛问题的特殊性要求学者不能被西方的思维所“绑架”，要占对“立场”。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要做到心怀国家、心怀民族和心怀人民。特别是在外媒上发表文章和观点，你不能为了想出名，赚稿费的个人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主观臆想地妄加评论”，客观上为他人“代言”。
作为“专家”，你应该是国家的”精英阶层“，应该有责任和义务来维护国家的利益。美国的”精英阶层“多数都是一流的大学培养出来的，他们拿到”奖学金“时，就接受了认同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毕业以后就要为美国服务。而我们国家目前一流大学还没有这种”“奖学金”约束，培养出来的学生也缺乏“认同中国主流价值观”的“束缚”。大学里重视研究型的大学模式，而忽视了“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因此，一些人很容易被“西化”洗脑。不能按照美国的思维来看待半岛问题，也不能迎合韩国的思维来看待中朝关系。虽然那样能多被邀请参加一些学术会议，能博得媒体的读者群，多出境，但长远来看对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是不利的，不要起到误导我国半岛政策和造成韩国对中国半岛政策的误解。
第四，目前，中日韩三国的知识分子和媒体，存在着“情绪化”的特点。主要是有的媒体片面追求商业利益不负责任。因为你的观点过于理性和中立，这样没人愿意读你文章，有的为了博得青睐，说的和写得尽量猎奇或煽动一些。而普通的民众，由于现实生活的压力，没有时间和精力与耐心去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偏听偏信媒体的宣传，特别是韩国，更严重。所以，专家的言论，会对民众产生广泛的影响。因此，必须依据客观实际与深入研究为基础，不能恣意妄言。但由于一些媒体急功近利的“利益驱使”，加之有些新闻工作者缺乏对专家的认知与判断，缺乏“公信力”，所以，必须要研究这一领域的权威“专门家”的研究成果。作为“专门家”，研究领域要“专一”，不是朝三暮四，哪里有热闹就往哪里凑。更不是急功近利想“出风头”，靠卖弄文字，说些“绕来绕去”且“言之无物”的“豆腐块儿”文章来博得“眼球”。
第五，作为专家的建言，应该发挥正确的引导作用。引导中国的对朝鲜半岛政策朝着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最大化方向发展，中朝关系正常化、中韩关系战略化、中朝韩关系的发展应该成为良性的循环；引导朝鲜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国家体制转型的成功经验，中国、越南、古巴等等，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对军队政治工作指导方针的三次调整，特区建设等成功经验，使朝鲜尽快由“先军政治”转变为“先经政治”。引导韩国逐渐认识到美国在朝鲜半岛事务中的影响力日渐衰落和手段枯竭的事实，认识到美韩强化同盟对朝韩、中韩关系发展的负面影响提升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地区和平稳定的正面作用。引导美国放弃冷战思维、从积极参与东北亚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做起，变“战略忍耐”为积极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
第六，国家外交部、中联部、安全部等都有研究部门，那么学者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呢？通过实际的接触，我们才了解，他们关注的是现实问题，但他们没有时间，也未受过历史研究的训练。并不是说他们没有能力，而是他们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我们搞历史研究的学者的不一样。他们研究的对象是现实，我们研究的是过去；他们研究的方法是各方面传递来的信息，比如媒体上的各种信息，还有内部情报；我们是看解密档案通过档案的梳理，把整个历史过程描述出来。学者的信息量比一般官员的信息量要广泛而且是有系统研究的过程。
希望国家职能部门和高校的学者能够结合起来，由他们提出问题我们去寻找资料，并提供解答，给他们参考。在目前的体制下，这可以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它既有客观需要，也有实际可能。作为中国朝鲜半岛专家，应及时地为本国政府提供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知识和思路，从而制定既符合国家利益也符合地区安全利益的朝鲜半岛政策，从而实现朝鲜半岛的长治久安。
最后，作为朝鲜半岛问题的”专门家”，学术上要有自己的标志性论文，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同时媒体上要有声音。
注：本文原载作者博客，经作者修订丰富内容，仅针对学术研究现象与方法进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