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称正发党)执政以后，埃尔多安政府对土耳其外交政策进行大幅调整，主要内容包括缓和与修复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加强同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积极参与地区与全球事务。相比之下，土耳其与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事务上分歧增多，关系变冷。正发党的新外交政策被西方舆论称为“新奥斯曼主义”或“东向”政策。
这种“东向”政策在土耳其历史上并不新鲜，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东西方并重的平衡外交。由于这个时期土耳其的核心利益在于维护国家的生存与独立，因此土耳其在处理同西方、苏联、巴尔干国家、中东邻国的关系上都采取了友好、中立的政策。二战以后，土耳其为了抵挡苏联提出的归还过去割让的领土和共管黑海海峡的要求，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而倒向美国一方，从此执行了亲西方的外交路线。冷战后，维持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依然是土耳其外交的重中之重，但国际和国内政治的变化共同推动土耳其政府调整其外交政策，以适应新的环境。20世纪90年代初，土耳其对中亚新独立国家的热情就是“东向”的又一例证。进入新世纪，以“新奥斯曼主义”为特征的正发党外交是冷战后土耳其继续进行战略调整的结果。
西方语境下的“新奥斯曼主义”是对土耳其加强与周边国家联系外交自主性增强的担忧，因此一度出现了“失去土耳其”的言论。西方和土耳其国内在使用新奥斯曼主义时出发点不同，往往造成语义和理解上的混乱。因此厘清新奥斯曼主义的内涵，分析其兴起的原因，探究它对正发党时期土耳其外交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新奥斯曼主义的内涵及实质
奥斯曼主义是奥斯曼帝国晚期兴起的一种民族主义思潮，它是在奥斯曼帝国面临欧洲列强挑战和内部少数民族民族主义运动兴起带来的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奥斯曼主义是一种期望创建奥斯曼民族，并以此达到对奥斯曼帝国的认同，从而维护这个帝国统一的民族主义思想，其主要目的在于建立奥斯曼帝国境内各民族对国家的忠诚、保全帝国的领土完整和大国地位。但由于西欧的民族主义传入奥斯曼帝国，不仅催生出了“奥斯曼主义”思潮，而且也刺激了帝国中不少非土耳其人去思考和发展各自的民族主义，奥斯曼主义无法构建各族群对帝国的统一认同 最终以失败告终。
而新奥斯曼主义则兴起于冷战之后，是重新反思奥斯曼主义的思潮。“新奥斯曼主义”一词由1991到1993年担任总统顾问的森格斯·坎达(CengizCandar)最早提出，然后逐渐发展为一场思想运动。它反映了当时以坎达为代表的土耳其知识分子的新思想。新奥斯曼主义者主张奉行基于奥斯曼历史传统之上实施积极进取和平衡多样化的外交政策 将土耳其看作是穆斯林以及突厥世界的领袖和欧亚大陆中心强国。在新奥斯曼主义的影响下，厄扎尔提出了“土耳其—伊斯兰”一体的概念 认为土耳其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对土耳其的国际地位作出了决定性贡献，而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遗产和伊斯兰文化成为现代土耳其国家软实力的来源之一。厄扎尔总统任期结束后，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国内政局不稳，政府更迭频繁，新奥斯曼主义产生的影响有限。
2002年正发党执政后进行了大幅度外交政策调整，被西方媒体认为是新奥斯曼主义在土耳其的复兴。事实上，正发党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是达武特奥卢的“战略深度主义”。但不少人将“战略深度主义”当作新奥斯曼主义。实际上，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新奥斯曼主义和战略深度主义在有关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地位等方面持相似的看法，这说明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达武特奥卢的战略深度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厄扎尔的新奥斯曼主义、埃尔巴坎政府的多维度外交政策和达武特奥卢本人对地缘政治的独创性研究。然而 新奥斯曼主义和战略深度主义提出背景和内容有所不同。如前所述，新奥斯曼主义是在冷战之后反思奥斯曼主义的背景下提出的，它不但包含了对土耳其外交和国际地位的看法，而且包含了对土耳其国内少数民族地位的看法。新奥斯曼主义主张去突厥化，反思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历史，强调国内少数民族，尤其是库尔德人的平等地位。相比之下，战略深度主义是土耳其在新世纪的国际政治背景下提出，它是对土耳其的国际地位和如何实现强国梦想的宏大设计，但内容集中于对外政策，基本上不包含对国内政策的主张。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到新奥斯曼主义思潮的实质是通过肯定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和文化遗产而否定凯末尔主义及其外交传统。它强调土耳其外交方式的转变和土耳其作为多个地区中心国家的地位，实际上是土耳其国内部分非凯末尔主义精英对强国路线的另一种认识。
二、新奥斯曼主义兴起的原因
新奥斯曼主义的兴起，既是土耳其国内经济、政治因素推动的产物，也是冷战后国际格局变化以及土耳其入盟进程受阻的结果。
第一，土耳其经济实力的增长是促成新奥斯曼主义兴起的物质因素。20世纪80年代，厄扎尔政府通过积极的经济外交和多边外交路线、东西方并重的对外贸易原则、自由化的外向型发展战略使得土耳其的经济获得高速发展，国民经济增长率从1983年的3．3%提高到1986年的8%，成为中东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实行全面的对外开放，在与美国、欧洲发展经济关系的同时，积极开展同俄罗斯、中亚、中东伊斯兰国家的经济关系取得了很大的成效。2002年正发党执政以后，通过有效的经济稳定计划和宏观经济政策、部门经济政策、私有化政策使得土耳其经济从2002到2011年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7．5%。目前，土耳其已经成为包括“金钻11国”在内等重要经济组织的成员国。从土耳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史可以看出 土耳其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选择了一条东西并重、多样化的发展道路。土耳其经济实力的提高不仅扩大了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 使土耳其模式成为其它中东国家学习的榜样，而且扩大了土耳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在国家硬实力和影响力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土耳其的政治精英自然要对国家发展战略进行调整，追求更高的目标。而新奥斯曼主义有关土耳其国际地位和外交战略的主张恰好迎合了当前土耳其发展的需要。因此，经济实力的增强为新奥斯曼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第二，土耳其国内伊斯兰力量的增长是新奥斯曼主义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土耳其史学者昝涛指出，土耳其建国八十多年以来，国内政治转变的最明显之处是国家统治集团的改变，政权逐渐地从国家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凯末尔党人手中转移到强调自由主义、多元主义以及民粹主义的温和伊斯兰政党手中。这是对冷战后土耳其国内变化的高度概括。冷战后，伊斯兰力量在土耳其社会基层和国家层面的迅速发展，结果是民众政治动员程度和政治参与范围扩大，民众对国家政治事务影响的不断增大。土耳其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增长推动了新奥斯曼主义思想的发展。
第三，冷战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是促成土耳其新奥斯曼主义思潮产生的外部因素。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独立，土耳其抓紧时机利用其与中亚国家在种族和文化上的联系扩大其在中亚的影响，以期建立土耳其在突厥世界的领导地位。此外，国际格局的转变也促进土耳其重新确定其在中东和世界上的位置。冷战后国际政治的复杂化和碎片化为土耳其追求地区领导地位创造了可能。因此，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环境孕育了新奥斯曼主义思潮的产生。
最后，入盟进程受阻是土耳其新奥斯曼主义发展的催化剂。土耳其在20世纪80年代就正式申请加入欧共体，但由于经济、文化差异等多种因素，土耳其的入盟申请经过近30年的努力依然没有取得成功。入盟目标迟迟难以实现促使土耳其重新进行身份定位和战略调整，以奥斯曼历史和文化为基础在伊斯兰世界和突厥世界建立土耳其的领导地位就成为一个自然的结果。
土耳其开国之父凯末尔为土耳其外交确定了“世界和平，国内和平”的指导原则。二战后土耳其倒向西方，冷战时期的土耳其外交表现为单维度、消极被动、缺乏独立性。冷战结束后，受新奥斯曼主义影响，土耳其外交开始转型，表现出积极进取、奉行多边主义和追求自主的特点。
第一，新奥斯曼主义主张土耳其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冷战后的土耳其外交就是这种主张的体现。正发党执政后，土耳其外交的主动性尤为明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动缓和与一些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二是积极开展国际组织外交。土耳其与伊朗、叙利亚、亚美尼亚等国都有矛盾，与这些国家的纠纷耗费了土耳其大量的资源和精力。新奥斯曼主义所倡导的积极的外交政策就是要利用各种资源缓解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此作为实现土耳其地区和全球战略目标的第一步。
在国际上，土耳其积极参与联合国各机构的活动和海外维和行动 参与地区性国际组织。目前，土耳其参加的地区性国际组织有黑海国家经济组织、黑海国家海军集团、经济合作组织、发展中八国集团、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亚信会议、伊斯兰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自2003年起，土耳其举办了北约峰会、伊斯兰会议组织峰会等，将国际会议作为展示土耳其国家实力的平台。
第二，新奥斯曼主义主张以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和文化为根基实现外交关系的多元化，正发党时期的土耳其外交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态势 正发党执政以来，土耳其不但努力扩展在中东、巴尔干、高加索、中亚的影响，而且还积极发展与俄罗斯、中国、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土耳其政府认识到非洲和拉丁美洲对于土耳其发挥全球影响力不可或缺，因此积极推动与这两个地区关系的发展，双边的贸易额近年来大幅提升。此外，土耳其借助“欧盟—西巴尔干国家首脑峰会”和“东南欧合作进程峰会”提出了在西巴尔干地区“促和维稳”的主张，得到了美欧和巴尔干地区国家的普遍支持，这样土耳其在东南欧的影响也有所扩大。
第三，新奥斯曼主义主张实行自主的外交政策。二战后土耳其在外交上追随西方国家，忽视发展与中东国家的关系。50年代，执政的曼德列斯政府推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对中近东各伊斯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不但没有支持，反而积极帮助英、法、美等国干涉阿拉伯国家的内部事务，使土耳其与阿拉伯国家之间传统的亲密关系变得疏远。因此新奥斯曼主义要土耳其外交向东看，加强与伊斯兰世界的联系，实现土耳其外交欧洲化和中东化的平衡。
自主的含义是土耳其要摆脱过去一味跟随美国的外交路线，寻求基于土耳其自身国家利益的外交方针。土耳其外交自主性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正发党执政后土耳其与美国和以色列关系的变化。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土耳其拒绝美国提出的通过土耳其领土开辟进攻伊拉克北方战线的要求。在伊朗核问题上，土耳其采取了不同于美国的政策。在与以色列的关系上，由于伊斯兰国家在土耳其的外交战略当中权重增加，所以受到以色列袭击加沙和土耳其赴加沙救援船只等事件的影响，土以关系在正发党政府第二任期初始就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受新奥斯曼主义的影响，土耳其积极调整传统的外交政策，发展与非西方国家的关系，在多个地区和国际组织中扩展土耳其的影响力，适度拉开与美国和以色列的距离，朝着伊斯兰世界、突厥世界、欧亚大国的目标前进。
四、结语
新奥斯曼主义是关于冷战后土耳其外交和国际角色的一种政治思潮。它的兴起是冷战后国际政治变迁、入盟目标迟迟难以实现、土耳其经济实力增长、国内伊斯兰力量对国家外交的影响增大四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新奥斯曼主义的影响在正发党执政时期才真正地表现出来，达武特奥卢的战略深度主义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新奥斯曼主义的具体化。土耳其外交在新奥斯曼主义的影响下，通过积极、多样、自主的政策实践 使得土耳其的影响力和国际地位大大提升。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