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
世纪之交以来，中国崛起（the rise of China）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据关注全球媒体报道话题的机构“全球语言监视”（Global Language Monitor）统计，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国崛起是最受全球媒体关注的话题。然而，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并非唯一被用“崛起”一词来描述的国家，还有相当多的学者在讨论“巴西崛起”（the rise of Brazil） 自然，也有许多人关注巴西过去十多年来随着经济地位的上升而对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更大权力的追求。更多的学者则把巴西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一分子来探讨这一国家群体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方面所作的努力与成效，有人专门对中国、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在追求全球经济治理架构（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里更大发言权时所采取的不同路径进行比较，也有人研究巴西为实现其全球治理梦想而如何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与中国、印度、南非等国的关系。在国内研究者中，对“崛起巴西”的对外政策的讨论以关注巴西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为主。如左晓园对中国与巴西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与深化历程做了比较深入的回顾，并评估了巴西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贸易摩擦等问题对中巴关系的挑战。周志伟解析了“战略伙伴关系”对中国和巴西的不同内涵，概括了现阶段中巴关系的特点、存在的问题以及巴西国内关于中巴关系的争论。然而，国内外研究者中鲜有人对巴西在全球治理体系的不同领域—.全球安全治理领域和全球经济治理领域—所作的外交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效进行比较研究 为弥补此不足，本文将检视作为新兴经济体之一的巴西在推动全球安全治理架构改革和全球经济治理架构改革这两方面的努力，总结巴西所采取的策略，分析在这两个领域所取得成效的差异及其原因，进而探讨巴西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方面未来的可能政策走向。
在论述开始之前，有必要对架构（architecture）与体系（system）作一定的厘清。毕尔曼等人（Bieannet）把全球治理架构定义为“由国际政治某一给定议题领域里有合法性与活力的公私机构所组成的涵盖性体系，这一体系包括组织、体制以及原则、规范、规则等其他形式“由该定义可见，架构本身就是一个宽泛意义上的制度体系。他们认为“架构”的概念比“机制”（regime）更广，同时，由于它聚焦于某个议题领域而比“秩序”（order）的概念要窄。毕尔曼等人关于“架构”的概念被众多学者所采用，然而他们却忽视了不同议题的制度体系之间还有重要的联系，并且整个全球治理可能也存在某种架构而不能简单归为“秩序”，只是毕尔曼等经常用复数形式（global governance architectures）来表示这个可能是单数的事物罢了。本文的论述既涉及某个议题的全球治理架构，又涉及整个全球治理架构，因此，为了让分析与论述更加清晰，本文区分两者，把关于某个议题的制度总和称为治理架构，如“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全球安全治理架构”等，而把这些制度总和的集合即治理架构的集合称为治理体系，如“全球治理体系”。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探讨巴西试图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以谋求更高国际地位和更大发言权的背景与动因。第三部分回顾21世纪以来巴西在推动全球安全治理架构变革上所作的努力。第四部分回顾巴西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变革上所作的努力。以此为基础，第五部分探讨巴西推动全球安全治理架构变革和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变革的成效差异及其原因。第六部分总结，并对巴西未来在这两个方面可能的政策走向作讨论。
变革的背景与动因作为拉丁美洲的头号大国，巴西渴望在全球安全与经济治理上担当更重要的角色，其全球治理梦由来已久。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西政治体制逐渐从军人威权体制向西方民主体制转变，并且于2003年迎来了首位工人出身的总统卢拉。政治领袖的更替带动巴西外交政策的变化。大致上巴西的外交政策经历过三个阶段，在每个阶段呈现不同的特点: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在该阶段，军人政权更强调增强军事实力，以维持对南美洲邻国的军事优势；第二个阶段是90年代至2002年，在这个阶段，巴西的外交政策越来越具有全球主义倾向，也越来越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体系中，强调融入国际体系并在其中追求区域与全球的领导权。其间，巴西开始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时对联合国的人权、环境等议题持越来越开放的态度。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在这个阶段巴西执政者的基本政策取向是新自由主义，强调开放市场和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因而在对外关系上，巴西一方面在许多议题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立场一致，另一方面又保持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77国集团的良好关系，以便必要时寻求其对巴西“入常”的支持。第三个阶段是从2003年卢拉上台到现在。受到巴西民众广泛支持的卢拉总统上台后，他改变了90年代巴西拥抱新自由主义、依赖并追随西方的做法，开始更强调国家利益，更积极追求国际话语权，努力参与到国际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在这个阶段，巴西积极追求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发言权。
在过去十多年里，巴西努力推动全球安全治理架构和全球经济治理架构的改革，其动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巴西在90年代以来长期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虽然中间曾出现过金融危机，但总体上其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在上升。借助于1991年组建的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 巴西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与阿根廷的长期敌意，并加强与其他南美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其作为南美洲的区域领导者的角色进一步突显。在卢拉于2003年上台后，巴西更在缩小贫富差距、消除饥饿、减少贫困等方面取得靓丽成绩。基于这些在内政外交上的新发展，巴西越来越自信，要求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二，随着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崛起，全球体系中权力正从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大国转移。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印度等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它们要求全球治理体系能作出调整，反映新的国际结构；以便更有效地应对全球政治经济面临的各种挑战。对于巴西来说，其他发展中大国的快速发展与改革诉求给巴西提供了很好的机会。第三，长期以来，作为美国在拉丁美洲的主要贸易伙伴与投资目的地，巴西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有深切的体认，对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深远的向往。依附发展理论常常以巴西为实证研究的对象，一些依附理论学者本身就是巴西人，包括后来成为巴西总统的卡多索（Fernando H.Cardoso）以及政治经济学家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等。此外，正如前面所言，巴西一直保持与77国集团较好的关系，使其对发展中国家有一定的号召力。这些都导致巴西在价值观上自然倾向于积极推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下文分别就全球安全治理领域和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对巴西的外交努力进行回顾与梳理。
为推动全球安全治理架构变革以谋求更大权力，巴西采取积极的大国外交策略，与具有相同诉求的大国组成国家集团以形成集体行动。2004年9月，巴西、印度、日本、德国四国宣布组成“四国集团"（G4），它们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呼吁扩大联合国安理会的规模，接纳四国和两个非洲国家为常任理事国。四国都分别有它们要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理由，日本和德国的要求主要基于它们对联合国的财务贡献，而印度和巴西的要求则基于它们的国家规模。拜其经济实力增长所赐，日本在1983年就承担联合国会费的10 .32 % ， 1986年更超越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联合国会费支付国。此后日本的会费分摊比例逐年上升，至2000年达到高峰20.573%，其后稍有下降。但至今日本承担的联合国会费比例仍在成员国中排第二，2014年承担联合国会费总额的10.833% 德国从1993年开始成为承担会费份额第三大的国家 在2000年时达到最高峰的9.857%，其后大体上呈下降趋势，至2014年为7.141% 印度则是世界上人口第二大国，印度长期以来派往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士兵人数居于各国前列。而巴西则是南美洲当然的大国，其人口居世界第五位，2005年时其国内生产总值为8921.06亿美元，居世界第十一位，到2014年，其国内生产总值为23465.8亿美元，居世界第七位。如果按照地区代表性原则，巴西主张其代表南美洲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一定的说服力。
四国集团对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集体诉求增加了其动员能力和动员的国家数目，但其负面效果也是明显的。一方面，它促成了各自的反对者的联合。特别是四国各自的地区对手如韩国、意大利、巴基斯坦、阿根廷等中等规模国家领导形成了“团结谋共识"（United for Consen-sus， UfC）国家集团该集团反对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另一方面，由于四国集团的捆绑策略，对四国集团任何成员的反对都成为对整个集团的反对。例如，由于日本没有深刻反省过去的军国主义侵略历史，中国反对或至少是不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这在实际效果上成为对巴西的反对或不支持。中日关系的转冷更无可避免地对四国集团的“入常梦”形成制约。
在2005年9月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前夕，由于众多非洲国家在新增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否应有否决权的问题上与四国集团有不同意见，更由于“团结谋共识”集团的反对，四国集团的“入常”计划流产。其后，联合国关于安理会改革的工作组（working group）于2007年重新启动，四国集团也重新以统一的立场参与其中，各成员国同意把推进改革的方式由工作组转为政府间谈判。政府间谈判于2009年初开启 但直到现在，各方只是勉强形成一个作为谈判基础的文本，各国家集团之间的立场分歧短期内难以弥合。
在借助四国集团的集体力量来追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过程中，巴西与印度还采纳了另一个做法，那就是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联合，把自己塑造成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最明显的例子是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讨论与谈判中享有一席之地的“L69集团”。L69集团是2007年形成的，得名于当时围绕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展开讨论的开放工作组内一个由印度起草并由包括印度、巴西、南非、尼日利亚等25个国家发起的决议草案（A/61/L69）该草案要求扩充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数目和非常任理事国数目，扩大包括海岛国家与小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权。目前，该集团发展成包括巴西、印度在内的大约43个发展中国家。事实上，巴西与印度一直在“L69集团”内担当领导地位，并且试图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中借助该集团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来推进其议程。在"L69集团”的内部，值得一提的是巴西、印度、南非之间的特殊关系，它们构成了“IBSA集团”。作为发展中大国，"IBSA集团”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定期的会晤，但主要关注发展问题，2007年后它们也开始关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议题。此外，另一个发展中国家集团—加勒比共同体—也支持“L69集团”的主张。这两大国家集团之间相互支持，并且都支持四国集团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巴西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变革的策略与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的做法相似，也包括两方面。第一个策略就是更积极地在多边机构内充当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与其他发展中大国统一立场进而与发达国家展开谈判。例如，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的核心谈判中，传统的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核心四方由过去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日本转变为美国、欧盟、印度、巴西。在2003年世界贸易组织坎昆会议期间，巴西和印度牵头发展中国家组成非正式机制“二十国集团”，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两年不到的中国也参与其中。在谈判中，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反对降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工业品的市场准入水平，并要求美欧等发达国家削减国内的农产品补贴、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立场差异难以弥合，坎昆会议失败。随着中国逐渐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基于中国的比较优势和制造业大国的身份，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的立场也越来越与巴西等发展中大国有所区隔。但总的来说，巴西通过积极的多边外交，塑造其发展中国家代言人的形象，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与发言权。2013年，得益于新兴经济体和非洲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巴西驻世界贸易组缪大使阿泽维多战胜了欧盟和美国支持的墨西哥候选人布兰科，当选为翁一任的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再譬如，在与国民经济紧密联系的气候变化议题方面，在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 巴西积极扮演发展中国家利益倡导者的角色。它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坚持发达国家对全球变暖问题负有历史责任，坚持发达国家应当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移并提供资金以帮助后者减排，而发展中国家自愿制定减排目标。这次会议最后成果《哥本哈根协议》是由中国、巴西、印度、南非以及美国经过协商而草拟的，包括巴西在内的新兴大国在这次会议上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领导作用。
巴西的第二个策略是通过加入新兴发展中大国组成的国家集团，通过集团的力量来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架构的变革。这一策略与第一个策略不是截然分开的，在多边外交场合，巴西就常常通过联合其他发展中大国来更好地充当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对于巴西而言，通过加人国家集团来推动治理体系变革这一策略在经济领域最重要的实践就是“金砖国家”（BRICS） ，“金砖国家”是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四国的总称 本来是高盛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提出来的概念，本意是以这几个国家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2006年开始，四国开始把这一概念转化为外交实践，四国决定其外长每年利用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机会举行非正式的协调会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新兴经济体在稳定全球金融秩序方面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金砖国家越来越认识到传统的西方七国已经无法充当全球经济治理体制领导者的角色，它们都有意愿促使全球经济治理架构进行变革以反映新兴经济体应有的影响力。2009年，首届金砖国家峰会在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堡举行。其后，2010年，“金砖四国”决定接受南非的申请，吸收其为金砖国家成员国，从而扩容为“金砖五国”。
金砖国家的主要合作方向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推动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在金砖国家内部的合作，包括金融、农业、贸易、反跨国犯罪、教育等领域，这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是加强金砖国家在多边场合的协调，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特别是在经济金融领域。第一方面的合作提升了其成员国之间的经贸与政治关系。以中国和巴西为例，图1显示的是世纪之交以来中国同巴西的进口总额与出口总额。从2000年到2013年，中国从巴西进口总额增长了32.49倍，中国向巴西出口总额增长了28.34倍。不仅如此，巴西持续保持对中国的出超。值得一提的是，在2009年金砖国家开始定期举行首脑会谈从而把合作水平大幅提升以来，中巴两国之间的贸易量大幅增长，与同时期世界贸易增速显著放缓的情况迥异。当然，巴西对中国也有不满之处，由于中国从巴西进口的主要为原材料和初级产品，而出口到巴西的主要为制成品，而且这一状况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巴西有人指责与中国的贸易使巴西出现了“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现象。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原材料需求的下降，巴西对华出口有所下降，但与金砖国家集团成立前水平相比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除了在经贸方面的合作，金砖国家集团还促进了成员国在政治关系、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合作。例如，2012年，中国与巴西把1993年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并签署了两国政府《十年合作规划》。2014年4月，首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举行。2014年7月，习主席访问巴西提出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可以说，双边关系如此快速的提升是与金砖国家的国家集团安排分不开的。
金砖国家集团第二方面的合作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架构的改革，以提升新兴经济体的地位与发言权，使该治理架构反映新兴经济体崛起所带来的国际结构变化。当前全球经济治理架构的确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地方。欧美国家仍然主导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主要的全球经济治理机构:国际货币基金总裁一职长期由欧洲人担任，世界银行行长一职长期由美国人担任，而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拥有超过15%的投票权，享有对重大事项决策的否决权，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则与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不相匹配。表1列出2010年和2014年金砖五国按现行汇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份额改革方案带来的投票权分配变化。在改革前，尽管巴西与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分别为3.38%和9.24%，却分别只享有1.714%和3.806%的投票权份额。新兴经济体普遍主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分配应与各国的经济实力结构相匹配。历次的金砖国家峰会的联合声明都呼吁国际金融组织进行改革以给予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更大的发言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定程度上也回应了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国家的改革要求，其2010年的份额改革方案把超过5.7个百分点的投票权份额从投票权份额大于其经济比重的国家转给所谓的“富于活力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dynamic emerging market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dynamic EMDCs），特别是把中国的投票权份额增加到6.0715%，使中国的投票权份额从原来的第六位上升到仅次于美日的第三位，同时把巴西的投票权份额增加到2.218%，使其从第14位上升至第10位。即便如此，正如2014年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比重所显示的，对于中国和巴西来说，它们的投票权份额仍然与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不匹配。
如果说在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改革方案的制定上金砖国家集团的作用尚不明显，那么它在推动该改革的实施上则作用重大。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拥有16.727%投票权的美国，其国会长期拒绝批准该改革方案。面对美国国会对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的阻挠，金砖国家除了多次在领导人峰会的共同宣言中敦促推进国际金融治理机制改革，还通过在原有国际经济治理体制之外建立了新的机构和制度来给现有机制施加压力。例如，鉴于世界银行为欧美国家所把持，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常常设置附加条件，金砖国家建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该银行机构由各成员国平均出资，并且其重要管理岗位实行轮值制。同时，鉴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出现金融危机的国家的救助常常设置各种条件，甚至常常迫使发展中国家采取对自身经济恢复不利的措施，金砖国家于2014年建立了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此外，鉴于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发展合作机制对基础设施投资比较忽视，中国还牵头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2015年3月，巴西宣布接受中国的邀请，以创始国身份加人亚投行。随着以上一系列机构的建立，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努力在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外部建立补充性的机制通过从外部施加改革压力的方式来推动美欧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的改革。这样的做法也取得一定程度的成效。美国国会在2015年12月批准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改革方案。部分原因是，美国也认识到其对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阻挠损害了传统的机构与机制的合法性，并导致了新的机构与机制的产生。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于2015年12月宣布人民币成为该组织的国际储备货币之一，这也是全球经济治理机构试图适应新的全球政治经济结构的表现。
五、两大领域的比较
以上我们检视了巴西在全球治理的两大领域—安全治理与经济治理—谋求推动治理架构变革的努力。在本节中，我们梳理巴西在这两个领域所作努力的策略，并且分析这两个领域所取得成效的差异及其原因。
正如前面的叙述所表明的，巴西在推动这两个领域的变革时所运用的策略非常相似。第一，在多边国际机构内通过积极的外交行动把自己塑造成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巴西主要通过多边外交，维持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L69集团”和加勒比共同体国家的关系，从而塑造自己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巴西也试图通过在多边机构与谈判中大力主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原则而把自己塑造成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以增加自身的发言权。在2003年的世界贸易组织坎昆会议上、在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巴西都积极代表发展中国家发言。第二，巴西强调和拥有相似目标的大国组成国家集团来追求现有治理架构的变革，借此谋求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发言权。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的四国集团和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金砖国家都是巴西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杠杆。事实上，这样的多边外交与大国外交相结合的策略也被另一个发展中大国印度所采用。两国在国家规模、实力、目标、国内体制等方面有许多共同点，因此两国常在相关议题上同进退。
需要交代的是，在全球安全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这两个领域的国家集团安排中，巴西都没能成为主导力量:在四国集团中巴西在外交资源和经济资源上都不能说比其他国家更优越，而在金砖国家中，巴西的政治与经济实力也不足以使其成为主导性力量。然而，巴西又是这两个国家集团内非常重要的成员，特别是考虑到巴西和印度常采取相似的立场和策略，其谋求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所做出的努力和采取的策略并不是无足轻重的，而是对变革的进展具有直接的影响。因此，我们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来检视全球安全治理领域和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在改革进展上的差异以及探讨为什么巴西（以及印度）采取的推动改革的策略在两个领域产生不同的成效，这在研究设计上大体符合最相似系统设计（most-similar system design）。
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可以说改革进展非常微小。政府间谈判于2009年启动，迄今基本上仅仅形成一个作为谈判基础的文本。经过谈判形成决议草案，这将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而要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中通过，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相反，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改革大体上已取得一定的进展。巴西与印度在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国际机构内通过主张发展中国家利益而在一定程度上扮演发展中国家代言人的角色，比以前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不过，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得到更高调的主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针锋相对，在过去十多年里双方妥协的难度有所增加，致使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陷人停顿。另一方面，通过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有关机构之外建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构，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已经在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之外建立起一个补充性的新的治理体制，从而增加了促使原有体制进行改革的压力。新的治理体制与原有体制一起构成了全球经济治理架构，新的体制的出现推动了原有体制的变革。
如上所述，相对于全球安全治理架构改革的进展缓慢，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两个领域推动变革的成效差异不是由于巴西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时在两大领域有何策略上的差异 而只能归因于这两个领域—全球安全治理架构和全球经济治理架构—的不同特点以及巴西在推动改革上其合作伙伴的不同特点。可以说，由于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虽然巴西在两领域采取大致相似的推动改革的策略，但成效却是不同。
第一，安全领域常常遵循着零和博弈的逻辑，而经济领域常常遵循非零和博弈的逻辑。在安全领域，一国的权力增大，就意味着其他国家的安全面临一定的威胁；而在经济领域，一国或数国的经济实力增强，进而通过合作建立新的治理机构，则往往只是提供新的公共产品，不会从根本上威胁现有经济治理架构的运转。因此，各国对全球经济治理架构的变革往往较为容忍，而在安全领域推动变革的难度则较大。例如，面对着四国集团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凯觑，这四个国家所在区域内的邻国如韩国、意大利、巴基斯坦、阿根廷等视之为对其安全的威胁 积极地联合起来阻止该项企图的实现。相反，面对着金砖国家建立的新发展银行和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些国家的邻国一般采取容忍的态度，或者希望利用这些机构来为自身的经济发展服务。
第二，与全球经济治理架构相比，现行的全球安全治理架构具有更大的制度刚性（（institutional rigidity）。根据国际法，联合国安理会是唯一有权采取强制性行动的联合国机构，也是唯一有权使用武力的国际机构。联合国对于安理会的改革确立了明确的程序，是由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具有合法性的制度，而且根据联合国大会的有关决议，要推动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必须经过联合国大会2/3多数通过才能实施。这些规定对个别大国的改革要求形成制度性的约束，并且将推动安理会改革的努力限定在政府间谈判的进程中。相比而言，全球经济治理架构没有这样的制度刚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非垄断了对危机国家进行金融救助的权力，而世界银行也并非唯一提供国际发展援助的机构，因此，全球经济治理架构有一定的空间可以容纳现行体制外进行增量上的制度建设。
第三，尽管巴西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和全球经济治理领域都运用了努力塑造自己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言人的策略，但在经济领域各国更容易认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野，而在安全领域各国更多是根据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具体安全处境等因素来决定与其他国家的安全关系。因此，与在经济领域不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支持巴西、印度等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安全治理架构内获得更高地位积极性不高。
第四，全球安全治理架构改革的呼吁缺乏国家军事实力分配所决定的国际安全结构的支撑，而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变革的努力却有经济实力分配所决定的国际经济结构的支撑。具体地说，日本、德国要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非以军事实力为支撑，而是以其分摊联合国会费比例较高为理由，它们的军事力量和综合国力仍然与美、中、俄等国有较大差距。虽然日德两国的经济实力早已超越英法，但英法两国毕竟拥有核武器，并且与众多前殖民地国家维持较紧密的联系，拥有巨大的软实力。不仅如此，日本的安全政策大体上追随美国缺乏独立性。此外，印度、巴西虽然人口众多，发展潜力巨大，但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印度虽然拥有核武器，但这是违反核不扩散协议的结果，缺乏合法性。因此，四国集团中尚未有任何国家在综合国力上特别是军事实力上相对于现有的常任理事国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总体来说，国际安全结构还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相反，由于金砖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全球经济实力分配所形成的国际经济结构的确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进而支撑对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变革的推动。
第五，在推动改革的国家集团的内部结构上，试图推动全球安全治理架构变革的四国集团内部各国实力相对平均，而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变革的金砖五国内部中国处于相对主导的地位。在四国集团内，每个国家都有其优势，也都有其劣势，因此总体实力差异不大；而在金砖国家内部，中国可以说居主导地位，它是经济总量全球第二大的国家，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占“金砖五国”的61%，居于主导地位的中国更有动力与实力提出一些新的政策倡议并努力将其变为现实。而金砖国家其他成员国一方面可以给予重要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搭上一个便车。这也是影响两个领域改革进程差异的一个原因。
六、结论与展望
本文回顾了巴西过去的十多年里为追求在全球安全治理架构和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内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发言权所作的推动改革的努力，聚焦于巴西的两大策略:一方面是积极的多边外交策略，在多边外交场合中积极充当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参与国际谈判，另一方面是积极的大国外交策略通过与不同大国组成国家集团来提出改革方案和施加改革压力。本文还分析了在这两个领域改革努力所取得成效不同的原因，既包括两个领域不同的行为逻辑、制度刚性和政治分野原则，又包括两个领域所面对的不同的国际结构以及推动改革的国家集团不同的内部结构。
面对在两大制度架构下推动改革的不同成效，巴西目前尚未对其政策做出大的调整。也就是说，巴西持续在两个架构下同时努力，双管齐下:
一方面，巴西在短期内不会放弃通过四国集团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努力。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虽然四国集团“入常”的努力面临诸多障碍，但是集团却没有被拆散，四个国家都没有放弃这种捆绑的策略，这是因为四国集团内没有哪个国家因各方面条件比其他三国优异而能在脱离集团后增大自身的“入常”几率，任何一国都难以单独撼动联合国现行安全治理体制。尽管巴西是拉丁美洲头号大国，但如果没有联合目前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和第四、承担联合国会费位居世界前列的日本和德国两国以及人口总量居世界第二的印度，受其经济和军事实力所限，巴西要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入常”的愿望几乎是不可能。通过维持四国集团的安排，巴西虽然“入常”的前景并不乐观，但可以借助集体的力量而形成宣传效果，对现行的全球安全治理体制形成持久的变革压力，并营造支持其“入常”的国际舆论，保持自身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自然候选人”的身份。
另一方面，巴西将继续参与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治理架构的改进。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鉴于金砖国家推动变革的努力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建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发展合作机构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等金融合作机制，中国倡议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获得广泛的国际支持，未来关键在于如何把这些机构与机制建设好，使它们真正起到补充与优化全球经济治理架构的作用。可以想象，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对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架构的改革努力会逐渐从体制建立阶段进入体制巩固与深化的阶段。未来金砖国家关注的中心可能会转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发展项目的推进、经济改革的协调、集团成员间贸易互惠安排等议题。
对巴西而言，在维持推动全球安全治理架构变革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变革双管齐下政策的情况下，它正面临一些挑战，需要做好两方面的平衡。第一方面是在四国集团和金砖国家之间的平衡，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在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平衡。中日关系的冷淡使巴西在两个领域的努力出现相互掣肘的局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两国间结构性矛盾逐渐突显:由于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以及日本国内政治的右倾化趋势，日本对中国崛起以及由之引起的东亚区域体系的权力转移十分忧虑，对东亚区域体系和全球体系由满意走向不满意，而中国的国力增长又尚未达到让其对日呈现压倒性优势的阶段，因此，中日关系总体上处于竞争大于合作的状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日本对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凯觑与中国的战略利益发生冲突，加上日本对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罪行反省不够，过去几年更积极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激化与中国的领土争端，自然中国对日本的“入常”愿望不支持甚至反对。同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面对中国所领导的新兴经济体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变革的努力日本除了在“清迈倡议多边化"（Chiang Mai Initiative Multilateralization）推进上给予较大支持外，在其他议题上大体上没有给予支持，甚至持反对态度。在中国筹建亚投行的过程中，日本因担心其在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的地位受到威胁而持反对态度，是少数不参加亚投行的亚洲国家之一。对巴西来说，与日本和中国维持紧密关系对其谋求在全球安全治理架构和全球经济治理架构中更大发言权至关重要，需要在外交上作谨慎的平衡。这样的平衡从巴西对中国201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0周年大阅兵的处理就可见一斑。金砖国家中，与俄罗斯和南非分别由国家元首出席不同，巴西只是派了国防部长瓦格纳出席阅兵活动，与印度一样都只派部级官员出席，重视程度甚至不如巴西邻国阿根廷，后者派了副总统兼参议长出席。巴西的做法很可能是因为要顾及它和日本的特殊关系。在日本在国际上游说有关国家不出席中国阅兵的情况下，巴西采取了中庸的处理方法。
另一方面的平衡是在金砖国家和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的平衡。近年来，由于中国对原材料需求的下降和全球原材料市场价格的下跌，巴西的出口和经济增长面临一定的困境，已经在局部反思其与某些新兴经济体的经贸关系。近来关于“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讨论很多，未来巴西可能会更注重自身制造业能力的培育和加强与拉美国家以及欧美发达国家的经贸联系。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的立场对立，多哈回合谈判已经陷入停顿多时，随着美国领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贸易安排的推进，全球性多边贸易谈判已经受到严重影响。未来，为维护全球性多边贸易组织与机制的活力，不排除巴西等新兴发展中大国会软化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总之，未来巴西追求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更大权力的策略可能会发生一定的调整 更注重在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平衡。在这样的情况下，维护金砖国家的团结可能会面临更多考验。
值得一提的是，历次金砖国家峰会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也涉及安全问题，从最开始对反恐的关注，到后来对叙利亚、巴以关系、中东局势、非洲的稳定、信息安全等安全问题的关注。从2011年在三亚举行的金砖国家高峰会议开始，每年峰会的联合声明都列人对包括安理会在内的联合国改革的强调以及中俄对印度、巴西和南非在联合国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支持。然而，安理会改革的议题从来没有进入金砖国家的行动计划内。在四国集团仍然存在并且在外交舞台上保持活跃的情况下金砖国家内部的中俄两国应该还不会采取实际行动支持三国的“入常”从长期来看，巴西在四国集团和金砖国家之间搞平衡的做法也可能会发生变化。随着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综合国力进一步提升，以及日德的经济优势日渐变小，将来不排除巴西和印度脱离四国集团以减少其“入常”阻力的可能性。但这样的变化将需要很长的一段时期才可能发生。
注释：略
注：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的资助；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