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亚洲是全球经济最富活力的地区，也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获益者，其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成功之路。然而，伴随特朗普政府实施反全球化为特色的对外经济政策，亚洲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挑战或风险将是前所未有的。如何适应这种变化，改革经济发展模式、构建新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是亚洲国家的共同任务。
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导向与价值理念
迄今为止，特朗普政府的内外政策尚未形成，我们只能就其竞选期间及上任后近两个月的政策导向进行分析。目前，国内外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导向分析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从特朗普（及其内阁成员）的个性进行推演，如非理性的性格、商人特性、缺少从政经验等。这有助于说明特朗普与以往美国总统的处事风格差异，但显然难以成为分析特朗普政府政策导向的基础。我们不能假定美国选民选出的总统是一位疯子。二是强调特朗普政府的商人特性。在对外政策上会表现为采取“敲诈式谈判”，即先触及对手的底线，迫使对手在讨价还价中做出最大的让步。这种方式对分析其政策的实施固然重要，但无法由此推断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走向。三是从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出发推出特朗普政府最终要回归到所谓的正常轨道上，但以特朗普执政后的行为来看，这种推理似乎并不成立。为此，我们选择从特朗普（政府）的价值理念入手探讨其未来的政策导向。
从特朗普竞选纲领到执政后业已出台的政策来看，以总统首席战略专家和高级顾问史蒂夫·班农为代表的团队为其政策制定提供了一整套的价值理念。班农曾任极右派媒体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的总裁，对当今美国与全球重大问题有一整套的理论判断。西方媒体把他称之为“美国总统的总统”。
按照史蒂夫·班农的主张，当今美国与整个西方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建立在犹太—基督文明（Judeo-ChristianWest）基础上的开明资本主义模式（enlightened capitalism）已经陷入危机，这种危机既是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危机，也是西方犹太—基督文明的危机、教会的危机、信仰的危机①。
所谓开明资本主义模式的核心理念是，推动财富增长，并惠及每一个人。而冷战结束之后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state-sponsoredcapitalism）、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安·兰德资本主义（the Ayn Rand capitalism）开始盛行于俄罗斯、美国及整个西方世界。他们背离开明资本主义精神，大政府与社团主义勾结在一起；创造的财富仅仅让特定阶层获益，没有惠及广大中产阶级。以国际金融危机为起点，民粹主义开始兴起，掀起了反抗现有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运动。另一种危机来自于伊斯兰圣战法西斯主义（jihadist Islamic fascism）。它与西方犹太—基督文明正在展开一场全面的战争。因此，美国与西方世界的最优先任务就是如何应对这种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危机和西方犹太—基督文明的危机，并最终回归到以犹太—基督文明为基础的开明资本主义模式上。
基于这种价值理念，特朗普政府所寻求的不是以往政府更迭意义上的政策调整，而是一场根本性的变革。这种变革的方向在经济层面要重建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在文明层面要取得犹太—基督文明对伊斯兰圣战法西斯主义的胜利。表现在对外政策上，特朗普政府将会放弃传统的意识形态划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标准。在这里，我们仅就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导向做一分析。
第一，以放松监管、减税、缩小政府职能为手段，激发企业家的“动物精神”。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尽管美联储连续降息，但投资不足一直是困扰美国经济的最大障碍。对此，特朗普政府除了减税之外，把放松政府监管作为促进企业投资的主要手段②。其中，最有可能的选择是废除2010年奥巴马政府颁布的《多德—弗兰克法》（Dodd-Frank Act）。该法案旨在有效控制系统性风险，保护纳税人和消费者利益，维护金融稳定，防止金融危机再次发生。主要内容包括：扩大监管机构权力，破解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的困局；设立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赋予其超越监管机构的权力，全面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采纳所谓的“沃克尔规则”，限制大金融机构的投机性交易，尤其是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以防范金融风险。在特朗普政府看来，该法案最大的弊端是限制了金融机构的贷款能力和欲望，堵塞了资本主义的动脉③。为此，他们已经提出替代该法案的《金融选择法案》（Financial Choice Act）。如果说这种制度层面变革对企业家是一种利好的话，那么特朗普本人以企业管理方式管理国家的做法则受到了越来越多企业家们的认同。例如，他通过Twitter直接发文点名攻击和威胁大企业的行为看起来很粗暴，但却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福特、通用汽车都因受到攻击而改变了他们在墨西哥的投资行为。正如对冲基金桥水公司（Bridgewater）掌门人戴利奥辩称：“我们将会经历一个深远的、由总统主导的意识形态转变。它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可能远远大于人们仅仅基于税收和支出政策变动得出的计算结果，因为它可能点燃动物精神。”④
第二，以创造就业机会为手段，使经济增长惠及广大中产阶级。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对“铁锈地带”白人的最大承诺就是为他们创造就业机会。这种承诺曾被反对者讥讽为一厢情愿，但执政后的特朗普总统正在把它纳入到其经济政策目标之内。在特朗普政府看来，美国就业机会的丧失主要来自于外部世界：美国的贸易赤字与外包。这一逻辑在经济学看来根本就不成立，但它却符合美国民众的认知。按照美国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的调查结果，美国就业机会的丧失主要归因于外包和进口，对此持认同立场的被调查者分别占80%和77%，位居8项因素中的前两位⑤。为此，特朗普政府会通过人为缩小美国的贸易逆差、促使美国制造业回归来创造就业机会。
第三，以反全球化为特色，推行“美国优先”与“让美国再次伟大”是对外政策的目标。
反全球化是特朗普政府的一大特色，原因在于他们认为美国是经济全球化的相对受损者，而新兴经济体则是相对受益者。同时，在美国从经济全球化获得的收益中，绝大部分被华尔街集团所攫取，广大中产阶级甚至成为绝对受损者。另一方面，为了维护经济全球化的顺利运转，美国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公共产品。这是导致美国在全球衰落的主要原因。因而，未来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目标是“美国优先”与“让美国再次伟大”。只有美国自身强大了，才能真正充当全球经济的领导者。正如班农所说：“强有力的国家和强大的民族主义运动能造就强有力的邻国，而这正是西欧和美国建立起来的基石，仍会继续存在下去”⑥。“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已成为新政府的口号。为此，特朗普政府不仅宣布退出TPP，对原有的自由贸易协定（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要重新谈判，而且不再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支持者，甚至有可能退出或变相退出世界贸易组织。总之，贸易保护主义将会是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主流，美国也不再充当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美元升值周期有可能引发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债务风险
历史上，每一次美元升值周期通常都伴随外部世界金融市场的动荡。针对特朗普执政后美元汇率的走势，国际金融市场存在不同的判断，特朗普本人对此也给出了相互矛盾的信号。我们认为，尽管美元汇率已经有较大的升幅，未来仍将会呈现升值趋势。主要理由如下：第一，美联储率先进入加息通道。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一直是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领跑者，美联储也于2015年底正式放弃量化宽松政策，步入加息通道。目前，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5%-0.75%的区间内，仍然处于历史低位。相比之下，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还没有放弃负利率的信号。与历史上联邦基金利率的正常水平（5%到7%）相比，美联储升息尚有很大的空间。至于亚洲新兴经济体，多数国家央行短期内并不会尾随美联储加息。短期利差的扩大对美元汇率升值形成了支撑。第二，特朗普政府有可能通过人为干预方式（贸易保护）缩小美国贸易逆差。这和以往美国政府的做法不同，尽管特朗普政府指责其贸易伙伴进行汇率操纵（形成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贸易逆差的缩小有利于美元走强。第三，特朗普政府通过税收手段鼓励美国公司将海外子公司的累积利润汇回。据估计，目前美国公司在海外的投资利润高达2.6万亿美元。这部分资本回流对美元汇率的影响非常大。第四，通过税收及强制性手段促使美国制造业回归也能够发挥类似的效应。第五，美国放松金融管制会吸引其他国家的资金流向美国。
美联储加息、美元升值与资本回流美国一旦成为事实，对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冲击将是巨大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包括亚洲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利用低利率的机遇大幅增加以美元计价的债务融资。2009～2014年间发展中国家以美元计价的债务（银行贷款与债券）翻了一番，从2万亿美元上升到4.5万亿美元。按照摩根斯坦利的一项估算，这期间亚洲国家企业以外币计价的债务从7000亿美元上升到2.1万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从7.9%上升到12.3%⑦。与其他地区的新兴经济体（如俄罗斯、巴西）相比，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负债水平并不是最高的；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前相比，亚洲国家的偿债能力也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他们面对可能的债务风险决不可高枕无忧。事实上，从2015年开始（预期美联储加息），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短期资本流入就已经发生变化。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国际债务统计数据，2015年短期资本出现了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大规模的流出（参见表1）。虽然我们尚不能据此得出国际资本逃离亚洲的结论，但其风险是客观存在的。
亚洲区域内的全球价值链可能被搅乱
全球价值链是支撑亚洲区域内贸易、产业内贸易、产品内贸易、中间品贸易的基础。以中间品贸易为例，亚洲发展中国家中间品出口额从2002年的3169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7885亿美元；同期进口额从2934亿美元上升到6949亿美元⑧。与其他地区相比，亚洲地区全球价值链的一个特征是缺乏区域内最终消费市场，最终消费品的市场主要依赖于美国和欧洲，其中美国是最大的市场。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伴随中国经济从投资与出口驱动增长模式向消费驱动增长模式转型，中国开始与美国一起成为亚洲国家出口的主要市场。然而，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提升以及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亚洲国家对华中间品贸易出口增速放慢，出口更多转向了最终消费品。从2000到2015年，中国中间产品进口与制成品出口之比从63%降至约38%。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亚洲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对亚洲国家贸易的拉动作用下降。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是一个自然的演变过程，中国从亚洲国家减少中间品进口的同时增加了最终消费品的进口。展望未来，中国正在推进“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产能合作，这将有助于延长亚洲地区的全球价值链。
相比之下，特朗普政府制造业回归政策对亚洲地区全球价值链的损害将是实质性的。制造业回归是奥巴马政府所倡导的对外经济政策目标，但在其执政期间，这一政策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政策违背了跨国公司全球布局的比较利益原则。特朗普政府会在“美国优先”的旗号下，不考虑全球产业布局的比较利益原则，强制要求美国企业在国内投资。例如，特朗普明确承诺要把苹果的生产线拉回美国。2015年苹果公司供应商清单数据显示，苹果公司的759家供应商中有44.2%在中国，但其中中国供应商只有3.95%，核心零部件供应商更是只有2.2%。比较而言，日本供应商占32.7%，美国供应商占28.5%，台湾地区供应商占19%，欧洲供应商占6.5%⑨。从全球价值链的价值增值比例来看，中国在苹果产品中的价值增值比例微不足道。更有甚者，特朗普政府还对在美国的外国公司全球布局进行直接干预。不久前，特朗普威胁丰田公司不得在墨西哥投资生产汽车，否则将会对出口到美国的零部件或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最终迫使丰田公司放弃了在墨西哥的投资。目前，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归政策尚未波及到亚洲国家，但其前景并不容乐观。考虑到美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美国市场的巨大影响，这种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对外经济政策对未来亚洲地区的全球价值链会带来实质性的损害。
亚洲出口导向型模式面临难以维系的风险
亚洲出口导向型模式形成于20世纪东西方冷战时期，美国基于战略方面的考虑，通过提供最终消费市场为这一模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模式真正的发展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的经济全球化时期，不仅形成了以日本为头雁的雁型模式，而且中国的加入为其提供了更大的动力。1998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批评亚洲模式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并断言这种模式不可持续。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挽救了东亚经济，也挽救了东亚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随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亚洲出口导向型模式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东亚地区的全球产业链或价值链开始形成。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源于美国的负债消费模式难以持续，又一次向亚洲出口导向型模式提出了挑战。中国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再次挽救了东亚经济与东亚出口导向型模式，危机后绝大多数东亚国家没有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与转型，但却率先实现了经济复苏。不过，与上一次危机后的情形不同，从2011年起全球贸易增速持续低迷，甚至连续多年低于全球经济的增速。为此，我们曾断言，尽管亚洲经济增速继续领先于全球经济，但其很难再恢复到高速增长的时代⑩。
特朗普执政标志着过去20余年经济全球化的高潮期已经终结，这对亚洲出口导向型模式的挑战将是前所未有的。
第一，实施“美国优先”政策将可能迫使亚洲国家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目前，多数亚洲经济体对美国都拥有贸易顺差，同时，通过全球价值链亚洲国家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还体现在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统计中。2016年美国贸易赤字达到5023亿美元，创下4年来新高。对此，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National Trade Council）主任彼特·纳瓦罗明确表示，与美国之间存在巨大贸易顺差的任何国家都需要与美国合作，按产品和行业在指定时间内降低顺差。他称，如果这些国家购买的美国产品多于其目前从世界其他国家购买的产品，这是可以实现的，不论所购产品是化学品还是玉米，或是关乎国家安全的潜艇或飞机。考虑到欧洲经济复苏乏力，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前景不容乐观。
第二，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导向还可能表现为破坏现行的多边贸易机制和规则。WTO产生以来，对防止贸易战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特朗普政府试图绕开它，解决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在特朗普看来，WTO是一个对美国利益抱有偏见的、慢节奏的国际主义官僚机构⑪。既然如此，特朗普政府未来更不可能在WTO框架下推动多边贸易新规则的谈判。这对于主要依赖多边贸易规则的亚洲中小型规模的新兴经济体来说无疑是一个灾难，这些国家缺乏与美国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考虑到特朗普政府善于使用“敲诈式谈判”，它们在未来的国际经济争端中很难有单独维护自身利益的机会。
第三，特朗普政府对经济全球化的负面认知决定了美国不再会为全球经济的共同发展而提供公共产品。经济全球化得以顺利发展的条件不仅包括保障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机制化安排，而且还包括全球治理机制。这是应对不断涌现的全球性新问题的保障，比如，业已达成的全球气候变化协议、跨国人员流动、跨国界的电商交易、全球互联网管理，等等。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威胁不履行全球气候变化协议；执政以后又颁布“禁穆令”。总之，特朗普政府把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看成是零和博弈。作为全球经济的领导者，特朗普政府的这种理念不仅会影响美国的政策导向，而且还有可能蔓延到其他国家。在欧洲，极右翼的政党正在接纳和效仿特朗普的反全球化理念，像法国的右翼政党就打出了“买法国货，雇法国人”的口号。一旦反全球化成为一种全球化的理念，亚洲的出口导向型模式或开放经济模式受到的挑战就不再只限于美国。
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处于十字路口
传统上，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呈现出一系列失衡特征：其一，区域贸易协定的数量与质量失衡。亚洲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是全球最多的地区，但一直缺少统一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二是大国与小国的失衡。由于大国之间的矛盾，区域经济合作的主导权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小国（或小国集团）手中。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RCEP）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三是域内国家影响力与域外国家影响力的失衡。从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作为域外国家，美国一直主导着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进程和方向。
2015年10月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完成谈判，成为许多亚洲国家所期望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模板。除了第一批成员国外，包括韩国、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等表示出尽快加入的意愿。而特朗普上任伊始就宣布退出TPP，这显然不是特朗普的个人偏好所为，而是美国反全球化理念的必然结果。以日本为主的其他TPP成员国试图说服特朗普改弦易张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部分成员国（如澳大利亚、智利）希望由中国填补美国所留下的空缺同样面临众多的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来自日本。作为剩余11国中的最大经济体，安倍政府当初参加TPP的动机就是基于非经济层面的考虑；特朗普执政后，安倍政府又把维护美日同盟作为日本对外政策的基石。这就决定了即便中国有意愿参加，日本也不可能接受。
在TPP失败的前提下，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进程会加快，但它很难成为亚洲多数国家所认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模板。目前，谈判的主要障碍在印度。维持原有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标准，印度无法接受；降低既定的标准会遭到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反对。特朗普政府退出TPP之后，亚洲多数国家怀着“必须要做点事情”的心态会更积极地推动RCEP谈判。为尽早取得成果，适当降低贸易投资自由化标准或者做一些妥协是最可行的选择。以TPP做参照系，RCEP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水平无疑是低水平的。即便RCEP得以达成，亚洲地区的发达经济体（如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也难以认同它作为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模板。
美国放弃TPP并不意味着它将放弃与亚洲国家的经济合作，因为亚洲仍然是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依照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理念，一方面，美国可能会对已经和美国签有双边自贸区协定的国家重新开展谈判，如美韩自贸区协定，原因是韩国对美国长期存在贸易顺差。另一方面，美国会选择没有与之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的国家开展双边谈判。在这方面，日本将是首选。日本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之一，打开日本市场是特朗普政府的目标。同时，鉴于日本对美日同盟的依赖度越来越高，特朗普恰好可以对其运用“敲诈式谈判”，迫使日本开放汽车市场。这种以双边为主的自贸区谈判将会使亚洲地区的“面条碗效应”进一步加剧。
结论：亚洲经济的出路
特朗普执政看似只是美国政府的一次更迭，但它可能标志着全球经济将进入一个新时期。在反全球化的背景下，亚洲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挑战将是巨大的。是被动适应还是主动应对决定了亚洲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认为，只有主动应对才能避免亚洲新兴经济体高速增长的态势停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为此，可供他们选择的策略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调整经济发展方式，改变出口导向型模式。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证明，美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负债消费模式不可持续。奥巴马执政的8年间，美国的负债消费模式并未得到真正的调整。特朗普政府奉行的反全球化与“美国优先”虽然是一种以邻为壑的理念，但它刺激投资、扩大生产的政策导向找准了美国经济的病因。而亚洲新兴经济体则相反，危机之后需要改革的方向是扩大消费。实际上，多数亚洲新兴经济体没有做真正的改革。只有中国在扩大消费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特朗普执政后，亚洲调整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势在必行。当然，这并不是说亚洲新兴经济体应该回到封闭经济的道路上，也并不是要求所有国家都要调整出口导向型模式。开放经济模式是亚洲经济成功的基础，如何创造区域内的最终消费需求市场是亚洲国家的共同责任。只有在这一前提下，亚洲经济才既能保持开放的活力，又能在西方国家反全球化的浪潮下保持开放的可持续性。
第二，构建以本地区为主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区域经济合作是新时期保障亚洲新兴经济体开放与可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之一。亚洲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证明，危机驱动型是其突出特征。亚洲金融危机推动产生了金融领域的“清迈协议”与贸易领域的“10+1”合作机制，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了RCEP和TPP的启动。鉴于TPP已经失败，能否把RCEP打造成一个高水平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是对亚洲国家的一个考验，也是应对“特朗普冲击”的一项不可回避的选择。
第三，本地区大国需要为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做出应有的贡献。公共产品的特性决定了它注定是大国的责任和义务。特朗普政府不再承担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责任，亚洲地区的大国必须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缺。目前，区域内大国的矛盾是其合作的主要障碍。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正在承担起提供区域内公共产品的责任，其中，“一带一路”就是一个典型。与现有的区域一体化机制强调规则导向不同，“一带一路”以发展为导向，是一种新型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它的开放性前提、互联互通的基础、合作机制多元化与义利观特征及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都体现了发展导向。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与现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并行不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这是中国向本地区提供的一项制度性公共产品。
当然，亚洲新兴经济体要能够成功应对“特朗普冲击”所需要的远不止这些，各国的立场也会有分歧，但最根本的一点是有合作的意愿。
注释
【1】J. Lester Feder, "This Is How Steve Bannon Sees the EntireWorld", BuzzFeed News, Nov 16, 2016,https://www.buzzfeed.com/lesterfeder/this-is-how-steve-bannon-sees-the-entire-world?utm_term=.akBJLPw4g#.hqxN64weq.
【2】特朗普政府的减税将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把企业税从目前的35%降到15%；二是对于美国公司在海外子公司的累积利润提取回国一次性收取10%的税，分十年付清。对美国公司在海外子公司的未来利润每年征税。
【3】［美］本•麦克兰纳汗：《〈多德-弗兰克法〉争议为何如此之大？》，FT中文网，2017年2月15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1375?full=y。
【4】［美］吉莲•邰蒂：《特朗普有望点燃“动物精神”》，FT中文网，2017年1月16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0993。
【5】TheState of American Jobs, Pew Research Center, Oct 6, 2016.
【6】J. Lester Feder,"This Is How Steve Bannon Sees the Entire World", BuzzFeedNews, Nov 17, 2016,https://www.buzzfeed.com/lesterfeder/this-is-how-steve-bannon-sees-the-entire-world?utm_term=.akBJLPw4g#.hqxN64weq.
【7】"Debt-riddenemerging markets are heading for a nasty dollar hangover", Economists,Mar 21, 2015.
【8】Richard Pomfretand Patricia Sourdin, "Global Value-Chains and Connectivity in DevelopingAsia-with application to the Central and West Asia region", ADB Working Paper Series o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No.142, November 2014.
【9】孙玉涛：《特朗普新政：回得去的“苹果”，找不回的“工作”》，FT中文网，2017年3月3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1496。
【10】李向阳：《2013年亚太地区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院文献出版社，2012年。
【11】［美］肖恩·唐南、迪米：《特朗普团队寻求绕开WTO争端解决机制》，FT中文网，2017年2月27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15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