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伊斯兰意识形态、石油经济和美沙联盟为基础的外交是沙特成为海湾强国的三大基石。就当前世界格局而言，后两者不足以对沙特构成威胁，而伊斯兰意识形态瓦哈比主义（Wahhabism）使沙特王室政权面临着内忧外患。从1744年，阿拉伯半岛上最大的部落首领穆罕默德·伊本·沙特为赢得整个半岛的统治权与瓦哈比教派联盟至今，沙特王室及其祖辈与瓦哈比教派结成的政治宗教同盟已达270多年。兴起于18世纪于1932年被沙特阿拉伯王国立为国教的瓦哈比教派，是沙特实现国家统一、维护王权的精神武器，同时也被认为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早期形态。在伊斯兰世界，原教旨主义是一支分裂性力量。
一
瓦哈比主义，或称瓦哈比教派，由生于阿拉伯半岛中部地区宗教世家的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瓦哈卜（Muhammadibn‘Abda1-Wahhab,1703-1792）创立。瓦哈比教派自称为“认主独一派”（Ahl-twahid）或是“认主独一者”（Muwahhidun）。当代瓦哈比教派自称为萨拉菲主义者（Salafiyun），即遵循前三代穆斯林先贤之道的人。瓦哈卜自幼随父学习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之一的罕百里派宗教知识，成年后外出游学，其足迹遍布大马士革、巴格达、巴士拉和波斯等地。期间，瓦哈卜目睹了多神崇拜的阿拉伯半岛部落割据、社会分裂，亲历了外族入侵破坏伊斯兰社会制度和文化而造成的民族之间矛盾激化，震惊于什叶派在巴士拉的兴盛。游学结束后，瓦哈卜开始著书立说，他继承和发扬了伊本·泰米叶（14世纪著名的伊斯兰教法学家）的思想，反对苏菲主义和外来文化对伊斯兰教的影响。他在其著作《一神论》中提出“一切回到《古兰经》中去”，强调恢复伊斯兰教早期的纯洁性和严格性。除“认主独一”、回归经训、净化宗教、强化一神信仰等核心主张外，瓦哈卜思想的颠覆性体现在定叛（Takfir）、圣战（Jihad）等观念上。瓦哈卜根据穆罕默德的预言即“伊斯兰最初以陌生面目出现，还将以陌生面目回归”，提出社会已经重新坠入蒙昧时代，正道已被多神崇拜、以物配主和异端信行歪曲得面目全非。瓦哈卜将矛头直接指向穆斯林中的“叛教者”将苏菲派、什叶派和其他逊尼派穆斯林统统断为“卡菲尔”（Kāfir，不信道者），甚至认为穆斯林拜谒先知穆罕默德陵墓的行为都是大逆不道。瓦哈卜继承了伊本·泰米叶的圣战思想并降低了圣战的门槛，主张对于那些听闻正道召唤却不肯顺从的人，都可发动圣战。瓦哈比主义强烈的宗教情怀和宗教使命感得到阿拉伯部落酋长穆罕默德·伊本·沙特的赞同和支持，两人迅速达成协议并结成政教联盟，其核心内容是沙特家族为瓦哈比教派提供保护和支持，支持瓦哈比教派宣教和传播；瓦哈卜（谢赫）家族从伊斯兰法学理论上为沙特家族的统治、扩张和圣战提供合法依据；瓦哈卜向伊本·沙特效忠，旨在建立独尊安拉的伊斯兰国家。
瓦哈比教派的最大成功是协助沙特家族先后建立了第一代、第二代和现代沙特阿拉伯王权国家。首先，瓦哈比教派主张“一神信仰”，维护伊斯兰教的正统性，从而为沙特家族在几次建国历史上发动圣战，扫除阿拉伯半岛多神崇拜的不同族群和“不肯顺从者”提供了必要性和合理性。其次，瓦哈比教派崇尚遵循先知和正统哈里发的传统 主张效仿他们统一半岛。在瓦哈比教派的号召下，瓦哈比派士兵视圣战为伊斯兰教的最高原则和义务，他们英勇尚武、渴望胜利。第三 瓦哈比教派的各种清规戒律约束了阿拉伯半岛上的游牧民族使他们逐步有了国家观念。瓦哈比教派强调信徒之间应互相友爱、摒弃部落之间的门第观念，使不同宗教部落的游牧民最终凝聚在瓦哈比教派“认主独一”的旗帜下。第四，伊本·沙特及其子孙，大力宣传“伊斯兰教是定居者的宗教”，发动沙特历史上著名的“伊赫万运动”，通过“希吉来”建立“伊赫万”农垦区。“希吉来”意为“迁徙”，即让游牧民族从沙漠地带迁徙到垦殖区定居，从事农业。同时，垦殖区还是瓦哈比教派的传教点，并建立了军事组织。这一运动成效显著：阿拉伯半岛原有游牧部落迅速消亡，现代沙特王国的主体民族融合，“希吉来”方式为沙特家族提供了后勤保障和精锐部队，瓦哈比军征战节节胜利直至1932年现代沙特阿拉伯王国建立。瓦哈比教派极具宗教政治动员力和凝聚力，同时与沙特家族由来已久并延续至今的政教联盟也彰显了其极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沙特王室清醒地认识到瓦哈比教派为立国之本，必须坚持以其为国家意识形态。
瓦哈比主义意识形态深入人心为现代沙特王权的巩固夯实了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古兰经》对正道有这样的论述：“这是真主的正道，他以它引导他所欲引导的人。假若他们以物配主，那么他们的善功必定变成无效的（6：88）。”瓦哈比主义推崇回归伊斯兰教正道，在“认主独一”思想的引导下，现代沙特国父阿卜杜·阿齐兹从希贾兹统治者手中夺回麦加和麦地那两大圣地。法赫德国王登基四年，国王取消对他“陛下”的称号，改称“两圣寺的仆人”，沙特也以“两大圣地守护者”自居，其内涵是国王是效力于独一真主的仆人。此举大大提高了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让宗教学者和虔诚的穆斯林认为，沙特国王更符合宗教领袖的身份。因此瓦哈比主义对现代沙特民众最直接的影响是忠君爱国。民众时刻谨记保持自身纯洁的信仰以及对国王的忠诚，将对部族的一致性认同转化为对国家社会的一致性认同，以保卫部族的精神来捍卫自己的国家主权以及君主的至高统治。即便是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后，大多数沙特民众也拒绝参与反政府和君王的政治活动，这从侧面反映出忠君爱国的思想已深深根植于沙特民众心中。在此基础上，瓦哈比教派在宗教教育、宗教法律、品德修养、行为规范等方方面面广泛地影响着民众。在沙特瓦哈比教派宗教思想教育已经融入国民教育的各个阶层《古兰经》等宗教经典更是沙特大学生入学后的必修宗教课程。正是受到宗教思想的不断熏陶，一代又一代沙特民众坚持“认主独一”爱国忠君，这种正统伊斯兰教思想已然成为沙特民众最基本的价值观。此外，瓦哈比教派主张整肃社会风尚，净化人们心灵。从沙特实行的沙里亚法体制中可以看到，偷盗、酗酒、私通、诬陷、抢劫、叛教等都被视为不容宽恕的重罪，必须施以“侯杜德”（Hudud，固定刑罚）。在沙特，虽然有诸如以沙特王子为代表的特权阶层经常以财富和享乐示人的做法，但在瓦哈比主义影响下，总体来看，沙特民众在不断追求高尚的道德品质。
沙特王权是瓦哈比主义茁壮成长的最大保障。从伊本·沙特开始，沙特历任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倡导和改革瓦哈比教派，也正是在沙特王权的支持下，瓦哈比教派不断被注入适应现代性发展的新鲜活力。沙特王权有三个坚持，即坚持政教联盟、坚持政教合一、坚持以教治国。在沙特，宗教最高权威是大穆夫提（Mufti，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他有权根据经训解释教法、法律，有权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有关司法方面的新问题提出“法特瓦”（Fatwah，教法解释）。通常，沙特王国的这一职位由谢赫家族瓦哈卜后裔中通晓经训的教法学家担任。虽然在费萨尔国王期间，沙特设立了司法部以适应现代国家民主法制的发展需求，但在1999年，法赫德国王又任命谢赫家族宗教权威阿卜杜·阿齐兹·本·阿卜杜拉·谢赫为大穆夫提，足见沙特王权对政教联盟的坚持不渝。政教合一本就是伊斯兰教的传统，最早穆罕默德及圣门弟子以麦地那为中心创立的乌玛（Ummah，穆斯林公社）就是穆斯林最早政教合一的政权。现代沙特王国历任国王在任期间均身兼教长，是世俗君主，又是“信士的伊玛目（教长）”。费萨尔国王曾说过：“人民拥戴我做伊玛目先于拥戴我做国王”；“国王的称号只在与外部世界联系时才使用”。国王对内以教长名义发布敕令、诏书。在治国理政方面，沙特以《古兰经》为宪法实施沙里亚法，充分遵循伊斯兰教理论，以伊斯兰教名义执政。费萨尔国王就曾表达过：“我认为王国的宪法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宪法，就是仁慈的《古兰经》。”按照《古兰经》“天地万物都是真主的（3：84）”，沙特历任国王制定的各项政策都以是否符合经训为标准，以王室改革派著称的费萨尔和法赫德国王也始终把大政方针界定在体现“伊斯兰教律的不朽、伟大的目标”上。沙特充分利用王室地位和王权，始终高举伊斯兰旗帜，从体制、制度的各个方面将瓦哈比主义精神落实到国家建设的每块基石上为瓦哈比主义发展壮大提供了坚实保障。
沙特王权积极支持瓦哈比主义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特别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沙特王室以“圣地护主”自居，凭借国家政权和巨额石油财富大力资助瓦哈比教派的全球扩张和发展。在官方外交中，沙特借助派往世界各地的外交官传播瓦哈比主义，如向联合国、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等派驻代表，向外国首都派驻大使。沙特驻外使馆都设有一名伊斯兰事务专员，负责领导传教人员，华盛顿使馆由一名王子出任该职务。在国际事务方面，沙特建立了众多国际性泛伊斯兰组织，构筑伊斯兰国际网络，如穆斯林世界联盟、世界穆斯林青年大会、伊斯兰会议组织等。这些组织从创立开始，沙特政府及瓦哈比教派宗教领袖就是领导人。在海外援建方面，沙特全资或部分投资兴建的清真寺和伊斯兰中心已散落世界各地，这些中心由瓦哈比信徒领导，已经成为开展宣教、政治活动的中继站。在精英教育方面，沙特王室设立伊斯兰事务部，主管传教、布道和伊斯兰高等教育。沙特与埃及穆兄会共同创办麦地那伊斯兰大学和阿卜杜拉·阿齐兹国王大学，实现了穆兄会和瓦哈比派的结合。沙特资助、控制在穆斯林世界具有权威性的爱资哈尔大学，后者发布的“法特瓦”对伊斯兰国家政府精英和乌里玛（教法学家和神学家）都有极大影响。在民间交流方面，沙特充分利用麦加、麦地那这两个世界穆斯林朝觐的圣地，在全世界穆斯林朝觐期间大力传播瓦哈比主义，让朝觐者在圣地直接接受瓦哈比主义思想，并在世界各地发扬光大瓦哈比主义思想。除此以外，沙特政府庇护、支持和资助世界性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如穆斯林兄弟会著名人物穆罕默德·库特卜和赛义德·库特卜都曾到沙特避难。巴基斯坦伊斯兰促进会创始人和精神领袖赛义德·阿布·阿拉·毛杜迪深受瓦哈比学说影响，其组织长期接受沙特资助。一直以来，沙特王室以“世世代代都将是伊斯兰遗产的维护者和伊斯兰圣地的守护者”自居，积极推动瓦哈比主义在全球的传播，使沙特在世界上构建了具有鲜明瓦哈比特色的三层外交圈，即以沙特为核心将瓦哈比主义辐射阿拉伯国家进而辐射至伊斯兰国家。在此基础上，沙特不仅在本土更在世界范围内确立并巩固了其王权的合法性，在圣地和伊斯兰世界确立并巩固了自身伊斯兰宗教领袖的地位。
瓦哈比教派是沙特的国教是沙特的立国基础。沙特是以政教联盟为基础建立现代国家，王权和教权之间相互合作、共赢发展。瓦哈比教派从最初政教联盟的基础逐步过渡到既受王权尊崇保护又受王权控制、监护。教权在王权的控制下在处理国内政治社会事务上逐步弱化，而在王权的支持下在全球意识形态领域和外交事务上影响日增。这是当今世界格局下，沙特王权和教权之间一个有趣的里应外合的变化，其目的仍然是让政教合一的沙特王权和瓦哈比派教权统一体利益更大化，甚至最大化。
二
历史表明，瓦哈比主义是沙特国家统一、维护王权的重要意识形态武器，是沙特王室维护政权稳固的秘诀之一。然而，2011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以及延续至今的中东变局，展现的是民主与自由反对专政和独裁，强调权力分享，这些直接挑战沙特王室保守的君主体制。宗教势力作为重要的参与力量，在政治动员民众推翻集权体制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宗教势力以这种方式复兴，大大出乎沙特王室的预料，并直接挑战沙特瓦哈比教派所倡导的忠君爱国思想和民众服从君主的说教。中东变局有待沙特回答的是：形式上已是民主体制的埃及、突尼斯尚且会发生革命，那么什么才是更保守的君主体制政权的合法性，沙特依靠什么来保障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这是政教合一的沙特王室及其亲密盟友瓦哈比教派当前面临的最大内患。
2011年沙特在国王阿卜杜拉的领导下 与诸如如突尼斯本·阿里、埃及穆巴拉克、利比亚卡扎菲等阿拉伯世界倒台的独裁强权政府形成鲜明对比：一些人希望“阿拉伯之春”在沙特开花，但互联网上呼吁民主改革的种子却并没有在现实的土壤中生根发芽，虽然沙特阿拉伯东方省、吉达市及首都利雅得等地也曾经出现过示威抗议活动。沙特王权利用瓦哈比主义、强有力的安全部队以及经济施舍，简单、直接有效地扼杀了还在摇篮之中的运动。首先，充分发挥宗教领袖作用。时任沙特最高宗教权威、大穆夫提阿卜杜勒·阿齐兹多次发布“法特瓦”，谴责“阿拉伯之春”中反政府的街头示威号召民众“站在国家领导人和宗教学者一边”。阿卜杜勒·阿齐兹指责埃及、突尼斯等地的动荡是“伊斯兰敌人破坏阿拉伯世界稳定的阴谋”。他谴责街头示威是“非伊斯兰行为”。他说：“伊斯兰外部敌人利用游行示威鼓励民众反对领导人，破坏乌玛的团结，摧毁乌玛的宗教、道德及核心价值，进而控制伊斯兰世界。沙特人民只有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严格践行《古兰经》和圣训，才能得到真主庇佑，维护国家的和平、稳定和安宁。一切听从领导人指挥、反对骚乱和离经叛道的行为是伊斯兰信仰的重要原则。”大穆夫提在发布“法特瓦”的同时，众多教职人员在周五聚礼中反复向民众传达“法特瓦”的精神。其次，充分发挥宗教部落的作用。在沙特，一个名叫穆哈马德·瓦达尼的年轻人曾在优图（YouTube）上发布视频，声称“人民希望这个政权垮掉”。2011年3月7日，瓦达尼出现在利雅得市中心的拉吉清真寺，身边还有一批追随者。可不久，瓦达尼所在部落的部落长老赶到利雅得，宣誓效忠沙特国王，并宣布部落与瓦达尼断绝关系。瓦达尼遭到部落驱逐，无法获得部落的支持和保护。这种做法立竿见影，瓦达尼就此销声匿迹。第三，积极采取严打措施。沙特政府动用坦克、装甲车、直升机等重型武器维持国内秩序。沙特内政部宣称，诸如游行、示威和静坐之类、“与伊斯兰教义和沙特社会价值相悖、有损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会引起动荡、流血冲突及财产损失”的活动都应禁止；如果有人违反禁令，安全部队将采取一切手段防止公共秩序遭到破坏。在国家机器的严厉打击和震慑下，由网络发起的2011年3月11日“沙特愤怒日”和3月20日“沙特革命日”等活动相继流产。第四，积极采取各种惠民措施，用“钞票换平安”。如，向居民派发现金、给公务员加薪15%、在军队和安全部门新增12万个就业岗位、新建50万套住房、增加政府无息住房贷款、拨2亿美元奖励包括宗教警察在内的宗教机构、向国内学生和失业者提供政府补助等。沙特政府拨款达1300亿美元，从而成功安抚了大部分反对派。
沙特王室平息阿拉伯世界动荡带来的冲击迅速有效，但并不能掩盖国内暗流涌动的各种“民主”势力，不改革就不会保持长期稳定。正如沙特前国王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所言：“部分领导人不了解发生的事，更未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他们短视，只想保住自己的权势、财富和名望，他们害怕改革，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沙特面临的国内政治民主的最大压力来自于宗教力量，这股宗教力量按照宗教立场和观点又可分为内源性力量和外源性力量。内源性力量来自于同样是与瓦哈比教派有关的民间宗教力量，它们经常被官方瓦哈比宗教精英称之为宗教自由主义以觉醒派为代表。觉醒派是在海湾战争期间登上沙特政治舞台的，其宗教政治观包括传统的瓦哈比主义和现代穆斯林兄弟会的思想，它质疑沙特王室的合法性，批评沙特政府的立场，反对美国。觉醒运动促进了沙特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的政治觉醒，在诸多社会层面引起共鸣，对沙特王室和政权的稳固形成了极大的政治压力。客观上，随着沙特石油经济的发展，沙特已成为世界富裕国家，新的社会阶层如律师、医生、工程师和企业家等阶层正在形成并不断壮大。新兴阶层对君主制度产生了质疑，一些政治敏锐人士已经开始渴望打破沙特王权和教权对国家权力的垄断。“9·11事件”后，在美国的压力下，沙特政府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民主改革，沙特王室主动与民间宗教领袖沟通并吸纳其意见。觉醒派最初的政治主张也较温和、节制。2007年觉醒运动获得沙特政府资助，觉醒运动领导人萨勒曼·阿乌达进入国家宗教机构担任职务。虽然王室和觉醒派之间达成协议，但有资料显示，沙特年轻人和觉醒派成员在2011年至少发起三场请愿活动，呼吁改革。觉醒运动在知识、宗教精英层带来的现代政治意识启蒙将会持续深刻影响沙特民主化进程。内源性力量还包括源自沙特的圣战主义运动它们以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为代表，强调早期的瓦哈比主义宗教理念，否认沙特王室的合法性，抨击沙特王室实行独裁统治背离了伊斯兰教的信仰，呼吁将所有异教徒逐出阿拉伯半岛，对沙特王族及西方世界发动全面圣战。
外源性力量则来自于什叶派以及被瓦哈比教派排斥在外的其他逊尼派，这部分力量是沙特的宗教政治反对派。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受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的影响，沙特宗教政治反对派制造了1979年“占领麦加禁寺事件”和“东方省什叶派事件”。参与这些事件的人甚至认为：“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击败沙特的统治精英，发动任何政治运动，参与国内政治讨论，这个人就会被全体沙特人民顶礼膜拜”。海湾战争后，沙特的宗教政治反对派变得更加激进，它们向沙特政府提交更加明确的政治主张和具体的政治要求，包括国家体制、法律制度、外交政策和宗教问题等等，其目标直指沙特政权和现行政治体制。虽然沙特王室逐步开始注重什叶派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改革只是面向沙特民间宗教力量，对宗教政治反对派，沙特政府依然采取行高压手段。主要聚居在产油区的沙特什叶派已经沦落为沙特的二等公民，沙特境内的什叶派几乎与逊尼派没有交集。只要沙特的这种宗教歧视政策依然存在，沙特政府的宗教政治反对派就会顽固对抗。20世纪90年代，沙特境内出现了更加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一些沙特宗教反对派走上更加极端和恐怖之路。沙特王室虽然在“阿拉伯之春”中保全了政权的稳定性，但在什叶派聚居的东方省还是相继发生了示威抗议活动。沙特王室看到这种颠覆其政权的外源性力量，非常警觉地认为逊尼派与什叶派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权之争要高于能源经济、全球反恐、社会民主和民生等其他问题，因为同样处在中东变局中的伊朗在这场变局中崛起，并声称这场变局是伊斯兰觉醒,鼓励民众推翻威权统治，这在实行君主体制的沙特看来明显是针对自己的。沙特认识到，有必要继续巩固瓦哈比主义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时刻警惕什叶派利用“自由、民主”推翻其政权。
与国内“花钱买平安”的措施相呼应，沙特王室迅速调整对阿拉伯世界的外交政策以应对“阿拉伯之春”及中东变局带来的挑战。在巴林，沙特联合科威特、卡塔尔等国打着海合会半岛盾牌部队（GCC Peninsula Shield Force）的旗号对巴林采取强硬手段，平息巴林国内的示威游行活动，并接管了重要地区的警卫工作。同时，沙特刻意在巴林问题上渲染伊朗的威胁，意在转移巴林国内矛盾，而将人们的关注点转移到教派斗争上。沙特在巴林可谓用心良苦，因为在巴林统治的哈利法家族与沙特家族同属瓦哈比教派，无论从历史关系上还是从地理位置上看，两大家族的关系是唇亡齿寒、息息相关，保住巴林就能建立一条意识形态隔离带，进而保住沙特王权。在也门，沙特尽量利用其弱点制造分裂，花大量资金建立庇护关系网络。如今也门陷入内乱，沙特仍试图继续扶植倾向沙特的分裂势力以保住自己势力范围。对突尼斯，沙特为下台的本·阿里提供庇护。在埃及，沙特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扶植塞西军政府。历史上，虽然沙特曾为推翻军政府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提供过保护，但正是在后者的影响下，沙特境内产生了不利于王室的“觉醒的牧师”，而其强硬派更是启发了“基地”组织，直接挑战沙特王权。因此，沙特政府认定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为恐怖组织，并对其进行不遗余力的打压。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曾在《民主》上发表文章称：“阿拉伯之春”后，沙特对外政策显得十分激进并带有某种非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的、防御性的色彩。看似稳定的沙特在整个中东变局中并不平静，其实这种稳定是靠从内到外采取的系统、目的明确的主动措施来维持的。同时，包括瓦哈比教派内极端组织在内的极端势力，只要不煽动以沙特王室为目标的圣战，沙特王权和教权都能予以宗教上的宽容甚至资金上的资助。因此，在沙特国内推行部分民主改革措施时，表面看瓦哈比主义的影响被弱化了，实际上沙特王权一直在加强和引导瓦哈比教权。中东变局的影响尚未结束沙特王室虽在此轮意识形态大潮中取得主动权，但未来如何进一步引导保守的瓦哈比主义适应现代性将是其面临的一大考验。
三
“认主独一”的信仰本是伊斯兰教纯洁的信仰，但正因为“政教合一”的“乌玛”召唤，“认主独一”的信仰极易被政治化、扩大化。尤其当“认主独一”成为思想斗争武器时，符合政治利益和主张的就是“认主独一”者，否则就是违背信仰。宗教因此而背离了宗教原本和平的属性，从而走向激进、极端、暴力。瓦哈比主义就是这样一把双刃剑，和其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一样是支分裂的力量。“9·11事件”后西方乃至阿拉伯国家的某些媒体把瓦哈比主义列为当今最主要的伊斯兰恐怖主义思潮，经常将其与塔利班、“基地”组织挂钩。这种做法虽然是将恐怖主义扩大化，但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瓦哈比主义这种分裂属性。2015年11月14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发表声明，宣布对13日晚震惊世界的巴黎系列恐怖袭击事件负责。尽管沙特政府认为“伊斯兰国”的极端宗教思想的内核源自哈瓦利吉派，与其信奉的萨拉菲主义不一样，并强调自身也是“伊斯兰国”的恐怖袭击对象，但是“伊斯兰国”自我标榜其组织源头可追溯到本·拉丹，且其历史虽短暂又与“基地”组织、拉丹家族交织甚深，甚至与沙特王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必将使瓦哈比主义难与“伊斯兰国”撇清关系。事实上，西方国家已经将巴黎恐怖袭击与瓦哈比主义相联系，这些指责和压力势必会迫使沙特王室重新调适瓦哈比主义，迫使其更温和。如果说“阿拉伯之春”暴露了沙特王权的内患，那么在全球“圣战”运动再次崛起的背景下，恐怖主义将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不确定因素，为沙特王权的稳固带来最大外患。沙特的王权与教权统一体或将被再次撕裂，需要重新调整。
沙特王室对瓦哈比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作用有较清醒的认识。早在伊本·沙特家族与谢赫家族开展“伊赫瓦尼”运动时，沙特就遭遇“伊赫万叛乱”。1930年“伊赫万叛乱”被平息，1932年沙特阿拉伯王国建立。“伊赫万叛乱”使沙特家族认识到，瓦哈比主义存在分裂的特质，可能威胁沙特政权稳定。建国后，沙特家族便致力于将瓦哈比教派官僚化，让谢赫家族等内志乌里玛家族世袭宗教领导权，只为沙特王权提供宗教合法性。《古兰经》只有宣教、圣战、社会生活等内容，没有天启的治国理政明文规定。穆罕默德于630年建立第一个伊斯兰国家后，仅两年后便离世了，统治时间非常短，同时《古兰经》降示过程即告结束。保守的瓦哈比主义虽然强调“认主独一”、严格遵循经训，但即使从经典中也无法得到治国理政的智慧和方法。事实上，从艾布·伯克尔开始，历代哈里发都采取“以对外征服转移内斗矛盾”的统治策略，即用军事扩张来解决国家内部的长治久安问题。这也部分解释了沙特王室支持瓦哈比主义在宗教、外交领域不断扩张的理由同时也解释了特别是当代完整接受过美国西方民主教育的沙特王子们为何在全球范围内资助宗教极端势力。扩张是瓦哈比主义发展的动力，而只有促使瓦哈比主义扩张，才能转移保守的瓦哈比分子过多关注沙特王室腐败、贫富差异等现实情况，才能解决瓦哈比主义适应现代性的问题。
“伊斯兰国”的崛起使沙特王权面临前所未有的来自沙特本身培养的逊尼派宗教极端恐怖势力的威胁。据英国情报机构披露，长期以来，沙特和卡塔尔的资金源源不断地资助着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逊尼派，而这些逊尼派则听命于沙特。沙特之所以支持该地区的逊尼派，正如沙特班达·本·苏丹王子（“9·11”之后曾任沙特驻华盛顿大使和沙特情报机构负责人）所言：“什叶派会非常害怕来自于伊拉克北部的力量。”而伊拉克则认为伊拉克面临的最大军事威胁来自瓦哈比教派狭隘支持者沙特。但是，与瓦哈比主义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伊斯兰国”并不把目标局限于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教派斗争，除了屠杀什叶派外，它还将许多逊尼派穆斯林视为异教徒进行迫害。“伊斯兰国”将沙特列入“圣战”目标，并已完全掌控原来听命于沙特的逊尼派部落。“伊斯兰国”扬言：“我们要接管沙特阿拉伯。”英国有评论称，“沙特对其创建的‘伊斯兰国’怪物正在迅速失去控制”。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于2009年直言：沙特向“基地”组织、塔利班等恐怖组织提供了关键资本，而沙特资助的恐怖组织将会成为沙特国内国外的威胁。沙特应该非常后悔曾支持“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伊斯兰国”野心膨胀，不仅觊觎沙特丰富的石油资源，还要与其争夺宗教领袖地位。沙特王室对自身曾支持逊尼派及其恐怖组织的政策进行反思，撤换了班达王子的职务，将“伊斯兰国”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宣布资助该组织是大罪；同时，它极力撇清与“伊斯兰国”的关系，称“伊斯兰国”信奉的是哈瓦利吉派，与瓦哈比主义、萨拉菲主义无关。2014年，沙特逮捕了不少“伊斯兰国”的支持者和成员，并在边境上增兵3万人，严防“伊斯兰国”的武装力量和意识形态渗透。
在恐怖主义的压力下越来越多的民众认为严苛的瓦哈比主义尤其是那些极端保守的神职人员是沙特政权和沙特国内安全的威胁。于是，沙特政府也在进一步调整政策：一是积极谴责激进伊斯兰主义，谴责“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极端恐怖活动；二是解雇在沙特清真寺里传播极端思想的神职人员，并以服务王国经济发展为目的，晋升具有现代思想的神职人员；三是促使高级神职人员委员会向宗教多元化方向发展，吸收罕百里教派中的非瓦哈比教派的其他教法学学者加入，切断神职人员与瓦哈比主义中极端教法思想的联系。与此同时沙特在诸如民族认同、教育、法律、技术等非宗教领域进行深入改革，改变神职人员在国家体制内的专属领域。“阿拉伯之春”后，沙特政府计划在红海之滨新建阿卜杜拉国王经济城，争取10～15年制内新增100万个就业岗位，同时推进国家经济多元化。最近，沙特政府将瓦哈卜故乡建设为旅游胜地向全世界开放。这似乎与瓦哈卜当年要求的严苛的行为规范不相符，况且来自什叶派、逊尼派非瓦哈比教派甚至是基督教、犹太教的信徒非但不认可瓦哈比主义，对瓦哈卜更是恨之入骨。沙特王室却认为，瓦哈卜的声誉被错误地玷污了，他是一个真正的、正确的和宽容的人，应该恢复他的名誉。沙特王室强调，现在正是沙特最艰难的时期，阿拉伯世界内乱局势动摇了地区秩序，油价下跌不断冲击着国家预算，沙特不断被指责为一个狭隘的伊斯兰国家，因此政府有必要让沙特人民重新回顾历史，重温宽容的思想和教义，重塑国家形象和地位。总之，从避免来自恐怖主义、宗教极端势力的威胁出发，沙特王室需要更加温和的伊斯兰教，需要致力于将国家转变成为一个更宽容的宗教君主治理的先进技术性社会。
毋庸置疑，瓦哈比教权和现代沙特王权会牢牢交织在一起，同生死、共存亡，任何意识形态大潮以及恐怖活动都没有真正撼动教权与王权的联盟。在近一个世纪的实践中，沙特王室以在国内弱化、在国外强势输出瓦哈比主义为策略，在现代社会中似乎找到了一条两者相得益彰的道路。但是，在全球化、现代化、信息化背景下，无论沙特王权如何加强国内互联网、通信及社会舆论的管制，都压制不住国内民间宗教及宗教政治反对派甚至是广大民众参与政治和社会管理的呼声，王权和教权如何进一步适应现代化发展已迫在眉睫。与此同时，瓦哈比主义自身的保守要求和扩张态势，以及自身被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势力利用而迅速回流的“圣战”分子，成为新的不确定因素，严重威胁着沙特王权的稳定。沙特王室面临着源于古老的伊斯兰教自身的挑战，政教合一政权应走出与哈里发时代不同的道路。然而，沙特王室自身问题重重：兄终弟及的政治生态使沙特政权长年处于老年化状态，政策制定和执行得不到有效保障，改革时常遭遇保守力量阻扰，不能很好地深入；与什叶派之间的教派斗争远高于治国理政的其他问题，“任性”发动油气价格战没有逼退什叶派及其支持者，却很快伤及沙特自身的国民经济基础，庞大的财政赤字迫使沙特不得不动用外汇储备；王室挥霍、高福利开支，支持瓦哈比主义内稳外扩的根本经济基础在动摇；王权即将移交至第三代继承人手中，王位继承能否顺利实现以及王室家族内部政治改革与权力分享已提上议事日程王室统治之下社会碎片化、高失业率、民众贫困、底层伊斯兰觉醒等潜在危机，都预示着沙特的国内问题将比来自外部的威胁更为严峻。如果沙特王权与教权协调一致，政治、经济平稳过渡，将很大程度上确立真正意义的瓦哈比主义特色现代阿拉伯国家。否则，随着第三次国际圣战运动的到来，瓦哈比教派宗教精英层将会被撕裂，王权会动摇在中东变局中相对平静的沙特或许将是最血雨腥风的国度其自带的原教旨主义之剑,将刺向伊斯兰世界甚至波及更大范围。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