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从难民潮到接二连三的恐怖袭击，从英国脱欧到意大利总理伦齐宪改公投失败而辞职等，诸多变化令西方精英界大跌眼镜。当然，世界没有哪一年是天下太平的。那么为什么2016年给了西方如此大的冲击呢？说到底，是西方自二战结束以来倚仗的价值体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曾几何时，西方精英阶层秉承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从官方到民间都把它视为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恒久智慧。尤其冷战以苏联阵营的溃败解体而结束，导致西方对自身价值的信心更是爆棚。
然而进入21世纪后，西方对自身价值体系在全球的推广，更像是在世界各地捅马蜂窝：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再到北非和叙利亚，西方基于自己价值理念而进行的干预，除了制造出一系列失败国家和滋生了新的恐怖组织外，乏善可陈。更令西方各国不安的是，其在世界各地的干预正演变成逆火，烧回到了自己的大本营，难民潮和恐怖袭击就是最好的例证。除了干预逆袭，西方自身也困扰于债务危机、经济萎靡、收入停滞、种族冲突等内部难题。如此内外压力相互作用，终于在2016年爆发。一个西方自由主义的挑战者已经出现——这就是新权威主义。
权威主义：从暗流涌动到浮出水面
谈起“权威”，不少人感觉这是一个颇具东方特色的词汇。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推崇其“亚洲价值观”时，也反复强调东方文明对权威的尊崇。其实，将“权威”局限于某种文化传统或政治体制是一种误读。用词虽有不同，但如何保持国家领导人个人与体制的权力动态平衡是一个全球课题。2016年可以说是强势领导人在全球范围内跨体制崛起的一年，但浮出水面的一刻还源于水面下暗流的多年涌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的政治发展倾向，其天平不断偏向于打造强势领导人的一极。
拿事实来说话：以西方式民主体制为例，其两大类别为以英、日、德为代表的议会制民主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总统制民主。两者的一个显著不同是议会制民主更强调共识，政府和国家首脑更象集体运动中的队长 ，而总统制更强调领导人个人权威。西方政治学界已经注意到，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议会制正在“总统化”，其政府首脑越来越强调强力、有效地利用权威推进个人理念 。其代表人物包括英国的撒切尔和布莱尔，日本的中曾根康弘、德国的默克尔、加拿大的哈珀等。笔者认为这是一个趋势，即议会制民主也开始呼唤强势、体现权威的领导人。
政党主导造成了议会制民主在尊崇权威和追求共识间寻找平衡的倾向。以英国为例，资历低的议员座位靠后，被称为“后排议员”。而权威级的议员座位靠前，成为“前排议员”。在议会辩论中，时间和发言机会也都明显惠顾前排议员们。这种座次安排，本身就是政治权威的生动体现。这种体现在座次上的党内权威，既固定也灵活。后排议员们如果能够多次赢得选举，在议会里时间长了，参与的立法小组多了，权威也会逐渐增长，座位也会越来越往前调。如果能最终当上内阁部长或反对党的影子内阁部长，那就终于可以实现占据头排座位的政治梦想，完成从向权威看齐到成为被看齐对象的蜕变。
与议会制相比，总统制对权威的强调更加直接。2016年的美国大选，口无遮拦的“政治门外汉”特朗普，几乎犯遍了政客不该犯的错误，但在大选中击败了被一致看好的前第一夫人希拉里，造就了美国现代政治史上的一大奇迹。是什么成就了这只政治“黑天鹅”？他的最大“卖点”，就在于“反体制”和“强势”。
近年来美国社会民意对政治不满，一个集中体现就是公众眼中的领导人越来越受控于现有体制和党争僵局而畏缩不前。美国政治学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理论即“政党决定论”。该理论创始者马蒂·科恩（Marty Cohen）、戴维·卡罗尔（David Karol）、汉斯·努尔（Hans Noel）和约翰·赛勒（John Zaller）通过对1790年以来的历届总统提名的分析，得出结论，认为与其说是选民选择了最终的提名人，不如说是政党通过领袖和利益集团制订了诸多或明或暗的竞选规则，极大程度上左右了选民的选择。
《政党决定论》（The Party Decides）一书自2009年面世以来，迅速成为了研究美国政治的必读书籍。但此次特朗普的奇迹胜选，使众多学者对这个影响至深的理论产生了怀疑。特朗普的崛起，与其说是其个人能力的胜利，莫如说是选民们对于“政党决定论”下产生的一系列畏畏缩缩、缺乏权威的政客们的失望。美国政治学者马修·马克威廉姆斯（Matthew MacWilliams）通过数据指出，特朗普支持者们的最大共性，不是收入、种族、教育，而是对权威型领导的渴望。
全球化下的新权威主义
权威主义作为价值和程序，一直在西方政体中保持其存在。那么，2016年的权威主义新在何处呢？
第一，这是一场全球化背景下的权威主义复燃。全球化是席卷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大潮，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在这样的背景下，决策必须高效化，而效率恰恰是坚持固有体制、照章办事的官僚体系的软肋。正因如此，民众把前进的希望越来越寄托在强势的领导人身上，希望他们能够运用自身的权威和能力，高效及时地对各种不可测的局势给予有利回应。也可以这样理解：强势领导人的“强”，在于能够有效地改变固有体制、创建新的体制。对具有这种能力的领导人的需求，是世界性的。
其二，权威主义和民粹主义结合，共同挑战精英主义。全球化确实是自由主义的产物。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这股大潮中的弄潮儿。过去的三十年间，西方政界学界精英们已经把全球化想当然，大谈融合的好处，却使广大民众成了被遗忘的大多数：他们或是丢工作或是收入停滞不前，没有享受到全球化的红利。而全球化下的文明、文化冲突，更是令不少因循守规的老百姓迷惘困惑。他们的这种不安情绪，并没有引起自由派精英的重视，反而常常被嘲笑为“落后于时代”。巨大的政治正确的压力下，广大选民选择“吾知、吾不言”的明哲保身的态度。精明的特朗普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把自己包装成了代表“沉默大多数”的发言人，带领老百姓用选票羞辱了优越感十足的精英阶层。特朗普本人是亿万富翁，算是精英中的精英。然而，他却能把自己的财力转化为权威，在以千万计的普通选民眼里，特朗普的富有使得他不会再受雇于自由主义的精英们，而是能够为普通老百姓说话办事。特朗普的权威，一半源自自身的成功包装，一半源于优越感无比的自由主义精英们在公众眼中成了完美的反派角色。
其三，西方特朗普式政客的崛起，是由其民主体制内部催发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谢莉·波曼（Sheri Berman）指出，特朗普的反对者们把他与希特勒、墨索里尼相提并论是错误的。新的西方权威主义者反自由化、反精英、反全球化，但并没有反对自身根本政体。他们更像是西方民主体制下的现实主义者。在他们眼里，世界充满了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在某些国际关系领域，如中东和阿富汗，他们可能会减少干涉的频率和程度；但在另一些领域，如国际贸易，他们可能会比自由主义者们更咄咄逼人。以民粹主义为后盾的西方新权威主义者们，为世界带来的是福是祸，下结论为时尚早。2017年的世界，拥抱的将是更多的动荡和不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