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罗宾·尼布雷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下降。为恢复其往日的荣耀前首相丘吉尔于1948年提出“三环外交”：第一环是英联邦、英帝国及其所包含的一切；第二环是英语世界，英国、加拿大和其他英联邦自治领域以及美国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第三环是联合起来的欧洲。他表示，英国是在三个大环中都占很大一部分的唯一一个国家，居于三环的连接点上。然而，英国推行“三环外交”却并未如愿。
2015年10月，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罗宾·尼布雷特发布研究报告《英国、欧洲与世界：重新思索英国之影响圈》（Britain, Europe and the World: Rethinking the UK’s Circles of Influence）试图重新审视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他认为英国的影响力处于多重同心圆中，其中第一圈是欧盟；第二圈是与美国的经济、安全关系；最外圈包括英国其他重要的双边关系以及与一些机构的关系。尼布雷特在报告中指出，英国的“脱欧”公投标志着英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决定性时刻，其结果不仅会决定英国在欧洲的地位，而且会影响到英国自身的繁荣发展，以及对世界的影响力。
然而，2016年英国公投的结果却是决定脱离欧盟，这引起学界热议。那么，英国脱离欧盟后，将与欧盟建立怎样的关系？英国与美国、中国等国关系将有何变化、双边经贸合作将何去何从？……围绕这些问题，本报记者近日对尼布雷特进行了专访。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于2015年10月发布的研究报告《英国、欧洲与世界：重新思索英国之影响圈》认为，欧盟是英国影响圈的第一层。现在英国要脱离欧盟，对此会带来什么变化？
尼布雷特：我想，随着英国脱离欧盟欧洲将不再处于英国的第一层影响圈。英国想要持续拥有影响力，就需要更好、更积极地发挥自己在联合国安理会、北约、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等机构中的作用。英国还需要选择其重要的双边关系，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英国将很难更具影响力。比如，在离开欧盟后，英国与美国及中国的关系都很难加强。不过，英国将有可能加强与其他一些地位相近的中等国家之间的关系，比如日本、韩国、挪威等。
我认为，在处理与欧盟的关系方面，英国的最佳策略是要展现其对欧洲、欧盟安全的重要意义及贡献，而且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欧盟安全所面临的大部分挑战，需要得到英国的支持才能应对，或者说才能更好地应对。在情报信息、反恐、处理与俄罗斯关系等方面，如果英国被抛开太远，欧盟也会面临困难。又比如，没有英国的参与，应对叙利亚问题也会很困难。在解决一些问题，尤其是欧洲周边地区的问题时，以后将会时常需要“欧盟+英国”的模式。英国与欧盟的经济关系将会颇为复杂，而且要花费很长时间来予以解决。在经济关系的谈判中，复杂性要多于好机遇，不过二者的安全关系或许可以对此有所弥补。颇为讽刺的一点是，对于英国而言，欧洲仍然是其安全的第一影响圈，但是欧盟却不再是英国影响圈的第一层。而且欧盟本来也是英国重要的第一经济圈，因为地理位置是无法避开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英国国内关于“脱欧”模式有所谓“软脱欧”与“硬脱欧”之争，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表示，所谓“软脱欧”与“硬脱欧”是一种“错误二分法”，是一些人还不能接受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在思考英国与欧盟的未来关系之时，仍然受到二者过去关系的影响。她表示，英国与欧盟进行协商，将要建立起一种与过去40多年所不同的关系，不会是挪威模式，也不会是瑞士模式，而是一个独立自主的英国与欧盟达成一种协议。您认为英国将会采取怎样的“脱欧”模式？
尼布雷特：这也要看如何定义“硬脱欧”。对很多人而言“硬脱欧”有两种模式。第一种“硬脱欧”是指，如果英国与欧盟根据《里斯本条约》第50条进行谈判后无法达成协议，英国与欧盟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做贸易，就只能处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之下。一些人称其为“悬崖边上”——如同就要坠崖一样。这将对英国经济带来严重后果，而特蕾莎·梅不会希望是这样的结果。我想欧盟也不会有人设置这样的结果，因为这样也不利于欧盟对英国的出口。
特蕾莎·梅期望英国能够与欧盟达成一项独特的协定。她所说的有一定道理，一些人考虑、设想得还不够。但是对很多人而言，无论这项协定多有创意，结果还是“硬脱欧”因为英国不再是欧盟统一市场的一员。英国仍然可以获得欧盟统一市场准入，但问题是要看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目前，作为欧盟统一市场的一员，英国的产品及服务的贸易，都与欧盟统一市场的其他成员采取相同或者等同的管制标准这是经过协商的。一旦离开欧盟统一市场，英国将无权设计欧盟的标准。究竟是要简单地遵守欧盟标准，还是要制定一套自己的标准，英国需要作出决定。如果英国要制定自己的标准，这些标准在进入欧盟市场前就必须作出调整。这就意味着，英国要么就遵循欧盟标准而对于标准的制定失去发言权；要么就自身有一套标准，而为了进入欧盟市场，同时又有另一套标准，但这样就会增加成本。所以，对于一些人来说，英国不再是统一市场的成员就是“硬脱欧”，因为英国可以获取的欧盟统一市场准入会有根本变化。
还有很多人认为，退出欧洲关税同盟是“硬脱欧”的第二种模式。英国一旦离开欧洲关税同盟，不再是欧盟统一市场的一员，所有在英国投资并以此作为进入欧盟之平台的公司，都必须重新认真考量。很多英国人担心这是否意味着以前的供应链以及外国投资的益处会消失。所以，他们希望英国可以继续留在欧洲关税同盟，或者像挪威那样处理与欧盟统一市场的关系。
但是，我想特蕾莎·梅并不接受这个说法。她说英国不想要挪威或是瑞士模式而是要自己的模式。她可能是想针对某些部门作出系列安排比如金融、制药、汽车等英国与欧盟其他成员国关系密切的部门，能够有各自的谈判模式。但是欧盟其他成员国可能会认为，不能只让英国拣选对自己最有利的部分，而不接受其他的责任义务。虽然不知道接下来会如何，但是我想特蕾莎·梅在与欧盟进行谈判之前，很可能需要决定英国是否留在欧洲关税同盟。她已经表示英国不会是欧盟统一市场的成员，这对很多人而言就已经是“硬脱欧”了，特蕾莎·梅需要为一些部门争取获得特殊安排，以尽量软化“硬脱欧”。
“脱欧”经济代价将于中长期显现
《中国社会科学报》：特蕾莎·梅称，希望英国与欧盟的协议能够涉及商品和服务的自由贸易。但是她强调，英国不可以放弃对移民的控制。这被外界解读为她倾向于“硬脱欧”。有专家认为，特蕾莎·梅将控制移民看得更重，势必有损于英国经济。对此您怎么看？
尼布雷特：我想这要取决于特蕾莎·梅在谈判中怎么做。她认为，人们投票选择离开欧盟，意味着至少要控制来自欧盟的移民。离开欧盟，英国将有权管控这些移民，离开欧盟统一市场后尤为如此。英国可以在谈判中对欧盟来英国的劳动力作出有选择性的准入安排，这意味着欧盟人员不能再像之前那样自由来到英国工作。如果英国要退出欧洲关税同盟为了在关税方面达成有利协议，特蕾莎·梅可能会针对欧盟人员提供便捷的工作签证，使其可以获得在英国某些部门的自动就业权。
如果英国不再是欧盟统一市场成员，也不允许欧盟人员像之前那样在英国自由就业，欧盟其他成员国会让英国为此付出代价。这并非惩罚而是一种权衡，是做交易。
如果英国不再是欧洲关税同盟的成员，它可能付出的代价会体现在一些行业的关税上。英国退出欧盟统一市场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欧盟可能很难认为英国标准等同于欧盟标准，针对英国出口至欧盟的商品及服务，将会有额外的文书工作、检验及认证过程。所以，英国将会为此付出某种形式上的经济代价。
在英国的外国投资者就需要进行权衡，上述所说的关税及额外验证过程会增加成本，而如果从英国搬去其他欧盟国家，需要考虑的因素也很多：有可能需要为雇员的社保付出更多成本，当地基础设施可能不够好，或者当地的生产率不够高等。究竟是留在英国所增加的成本更高还是搬去欧洲大陆的成本更高，企业需要进行比较。这也并非是非此即彼的问题。
我认为，随着英国脱离欧盟，英国不再是欧洲关税同盟或统一市场的成员，在英国的外国投资者所面临的风险将有所增加，很多投资者在英国的投资方式将会发生变化。同时，已经在英国进行投资的也要慎重思考。我想，英国为此付出的经济代价将在中长期有所体现，而非短期之内。
《中国社会科学报》：英国“脱欧”是否会有损于伦敦在世界上的金融地位？伦敦金融城似乎仍比较乐观，认为伦敦仍将是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而很多专家指出，这其中的关键，是伦敦能否获得欧盟的银行业“护照权利”，一旦丧失该权利，伦敦的金融地位恐怕会受损。您认为结果会如何？
尼布雷特：我认为，伦敦会丧失一定程度的“护照权利”。一旦离开欧盟统一市场，还想仍然拥有自动“护照权利”是不可能的。英国的金融产品要进入欧盟，也需要经过某些认证过程。这些认证或许可以自动获取，也可能很容易被剥夺然后进行重审。
尤其是对于一些大银行而言，它们很可能会在总部及分支机构增加一些运作而且为了规避未来二至五年内英国与欧盟在协调管制方面可能带来的风险，他们也会将一些资本从英国移至欧盟。这意味着一些工作岗位也会转移，至于到底会转移多少，还要看英国与欧盟的协议。
不过，我认为欧盟其他成员国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取代伦敦作为欧盟金融中心的地位，因为其相关基础设施不如伦敦。当然，有一些金融业务和产品或许会从伦敦转移至法兰克福、巴黎或都柏林等城市，欧洲的金融服务基础设施会更加多样化，但是伦敦也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全球金融业务。从监管的角度而言，英国脱离欧盟之后或许可以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从而有利于获得更多的国际金融业务。由于时区、语言方面的便利，加上英格兰银行的良好监管及情报信息管理，伦敦仍具优势。伦敦可能会失去一些欧盟的业务，而得到更多国际业务，只是二者的平衡状况还不得而知。
“脱欧”不利于英美长远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研究报告中称美国处于英国影响圈的第二层。美国大选结果对英美关系有何影响？
尼布雷特：我认为美国大选对英国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无论是谁当美国总统，美国都会与英国维持如今天这样的特殊关系。英国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主要体现在反恐合作、核合作及军事伙伴关系上。无论是谁当选美国总统，上述三个方面都不会有很大改变。而从更广泛的欧洲安全层面上而言，事情又会有所不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北约可能会被削弱。尽管新总统上台后的具体施政措施与其竞选时所宣扬的施政思想往往有很大不同，但特朗普上台后很容易使局面发生扭转，可能对美国的传统盟友不再提供以往那么大的支持，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间安全关系之重要性可能会更加突出。
《中国社会科学报》：很多专家都认为特朗普具有很强的不可预知性。您认为这对欧洲有何影响？
尼布雷特：特朗普的不可预知性很可能给欧洲带来风险，但引发危机的可能性没那么大。我想，要直接影响欧洲安全，特朗普可做之事是有限的。比如，无论特朗普是否想要履行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该协定还是会继续。关于伊朗问题的谈判是联合国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至于北约，其信誉本来就已经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上述三者本来就变得有些微弱了，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并不会对其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当然，风险有发展成大危机的可能性，危机也具有不可预知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英国“脱欧”对于美英关系将产生何种长远的影响？
尼布雷特：长远来看，英国脱离欧盟必将为英美关系带来负面影响。原因就在于英国的影响力会有所降低，而且在美国对欧盟外交政策这一重要领域也是一样。英国对于美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英国与美国的价值观很相似，而且美国可以与英国、法国、德国等共同商讨美国与欧盟的问题。如今英国要脱离欧盟，不再位于美国与欧盟关系的谈判桌上，美国就必须加强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关系，并且在其他国家身上花费更多时间。所以说，英国对美国的重要性降低了。尽管在情报信息、反恐等很多领域英国对美国仍然重要，但是在美欧关系这一关键领域，其重要性降低了。
英国仍可成为中国重要的合作伙伴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英国是否会减少传统上对于欧洲大陆及美国的关注，转而加强与新兴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
尼布雷特：英国必定会更加注重双边关系。为补偿贸易机会，英国会试图与新兴国家建立更多联系，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是有难度的。在政治上，英国会深化与一些中等国家的关系。而在英国与美国、中国的关系上，更多的是要看美国和中国是否仍然像之前一样重视英国。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英国“脱欧”及特蕾莎·梅执政的背景下，您认为中英关系前景如何？
尼布雷特：我认为英国对于中国而言仍然是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英国仍然是一个富有的国家，仍然是世界上对于外来投资最为开放的国家之一，而且英国的很多产品及品牌享有较高声誉。随着中国走向全球，英国无论是否处于欧盟之中，都仍然是一个接受者，而且英国仍然是对外投资的重要市场。目前中国尚未在英国建立大量对外投资产业从而进入欧盟。在新的背景下，中国可以在处理与英国的经济关系之时重新聚焦对外投资领域，设法使投资获得良好回报，积累经验、建立信誉，展现出走向世界的能力。
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仍然很重要。我认为，在一些领域，英中仍会有很强的经济关系。而且，由于英国对中国投资的依赖性加强，中国将有可能对英国的外交政策有更多的影响。在联合国安理会、世界银行等机构中，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等英国仍具影响力的领域，英国可以成为中国重要的合作伙伴。
《中国社会科学报》：英国与中国等其他国家将于何时谈判，以签订双边贸易协定？
尼布雷特：我想，只有在英国与欧盟完成新的贸易协定或是伙伴协定之后，才能够与其他国家真正进行协商。原因在于，欧盟占据英国出口市场的很大份额，而且很多国家与英国进行贸易，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通过英国出口至欧盟。
或许在英国与其他国家签订投资协议方面会有一定的灵活性，原因是投资并不完全是基于对欧盟的信心。目前已经有人在讨论，或许英国可以和中国开始协商双边投资协定。不过，在贸易协定方面就不太可能像签订投资协定那样灵活。其他国家不仅要等英国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条，完成“脱欧”程序，还要等到英国与欧盟签订新的贸易协议之后，再与英国签订双边贸易协定。而英国要与欧盟进行认真协商并且完成贸易或者伙伴关系协定，可能至少要花费五年时间。
“脱欧”减缓欧洲一体化进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欧盟将会怎样应对英国“脱欧”？英国脱离欧盟是否会阻碍欧洲的一体化进程？
尼布雷特：我认为英国脱离欧盟会减缓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实际上已经减缓了，在统一货币方面尤为如此。欧盟的扩展进程速度放慢，一些新的规定并未实施。我认为欧盟今后将成为一个政府间的组织，事实上它已经在向这方面转化。将来有可能一体化的领域，将主要是各国政府认为有利于本国及其人民的领域。所以目前也有一些人支持建立防止移民、难民入境的欧盟边境部队，这究竟是一体化问题还是安全问题，还有待考量。
我认为欧盟的货币联盟目前受到了质疑。欧盟在统一货币方面是否会加强一体化机制呢？在这方面有人据理力争。然而问题在于，要加强货币联盟，各国政府就需要在预算、对税收的财政支出等方面让渡更多的主权。在我看来，欧盟目前很可能会尽量加大货币一体化程度，而这也意味着欧盟的统一货币在另一场大的冲击面前会很脆弱。
在服务市场领域，欧盟或许不会加快一体化步伐。如果英国仍然留在欧盟，将会推动其加快该领域的一体化进程。目前，服务市场在欧盟的开放程度仅为三四成，原因是诸如出租车等交通领域，以及医药、法律服务等，在各国都是受保护的领域。推动服务市场一体化，有助于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所以，英国之前也一直力推欧盟服务市场一体化。然而，现在英国要“脱欧”，欧盟服务市场的一体化程度难以得到有力推动。
《中国社会科学报》：很多专家认为，英国“脱欧”公投是反对全球化、反对移民的民粹主义思潮的反映也显示出英国社会内部的分裂。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如何弥合这种分裂？
尼布雷特：英国公投决定离开欧盟的重要原因是反全球化、反建制的思潮。英国需要思考自身的角色以及自己如何重新联结社会。这将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上述态度难以很快得到纠正。目前英国的政党也不确定如何在其中界定自己。比如，是要反对全球化、反对贸易，还是要更关注英国国内的教育、交通、住房等问题。
英国政府现已更加关注国内重大问题，拟采取提高最低工资待遇等一系列措施。政府早已看到这种反全球化思潮的抬头，我认为英国的从政者早在5年前就对此有所察觉。
要弥合英国社会内部的分裂，关键在于英国政府要做一些过去20年间没做过的事，如修建必要的基础设施、优化北方与南方的联系、提升基础教育及中等教育水平等。作为一个发达国家，英国生产率的世界排名并不高，但这与欧盟没有关系——身为欧盟成员国的法国及德国的生产率要比英国高约30%——而与英国的国内政策有关。要弥合社会的分裂就必须使社会更加公平，为人们创造更多的机会。这对特蕾莎·梅而言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