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清楚、说明白”不只是一种辩护手段和维稳手段，更是一种变革手段和改良手段，是政治改革和进步的动力。中国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要善于通过“讲清楚、说明白”来维持中国政治稳定和推动中国政治变革。
政治的稳定从根本上讲源于民众对政治体制的认同，民众对政治体制的认同从根本上讲源于政治体制的合理性，政治体制的合理性从根本上讲源于对这个政治体制是否能够讲得清楚、说得明白。对政治体制“讲清楚、说明白”既是对该体制诠释和说明，增加民众对现行政治体制认识、理解和认同的重要条件和必要手段；也是对现行政治体制进行不断思考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对它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的必由之路。
政治稳定是政权延续、经济与社会发展和百姓安身立命的重要基础和条件，如何实现政治稳定自然成为人类社会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历史上，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国家政治的稳定从根本上讲取决于民众对政治体制的认同和支持。中国古代的先哲们早就指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从根本上说，讲的也就是这个道理。有些中国学者为了强调民心的重要性有时甚至把民心与民主对立起来。如赵汀阳曾经写道，“民心才是关于制度合法性的证明，而民主根本就不是，民主只是一种在操作上比较容易的程序，并不能表达好的价值。可以说，民主问题是民心问题的歪曲表现。”
其实，不只是中国人在意民心，西方人也是如此。美国著名哲学家约翰·罗尔斯( John Ｒawls)认为，“well － ordered societies”( 秩序井然的社会)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好的、政治稳定的社会，是基于民众对该社会所秉持的原则全心全意接受的社会。西方人之所以实行民主并不是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样因为他们对民主抱有简单而又盲目的崇拜( 如英国政治家丘吉尔早就说过，民主是一个很糟糕的制度，但是其他的制度更不好) ，而是因为他们经过自己的实践和深思熟虑认为民主这种方式较其他方式能够更好地反映民心和民意。在这个问题上简单地将西方人的看法与中国人的看法对立起来显然是不合适的。
所以，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议不在于是否应该关注民心，而在于对民心的判断或民心表达的方式上，如到底应该通过政治协商的方式来判断和表达，还是应该通过票决的方式来判断和表达，还是应该通过民调的方式来判断和表达？ 是通过上述方式的某种组合来判断和表达，还是通过上述全部方式来判断和表达？ 不管怎样，上述争议都不能掩盖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古今中外，人们都认为政治的稳定源于民心，源于民众对政治体制的普遍接受和认同。
民众为什么会认同和接受某种政治体制？除了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人为制造出来的对领袖及其代表的体制盲目崇拜和认同以外( 如二战前后德国人和日本人对他们各自国家实行的法西斯专制体制的认同和接受)，主要还是因为在不同历史背景下民众认为有关体制是合理的，是好的。所以，政治体制的稳定大都是基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统治精英推崇的、民众普遍接受的体制理性之上的。
中国古代实行的帝王制就体现了当时的中国人对天命说的接受和认可。按照天命说，谁应该统治中国是上天的选择。上天选择了谁，谁就拥有了天命，就有权统治中国。当然，这个天命不光意味着老天赋予了统治者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也意味着老天让他承担了很多超乎常人所能担负的责任，如要求他做德的楷模、善的化身； 要求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要求他从善如流，体恤下情； 甚至还要求他确保风调雨顺等等。如果他做不到这些，孟子警告说，他就有可能像商纣王一样失去天命，被人民唾弃和推翻，由新的具有天命的人所取代。
西方早年实行的君主制也体现了当时的西方人对君权神授说的接受和认可。君主的权力从哪里来？ 当时的西方人相信是从上帝那里来，如此，君王只对上帝负责，不对任何其他世俗权威负责。君权神授说强调秩序和权威，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社会动荡的普遍担忧。也就是在此背景下，奥古斯丁提出“上帝之城”( the City of God) 与“地上之城”( the City of Man) 的论述。在他的笔下，“上帝的选民”为“上帝之城”的居民，上帝的弃民乃“地上之城”的居民，两者都听命于上帝； “地上之城”的君主职位是上帝设立的； 由谁登基为王也是由上帝决定的。在一段时间内，那时的欧洲人显然认可了这样一种制度论述。
后来，在欧洲的一些思想家对君权神授的质疑下，在人民主权说的影响下，西方最终抛弃了君主制并选择了民主制。国家及其权力从哪里来？社会契约论的倡导者洛克挑战了君权神授的观点，在他看来，国家是人们为了解决自然状态下的安全困境设立的。人的权利是自然和天赋的，出于自身利益，人们将部分权利让渡给政府，以建立和维护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秩序，更好地维护自身的权利和利益。他把人民和政府之间的这种关系称为契约关系。后来卢梭进一步提出主权属于人民的观点。在他们和其他思想家的影响下，欧洲人最终抛弃了君权神授说并接受了人民主权说。人民主权说逐渐成为西方现行的、西方人普遍接受的自由民主体制的理论基础。
苏联和新中国早期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也体现了当时许多俄罗斯人和中国人对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学说的接受和认同。依据这个学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最终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剥夺他们的财产，实行公有和计划经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阶级消亡和共产主义实现之前，通过计划经济提高生产力，通过公有制确保社会公正和平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消除资产阶级的反抗和复辟的企图，以确保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毛泽东最终将其称为无产阶级继续革命。在苏联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这种论述受到许多人的认同。
随着革命时期的终结，两国人民后来意识到他们需要的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而是人民民主制度，从而导致这时的苏联人和中国人对社会主义人民主权说的接受和认同。按照官方说法，尽管社会主义人民主权说与资产阶级的人民主权说都标榜人民主权，但由于所有制的不同，效果必然迥异。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权力实际上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从而使人民主权无法得以真正落实。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化，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人民主权才有可能得以真正的实现。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当政治精英和民众都认为某个政治体制是合理的时候，这个体制就能得以延续；反之，它就会被挑战甚至被推翻，最终由新的政治体制所取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西方过去实行的君主制最终被民主制所代替，中国古代实行的帝王制最终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
当然，历史上也不乏这种情况，那就是，在人们大都还认为现行的政治体制合理，但统治者不按照体制的要求去行事，政治上最终也会出现大问题，如社会动乱甚至政权更替；但是，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统治精英和民众还认同和接受原有体制的逻辑，由此产生的新政权还会继续沿用这个体制，如中国秦朝以后的2000 多年，尽管历经多次农民起义并由此多次改朝换代，原有的政治体制仍然得到了有效的延续。
所以，只有当人们不再认为原有政治体制是合理的时候，人们才会尝试采用新的政治体制，如18世纪以来的许多国家和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
民众如何才会认为某个政治体制是合理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取决于执政者和统治精英能否把这个体制“讲清楚、说明白”。所谓“讲清楚、说明白”，一是对该体制加以全面和系统地说明和解释，二是在此基础上对该体制进行改革和完善，从而使之更加合理化。说明和解释在于讲清楚、说明白为什么体制的方方面面是最优选择；合理化在于当发现体制中有的部分讲不清楚、说不明白时要研究为什么说不清、讲不明，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以使之能够讲得清楚、说得明白。
古代中国的政治体制超级稳定，在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中国的统治精英赋予这个体制从“天命论”，到“等级论”，到“责任论”，到“革命论”等一整套很好的说法，使之能够讲得清楚，说得明白，因此得到当时社会精英和民众的普遍接受和认同。
除了上面提到的天命论以外，古代中国的思想家还提出过等级论。他们认为，社会和政治的等级关系是客观存在，人们按照血缘、功绩、辈份、年龄和性别在这个等级关系中有着其相应的地位、权力和责任，面对这个客观现实和尊重与之相关的义务关系是维护秩序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前提。于是，孔子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他看来，只要人人都恪守符合其社会和政治地位的礼，并依此行事，社会伦理和政治秩序就可以得到保障。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等级秩序的强调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统治者可以轻视他们的臣属和人民。相反，他们认为统治者要礼贤下士，尊重人民，并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于是，孟子提出：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事不可缓也”，以及“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
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家来说，统治者和人民之间关系的理想状态应该是和谐的。在这种和谐的关系中，统治者享有着人民的信任和拥戴。如当人们听到从宫殿里传来的音乐，人们会愉快地奔走相告，他们的君王演奏音乐证明其身体健康。而当人们听到王室马车的声音，他们也会很高兴地相互通知，他们的君王正去狩猎，证明他没有受到疾病的困扰。
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家来说，统治者应该承担维护这种和谐关系的主要责任。孟子认为，只有当一个统治者真正做到热爱自己的人民、关心他们的利益和想法，乃至于把他们的利益和愿望置于自己的利益和愿望之上时，他才算尽到了统治者的责任。只有统治者做到这一点，他才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爱戴，愿意与他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所以，孟子写道，“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 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虽然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应该服从统治者；他们也明确指出，在统治者没有尽责时，他就失去了天命，人民就有权利推翻他。如他们在论及夏桀和商纣时就曾提出过这个看法。在被问及武王伐纣的合法性时，一个问题是作为臣民的武王是否有权杀死作为君王的纣，孟子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他指出纣的行为表明他的统治不仁不义，因此也就失去了天命，失去了天命的他就不再具有君王的资格了，所以武王所杀的纣不再是一个君王，只不过是一个失去了人民支持的普通人罢了。
这是一套相当完美的说法，完全说得清楚，讲得明白！ 正是由于这套说法得到当时中国精英和民众的普遍认同，中国古代制度历经多个朝代得以长期延续。其他文明中的稳定政体也与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说得清楚，讲得明白，被当时当地的社会精英和民众普遍接受有着直接的关联。
四、“讲清楚、说明白”与政治的进步
一个政治体制若能讲得清楚、说得明白不仅有助于政治体制的稳定，也有助于政治的进步。
人民对政治体制合理性的认同和接受源于“讲清楚、说明白”。一个政治体制从构思到实施和完善的过程就是一个“讲清楚、说明白”的过程。体制构思就是对要建构的体制想清楚、想明白，这包括体制的性质、追求的目标、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和途径、体制的架构、体制的内在逻辑、体制的优势和弱点及需要注意的问题等等。只有在这些问题上都想清楚、想明白了，建构出来的体制才合理，才有可能获得社会精英和民众的认同和接受。
从历史的角度看，没有政治体制是完美无缺的，好的政治体制是在不断改进中实现的，客观环境的变化也要求体制的更新和变革。一个政治体制建构起来以后，必然受到实践的检验，当发现有讲不清楚和说不明白的地方就需要加以改进，使之能够讲得清楚，说得明白。如果做到这一点，体制就会更加合理，政治就会取得进步。
历史上，古代中国的政治就是在对体制的不断思考和改进的过程中逐渐进步的，美国的政治也是在对体制的不断思考和改进的过程中逐渐进步的。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古今中外的政治体制，包括古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现代美国的政治体制，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它们所在的历史环境的影响。现在人们对历史环境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局限看的比较清楚，对现代历史环境对美国政治体制的局限看得就没有那么清楚，也许再过几百年，人们对历史环境对美国政治体制的局限要看得要更清楚些。
在当代的政治体制中，美国的政治体制应该说是比较稳定的。建国200多年来，除了因南北战争的爆发受到短暂冲击( 一般认为这场战争不是因为交战双方中任何一方要推翻政治体制造成的)以外，一直处于高度稳定的状态。说它高度稳定，主要是讲人们可能对某位领导人不满，可能对某项政策不满，也可能对某个政府不满，由于这些不满，历史上美国也经历过政治运动的洗礼，也出现过不少街头抗争。但是，这些不满、政治洗礼和街头抗争，都没有导致美国人从根本上质疑美国的政治制度，真正致力于推翻美国宪法和政治体制的声音，即使有也很弱。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的精英们在建国时期对拟建构的政治体制就进行过广泛和深入的讨论和争论。凡是认真读过像《联邦党人文集》这类书籍的人都会强烈地感受到这种讨论和争论的全面、深入和激烈的程度。应该说，它几乎涵盖了政治体制的方方面面，从抽象的政治理论到具体的体制设计，应有尽有。比如说，为什么美国要搞权力制衡？为什么要搞两院制？ 为什么最高法院法官要实行高薪和终身制？ 对于这些和许多其它问题他们都有个说法。比如说，在权力需要制衡问题上，他们假定人性是脆弱的，因此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要搞权力制衡。在设立两院制问题上，他们说州的利益需要代表，地方的利益也需要重视，长远利益需要代表，短期利益也不容忽视，所以要搞两院制。在对最高法院法官实行高薪养廉和终身制问题上，他们说高薪养廉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腐败，终身制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司法独立，所以对最高法院法官要实行高薪养廉和终身制。这些说法不是没有可以质疑的地方，但美国大多数人都认为是站得住脚的，应该实行的，于是得到了采纳，成为美国政治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是因为这个体制能够说得清楚、讲得明白，所以大多数美国人能够理解和接受，这个体制也就比较稳定。今天的美国，批评政府的有之，指责政府官员的人有之，质疑这个体制某些方面的安排如两党制的声音有之，但几乎没有哪个有影响的势力从根本上挑战美国的宪法和基本政治制度安排，并在此基础上主张用什么其它的制度取代它。
美国制度的稳定并不等于美国制度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历史上，美国的政治体制随着人们对一些问题认识的改变也在不断出现调整和变化。从选举制来讲，从参加选举的人到进行选举的方式都发生过较大的变化。如早期的选举是将妇女和少数族裔排除在外的，现在则是所有适龄的美国公民都有权参加选举。早期美国总统是通过间接选举产生的，现在则基本上是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少数族裔和妇女是没有机会担任核心领导人职位的，现在已经出现了少数族裔的总统、国务卿、部长和将军，女的国务卿、部长和将军。从对人权的保护角度看，保护的范围也在不断地扩大，在这个过程中，妇女、儿童、青少年、少数族裔、老年人和同性恋的合法权利在不同时期逐渐获得了国家的保护。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原有体制中的某些制度安排不合理或不能与时俱进，所以要么一开始就有些讲不清楚，说不明白，或后来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改变了，原来的做法变得讲不清楚，说不明白了，因此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质疑。当质疑多了，要求讲清楚，说明白的呼声强大到一定程度时，就要反映到国家政治层面上，最终导致体制的调整，使制度的这些部分也可以讲得清楚、说得明白了。
和过去不同，由于全球化，政治精英和民众的视野更加宽阔，国与国之间政治体制比较更加容易，所以，今天的政治体制要想稳定就更需要讲得清楚，说得明白。所以，在全球化时代，要想对政治体制讲清楚、说明白不仅需要在国内和本文明内做到，而且也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做到，这对于任何国家的政治精英无疑都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讲清楚、说明白”是政治改革和进步的动力。
五、“讲清楚、说明白”与中国的政治进步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中国政治面临最大的挑战也是如何将中国的政治体制“讲清楚、说明白”。应该说，中国的执政精英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不少成绩。现在中国的政治精英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有了不少说法，无论是在基本制度如政党制度、人民代表制度、民主协商制度和区域自治制度，还是具体的体制安排如法治体制、领导体制、监督体制等等方面都是这样，这不仅是中国政治稳定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政治体制出现历史性进步的标志。
但是，需要承认的是，我们的政治体制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做到讲得清楚，说得明白。比如说，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人大不是西方的议会。谁也没有说它是西方的议会，关键在于它是不是中国的议会？如果不是，为什么它派团出访要去访问有关国家的议会？ 那它是什么？ 再比如说，政协是什么？我们似乎只知道它不是什么，如它不是参议院，因为它没有立法权；它不是国家机关，因为它没有行政权；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高级智库，因为它的领导是有官阶的。但是，我们还不完全知道它是什么。再比如说，我们对外宣称中国是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但前些年，在北京召开世界政党大会时，中国的民主党派却没有一个接到参会邀请！
令人鼓舞的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这方面采取一个更加积极进取的姿态。2012 年年底习总书记在82宪法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关于党的领导、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宪法和法律三者之间关系的论述就是一个成功的努力。以前人们在谈法治时，常常说落实法治要体现党的领导、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宪法和法律三者的统一。但怎么统一？ 三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没有多少人去细究，没有说清楚。结果，在很多人看来，说到底，就是党委书记说了算。但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就没有延续以前的含糊，而是系统和明确地加以了阐述。他说，党的领导、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宪法和法律三者之间的关系需要从三个层面去看：一是执政党领导人民根据后者的根本利益制定宪法和法律； 二是执政党有责任确保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 三是执政党要带头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这样一说，就清楚了。这种说法对于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来说就是合情合理的，容易理解和接受。
在去年举行的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总书记在讲话中就对如何正确认识毛泽东的历史作用以及如何认识新中国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之间的关系的阐述也是这样一个尝试。他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在对毛泽东评价这样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说得合情合理，人们大都能够接受。
总书记带头把我们的体制和做法讲清楚、说明白，这是中国政治的进步。我们认为，只要中国的领导精英能本着这样一种态度，认认真真地把中国的政治制度讲清楚、说明白，中国的政治体制就会得到更多的人的理解和认同，中国的政治体制就会变得更加合理、更加稳定，中国的政治就会与时俱进，不断进步。
六、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政治学者，我们在对国家政治体制“讲清楚、说明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都应积极地评价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中国出现了这种和那种问题，走过曲折的道路，但自1840年以来，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统一( 尽管台湾与大陆政治上的统一还有待完成，但由于我们多年的努力，它没有从中国分裂出去，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经济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发达，政治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开放和进步。中国的统一、发展和进步都是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实现的。这说明这个制度对于中国的统一、发展和进步发挥了极为重要和积极的作用，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这个制度的优势和特点都包括哪些？ 这个制度的问题和弱项有哪些？ 如何与时俱进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这个制度从而实现扬长避短，更加充分地发挥它应有的历史作用，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若干年前，我也曾经就中国的政党制度提出过自己的看法。总的来说，我认为这个制度是符合中国的国情的，它有优势，也有弱点，中国应该扬长避短，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优势，同时采取有效措施限制和减少由于制度弱点有可能带来的问题。
我们相信，在新一届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可以通过对现行体制进一步“讲清楚、说明白”，增进人民群众对这个制度的认同和支持，推动中国政治不断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