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珊·斯特兰奇的学术经历
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1923年生于英格兰。1944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LSE)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后，投身新闻界，先后供职于《经济学家》(TheEconomist)杂志和《观察家报》(TheObserver)。在此期间，她还曾在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UCL)讲授国际关系。作为新闻工作者的经历，不仅使斯特兰奇形成了通俗易懂的写作风格，而且培养了她极为敏锐的洞察力，为日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打下基础。
1964年，斯特兰奇进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RIIA)，正式开始了学术生涯，主要负责研究“英镑危机”、“货币关系的政治”、“跨国关系”等课题。通过以上课题的研究，斯特兰奇对“结构性权力”的理解愈发深入，逐步系统化 最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此期间，她取得了三项重要的学术成果《国际关系学和国际经济学:相互忽视的案例》(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A Case of Mutual Neglect)《英镑和英国政策》(Sterling and British Policy)以及《国际货币关系》(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lations)。其中，发表在《国际事务》上的《国际关系学和国际经济学:相互忽视的案例》一经发表就引发了学界的热烈讨论，直接促成了两个重要的学术会议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组(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Group，IPEG)的成立。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认为该文章标志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因为它最先揭示了国际经济学与国际关系学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
1978年斯特兰奇荣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蒙塔古·伯顿(Montague Burton)讲席教授一职。20世纪80年代，她出版了两本代表性著作:《赌场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和《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States and Markets: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在《赌场资本主义》中，斯特兰奇将西方金融体系比作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巨型赌场，鞭辟入里地分析了这个大赌场背后的政治内涵，并为如何冷却赌场开出了处方。而《国家与市场》是斯特兰奇最负盛名的专著，这部教科书式的作品开创性地提出了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的概念。
1988年，斯特兰奇在名义上退休之后依然活跃于学术界。她不但先后任职于欧洲大学学院(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EUI)和华威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而且于1995年成为美国国际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ISA)的首位女主席。作为一位高产的学者，斯特兰奇在古稀之年完成了三部著作:《竞争的国家，竞争的公司》(Rival States，Rival Firms)，《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The Retreat of the State: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和《疯狂的金钱:当市场超过了政府的控制》(Mad Money:when markets outgrow governments)。遗憾的是 在《疯狂的金钱》出版之后，斯特兰奇一病不起，与世长辞。
斯特兰奇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终生勤奋不怠，著作等身，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为了纪念这位伟大学者，英国国际研究协会(BISA)专门设立了“苏珊·斯特兰奇图书奖”(Susan Strange Book Prize)1998年，设立了“苏珊·斯特兰奇奖”(Susan Strange Award)，以表彰她的突出贡献。
二、苏珊·斯特兰奇的研究路径
斯特兰奇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的贡献极大，她不仅整合了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共同逻辑，打通了两者的藩篱，而且还以独特的宏观视角前瞻性地指出了全球化趋势下的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国际政治经济领域重要的研究议题和纲领。
(一)国际经济学与国际关系学的跨学科研究
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凸显出政治因素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作用，如:欧共体与美国之间的“冻鸡战”(1962-1964)、美元危机(1960)、英镑贬值(1967)、日本对钢铁实行“自动出口限额"(1968)、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1971)、石油危机(1973)等。与以往大多数经济事件不同，这些事件都超越了纯经济范畴，涉及政治和经济两大领域，要么是经济事件充当政治的手段(如1973年的石油危机)，要么是政治决策为经济行为服务(如冻鸡战、美元危机等)。此类事件的频繁发生说明国际关系领域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性日益加强。
在这种背景下，斯特兰奇清醒地意识到，在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寻找结合点、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综合分析问题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必然选择。1970年斯特兰奇指出，在国际问题分析中“由于经济学者多半忽视国际经济发展及其政策中的政治因素的作用，而国际政治学者则忽视国际关系中的经济间题”因此，分析结果不是片面就是幼稚。她呼吁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架设桥梁，用政治和经济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国际问题。1976年，斯特兰奇在《跨国关系》( Transnational Relations)一文中批判政治经济学研究没有受到重视这一现象。
在此之后，斯特兰奇大胆采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国际政治问题。她指出，由于国际经济的迅猛发展，各国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经济状况彼此影响，因此把政治和经济结合起来是研究国际问题的必由之路。经济学和政治学相结合的主要障碍在于“在尝试综合分析时碰到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性质差异”。因为“经济学讲的是如何以不足的资源对付无限的需求。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效率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最有效地配置资源的问题。”而“政治学讲的是如何提供公共秩序和公共产品”，主要问题是维护秩序。然而，正因为两个学科的性质不同，“单单从一门学科出发分析一些既包含政治也包含经济因素的问题时很容易带有片面性和幼稚性。”
为把政治学(国家)和经济学(市场)结合起来，形成跨学科的分析框架，斯特兰奇找到了一条独特的路径，即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财富、安全、自由和正义)入手，通过价值观的排列组合，发现影响并决定这些基本价值观念的来源，从而认识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价值观念的不同组合可以反映出“国家”和“市场”的不同组合模式。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范畴来讲国家即指政治，市场即指经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本质是“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因此“国家”和“市场”的不同组合模式也就是“政治”和“经济”的不同结合模式。斯特兰奇认为，这种政治和经济相合的分析方法，就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边缘性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影响全球生产、交换和分配体系，以及这些体系所反映出来的价值观念组合及其社会、政治和经济安排。“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出现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注入了新鲜活力，在世界政治与世界经济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了一座桥梁。”
(二)全球化与权力流散的研究路径
早在20世纪70年代，斯特兰奇就准确地观察到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这种趋势与以往的“国际化进程”有所区别。她认为，全球化给世界政治经济带来了三重困境，即“经济困境”、“环境困境”、“政治困境”。基于对全球市场权力结构的分析，斯特兰奇较早地提出了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这一关键研究对象，这已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经验研究的主要课题。斯特兰奇的整个研究框架以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权力流散”为基础，她准确地把握了当今的全球化绝不是简单意义的“国际化”，而是“跨国化”的全面意义上的全球化，而全球化正在带来一次全球政治经济的结构转型(structural change) 因此，她强调两点:一是全球的市场力量;二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多元性。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从根本上修正了美国学派的“国家中心主义”权力观她对权力的结构性分类赋予了更多行为体权力，强调国家、公司、国际组织、公民社会、民间团体等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存在的多元主体的重要性。斯特兰奇从对权力的结构性解读推演出权力并非国家独占的新变化。例如，在《竞争的国家，竞争的公司》一书中提出，在全球政治经济变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与国家之间的互动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三边相对且非对称的关系结构。在这个三边框架中，国家和国家之间基于权力而博弈，公司间为了世界市场的份额而博弈，公司与国家之间基于资源和生产而博弈。
斯特兰奇提出的国家与市场相互作用理论作为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思想使这门学科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阶级、民族与国家的视野，使之在全球共同利益的高度来认识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演变的规律。传统的西方国际政治学以利益限定国家目标，以权力大小决定利益多少，与此相比，国家与市场相互作用理论更深刻地阐明了当今世界是以经济权力制约政治权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而经济权力的相对性要求:一国在追求本阶级和本民族利益的同时，必须考虑到其他国家与民族的利益，考虑到全球共同的利益问题。该理论观点具有革命性和反传统性具有世界意义。
结构性权力思想是斯特兰奇对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做出的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它为国际政治经济间题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权力是指支配他人意志或行为的力量。权力影响着实践的结果，决定着谁获益，谁付出，因此从权力出发是分析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着眼点。斯特兰奇也同意这种观点，然而她认为传统的权力概念，忽视了重要的一面:结构性权力。她更强调以结构性权力为分析问题的着眼点。
斯特兰奇将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权力分为两种—联系性权力(rela-tional power)和结构性权力((structural power)。联系性权力是“甲靠权力使乙去做他本来不愿意做的事”。结构性权力是“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其他国家机器、政治机构、经济企业、(同样重要的是)科学家和别的专业人员，都不得不在这些结构中活动。简言之，结构性权力就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就是构造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或国家与公司企业之间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改造原有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革命性意义。它超越了国家权力至上的传统观念，为权力的来源与分配的多元化这一思想打开了大门，权力概念在此也得到大大延展。
斯特兰奇认为“财富、安全、自由和正义”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基本价值，基于这四种价值诉求的逻辑，她提出了结构性权力的四个来源:(1)安全结构。所谓安全结构就是由于某些人为另一些人提供安全防务而形成的一种权力框架。斯特兰奇的安全结构主要是源于现实主义的安全范式，认同国家的军事力量依然是安全结构的核心资源。但她也超越了现实主义看到全球化时代安全内涵的转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扩散，她认识到安全结构的权力不仅掌握在国家手中同时也可能在跨国公司、公民团体甚至是个人手中。(2)生产结构。生产结构就是什么创造了财富 斯特兰奇对生产结构的思考受到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的影响 强调生产全球化的重要性。她认为生产全球化所引起的生产结构性权力的扩张不仅已经成为推动国家间政治走向跨国社会政治的基础，同时也将影响全球化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同时，她也强调了跨国公司将成为全球生产结构最大的掌权者。(3)金融结构。金融结构是指支配信贷可获性的各种安排与决定各国货币之间交换条件的所有要素之和。斯特兰奇认为金融结构基本上算是国内金融体系、货币系统与全球体系的中转站。当谁拥有了创造信贷的能力，谁便拥有了影响实体经济的能力，可是信息技术和全球化的发展使金融结构越来越多地在向私人银行家倾斜，不受控的跨国金融力量的形成，不断地将全球政治经济引向危机和动荡。(4)知识结构。所谓知识结构是指决定被发现的是什么知识，怎样储存，以及谁用什么手段，根据什么条件，向什么人传输知识。知识的传播主要靠教授。因此，在知识结构中占有关键决策地位的人也获得了权力和权威。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个层次的结构性权力构成了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模型，这四种结构并不孤立存在，它们通过相互联系而产生结构性权力，从而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发挥影响。对此，斯特兰奇非常形象地设计了一个棱锥型的四面体来展示她的理论模型，这个四面体“每个面都与其余三个面接触，并且依靠它们才在这个棱锥体中占有一席之地……任何一面都不会始终或必然比其余三个面更加重要。每一面都受到其余三个面的支持、参与和阻碍”。
斯特兰奇在分析了四种基本权力结构之后又提出了次级权力结构的概念。所谓次级权力结构主要是:世界主要跨国运输体系、贸易体系、能源供应体系、跨国福利和发展体系。这些次级权力结构的共同特征是它们是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结构四种基本结构的辅佐，均受到四种基本权力结构的制约。
结构性权力思想揭示了体系的变化，即国家之间的主要竞争从领土争夺迁移到全球市场份额的争夺，“这种新的竞争游戏不是由国家间的‘联系性权力’，而是由‘结构性权力’来决定输赢”。这种分析方法能够更好地区分权力的不同种类和来源从而揭示美国霸权的本质。霸权稳定论等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权力是指对资源的控制，一旦控制减弱，霸权也就走向衰落了。认为美国霸权已经衰落的观点正是来源于这样的逻辑。对权力的如此界定具有模糊性，没有看到20世纪以后权力内涵的变化。而联系性权力与结构性权力这对概念则把权力分离成有形权力与无形权力两种，证明了权力的实施除了对资源的直接控制以外，还可以通过权力本身的存在而达到目的。尽管美国对资源的控制能力不如以前，但实际上美国在拥有核武器的同时，在生产、安全、金融和知识领域都决定了所有国家的办事方法。所以，美国的权力并没有衰落。而美国在“二战”后登上霸主之位完全是一个不能被复制的巧合所致即“美国政府的政治利益与美国产业的经济利益出现了罕见的重合”这种重合导致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体系的利益相结合。所以，许多学者产生了“有霸必稳”的推断。但是希冀这种罕见的巧合一直延续下去就是一种奢望。当奢望落空，学者们就又做出了“霸权衰落”的判断。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的观点揭露了“霸权稳定论”的虚伪性，指出了体系结构的变化带来的权力内涵的变化、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变化以及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关系的变化。同时她对美国衰落的论据提出质疑，认为“霸权衰落论背后是否存在一种图谋”，可能是“美国为过去失败和现在对国际体系中的混乱漠不关心—这种混乱对别国人民造成的压力大大超过对美国人民的压力—找到一个非常方便的借口”。
由此可见，“结构性权力”思想体现了斯特兰奇最初的设想，即批判美国国际政治经济核心思想——霸权。美国学者的研究多从美国霸权出发，思考如何维护美国建立的秩序。而结构性权力思想突破了这一狭隘的视角，让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再只是关注顶级货币国家。这种独特的思维框架提醒后人注意观察历史环境的变化，关注权力与权威的差别以及各种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丰富了政治的内涵，是对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观点的进化。
四、苏珊·斯特兰奇的货币和金融思想
货币和金融领域的研究几乎贯穿斯特兰奇整个学术生涯，也是她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最为出色的一个方面，取得了大量学术成果。结构性权力作为斯特兰奇的分析工具也在货币和金融研究中得到了施展。后来的一系列金融危机验证了斯特兰奇判断的正确性。
斯特兰奇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缘起于她对英镑危机的观察。1964年，英国遭遇了战后最严重的英镑危机，英国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斯特兰奇敏锐地发现英国经济的倒退要从政治方面寻找根源，是政府的一系列政治决策才令英国深陷泥沼。得出这个结论之前，斯特兰奇做了一个巧妙的理论嫁接，将国际关系学上常常提到的观点—国家的行为遵循一些基本的行为模式运用到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分析中。当日不落帝国如日中天之时，其发行的英镑是可以用于国际支付的“顶级货币”(top currency)和“征服货币”(master currency) 所以，英国在经济事务上习惯于遵循着顶级货币发行国或者是征服货币发行国的行为模式，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管理着经济活动。“二战”以后，国际体系的权力发生转移，英国风光不再，英镑地位下滑，既非顶级货币，也非征服货币。但英国却囿于老旧的行为模式，幻想着英镑依然像从前一样屹立不倒，开出了一系列错误的处方使得英国连连败退。可以说，这样的嫁接分析是斯特兰奇对结合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的一次早期尝试 这种独特的视角剖析了经济体系变革背后的政治内涵。斯特兰奇将权力分析引入了对英镑危机的分析，指出了国家行为模式在经济领域的一些特点。
同时，斯特兰奇还看到了危机背后的体系变革，她反复地强调英国已经处于一个各国紧密联系的国际市场。她在《赌场资本主义》中指出，“确信无疑的是，国际金融体系已经影响到了每一个人。我们平常可以进去或远离的普通赌场和全球巨额融资赌场最大的不同是，后者使我们所有人都毫无选择地被卷入了每日的游戏中”。对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混乱的根源，她认为在于国际金融体系而不是贸易保护主义，从而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20世纪末，斯特兰奇在《疯狂的金钱》一书中再次深挖金融体系变革的本质。在她看来，不断全球化的国际金融将是国际政治学和经济学的首要间题，而且也是其他社会科学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未来不是信息时代而是金融时代。她认为“二战”后资本流动的恢复以及资本力量的强大具体体现为金融的不断创新。她不仅分析了欧美的金融市场，还把更多的笔墨留给了亚洲金融市场，特别是日本和中国。与大多数学者不同的是，斯特兰奇研究全球金融市场的出发点并非关心它的有效性，而是越发疯狂的金钱对个人的影响。这种关注个体的视角在斯特兰奇对国家权力的分析中也有迹可循。她认为现代社会个人对国家的忠诚度与古代不可同日而语，人们常常在国家之外获得归属感。这与现实主义理论的研究路线完全不同，现实主义认为国家为个人提供了首要的身份，个人对国家拥有首要的忠诚。斯特兰奇把对权力和金融变革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个人，突出了体系变革的深刻影响:它将每个人都卷人其中，原本属于国家势力范围的地带出现了权力的迁移或者真空。国家都比以往更为不知所措，本来信誓旦旦的国际组织也捉襟见肘。在推导上述结论的过程中，斯特兰奇的独特之处体现在两个方面:把生产结构上的变革与金融结构的变革联系起来;把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联系起来。这都是政治学家与经济学家不太习惯的做法。所以，斯特兰奇也在自己的遗作中三番五次地呼吁同行们注意这两对关系。最后，她做出了悲观但发人深省的预测:国家既没有能力控制疯狂的金钱也不愿意让位，新政体的创造也还遥不可及，“金钱也许会变得更加疯狂凶恶”。
五、苏珊·斯特兰奇带来的学术启迪
斯特兰奇的学术思想及其著述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瑰宝，值得深入挖掘，她对我们的学术启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问题意识、批判精神和人文情怀。
(一)敏锐的问题意识
斯特兰奇的学术成就首先来源于她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题及现实问题的高度敏感，具备问题意识。首先，关注国际现实，勇于探索新思想，提出了结构性权力的分析方式，最终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其次，提出的分析方式和研究方法新颖独特，迥然不同于美国学者，这也被视为她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最大理论贡献。第三 拆除了经济与政治壁垒分明的界限，形成新的研究范式，整合了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共同逻辑，将政治和经济融入同一个理论框架。第四，以独特的宏观视角，发现并前瞻性地指出了国际政治经济领域重要的研究议题和纲领:即全球化趋势下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第五，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观从根本上修正了美国学派的“国家中心主义”权力观，她对权力的结构性分类赋予了更多行为体权力，强调国家、公司、国际组织、公民社会、民间团体等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多元主体的重要性，为权力的来源与分配的多元化这一思想打开了大门，权力概念在此也得到大大延展。
善于发现问题的斯特兰奇给我们带来了启示:面对中国崛起这一重大国际事件，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需要提高对现实问题的敏感度，发现问题，在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找到问题之间的联系，努力缩小与国际学术界的差距，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二)强烈的批判精神
斯特兰奇的成就源于她所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众所周知，美国学派一直主宰着国际关系领域，无论是学术议题还是研究方法几乎都是美国学者在控制着发展走向。其他国家的学者发出的声音很少受到他们的重视。面对如此强势的美国同行斯特兰奇总是大胆指出他们的缺陷。比如，她认为沃尔兹使用的“结构”仅仅是国家之间权力的平衡，忽视了美国关于生产、金融和通讯的结构性主导权;斯特兰奇还直言不讳地提出约瑟夫.奈把结构性权力称为“软权力”是错误的。美元的地位、军事力量、美国市场的规模和获益能力并不“软”。在她看来，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美国已经沦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牺牲品，被经济学家们占领，或至少被他们看问题的方式和他们最偏爱的自由主义的或新古典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所占领;美国学者研究面太狭窄、政治观太美国主义。她还批评同行屈服于流行的方法和理论。斯特兰奇发现用国际政治理论来解决问题存在局限，因此她提倡政治领域应包含更多的研究方式。
斯特兰奇的批判精神给我们的启示是:不同的现实土壤应该需要而且可以产生不同的元理论。所以，中国学者应努力实现理论突破，以中国的眼光看到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涂抹中国亮色。斯特兰奇分析国际间题的出发点是政治和经济相结合、着眼点是结构性权力、主要领域在于货币和金融。可见她在设定议题上的广泛性独具优势，值得中国学人借鉴。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我们更应当关注全球经济体系对于发展问题的多重影响。可以说，中国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大特色可能体现在对发展问题研究的独特贡献上。
(三)深厚的人文情怀
斯特兰奇的学术成就与其博大深厚的人文情怀是分不开的。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欧洲学者斯特兰奇并不拘泥于对欧美发达国家的观察，她一直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政治经济困境，注意到了每个国家的地理和人文环境的差异。不仅如此，摆脱了国家中心主义羁绊的她还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标定位在“人类现在或者过去的生存状态”上 她的分析方法使她能对现实世界做出准确的预见。斯特兰奇反对美国中心主义，主张价值中立。这表现在她不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而是作为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去看待世界政治问题。价值观的中立使得斯特兰奇可以把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纳入分析中去，可以更客观更全面地分析世界政治中的权力结构。斯特兰奇的理论和美国学者相比带有明显的欧洲人文风格。实际上，在早期对金融赌场的研究中，斯特兰奇就特别讨论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而在论述结构性权力时，她也专门呼吁国际政治经济学家们应该扩大自己的视野，不能仅仅关注“西西问题”，还应该研究“南北问题”和“东西问题”。这种细致人微的洞察力和充满人文关怀的研究倾向是喜欢追求建立大理论的美国学者所缺失的，而这也是值得中国学者借鉴的。
时至今日，斯特兰奇在《国家与市场》中提出的关键问题:“谁获益 谁受损 谁调整”依然发人深省。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应当是评估国际政治经济研究学术质量的重要判断依据。斯特兰奇成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与山姆大叔学说旗鼓相当的欧洲学派领头人。对现实的高度关注，帮助斯特兰奇发现深层次的世界政治经济问题;批判精神帮助她科学的分析问题;而博大深厚的人文精神帮助她能够更为中立、客观且更加全面地看待问题，给出新的答案，实现理论创新。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已经在全球体系与地区秩序的稳定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这就要求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不局限于国家中心主义的研究，而应高屋建银地站在全局高度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一方面要全面分析如何扩大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性权力，另一方面要以结构性权力为理论支撑，深入具体地探讨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的路径和策略等重大问题。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