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收入分配，涉及的问题很多，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也很大。
1983年，世界银行考察团在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报告中说，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17-0.18，1980年为0.27，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0.33%。当时中国最富裕的20%人群占个人收入总额的39%，最贫困的40%人群占个人收入总额的23%。而在其他低收入国家中，最富裕的10%的人口则占总收入的50%。最贫穷的20%人口只占总收入的23%。该报告认为，中国以公平的方式分配经济发展的成果，创造了一个比现代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公平的社会。20多年后，世界银行的《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平与发展》中说，中国在制度转型中形成的贫富鸿沟十分惊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讲，我们为什么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提高人民福祉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因为在我国社会上还存在着大量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人民群众对社会不公问题的反应越来越强烈。中央全面审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态势，认为这个问题如不抓紧解决，不仅会影响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信心，而且会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2008年以来，我国的收入差距实际呈现下降趋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8年达到0.491，此后连续7年下降，2015年是0.462，这是2003年以来的最低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2009年是3.33：1，2015年达到2.73：1。但是据网络调查，超过半数的调查者认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反映了很多人的“感觉”不在于收入分配差距，而在于是否公平。就是说，收入差距的数据实际在缩小，但社会公平感是另外一件事。人们说“不相信”，实际上是“感觉”社会没有变得更公平，两者是有差别的。
关于什么是公平或平等、公正，经济学家们有很多种分析。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集中了世界范围内研究平等公平问题的著名学者的论述，求取他们的最大公约数所提出的“公平”概念。在此基础上说的公平，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则。
机会平等原则
所谓机会平等原则，就是一个人一生中的成就，应该主要取决于本人的才能和努力，而且这种才能的努力是可控的，不是被种族、性别、社会、家庭背景或出生地等自己不能决定的因素所限制。怎么判断机会平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看财富分配是不是符合应得的原则。
这里要提到两个经济学家：富兰克?奈特和布坎南，这两位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机会平等的理解与中国经济学家不一样。
富兰克?奈特认为，贫困或富有主要决定于出身、运气和努力，竞争性制度中最大的缺陷是根据世袭权和运气来分配，而努力只占很小的比重。在竞争条件下，收入不平等会日益累积。布坎南说，真正的机会平等“不能让人们带着出身进行市场比赛”，否则公正的概念就会被破坏。这两位学者都认为，真正的机会平等不是简单地让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是政府的公共政策要照顾弱者，掌握了大量资源的人群应该有所收敛，这样才真正有机会，否则所谓“起点平等”还是赢者通吃。这种理解的本质，是“损有余，补不足”。
布坎南举了一个美国复活节玩“找彩蛋游戏”的例子：大人在草地上撒了很多彩蛋让孩子们出发去找，让年龄大、身体强的孩子后出发，让年纪小、身体弱的孩子先出发。布坎南认为，这样的规则才是真正的机会平等。
机会平等引出另一个社会公平的标准——是否存在“社会排斥”。200年前，亚当?斯密就说，当时的英国社会进步已达到这样一个状况，如果你没有一双好的皮鞋，就不好意思进入公共场所（不是公共场所不让你进去）。当代印度著名学者阿玛蒂亚?森进一步指出：看一个社会是否公平，不仅要观察贫困问题，更应该看贫困者和弱者是否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一个人均收入很低的国家，只要不存在社会排斥，那么这个国家不仅公平程度高，而且人民可能不感觉自己贫困。相反，一个人均收入很高的国家，如果存在较普遍的社会排斥，这个国家不仅不公平，而且肯定有大规模的贫困现象。
共享发展成果原则
这一原则的含义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社会是一个共同体。经济的发展，是共同体内不同人群相互合作的结果。因此，任何人都不应该被排斥在共同体之外，都有权利分享发展成果。
世界银行报告引用了两段话表达了上述原则。一个是世界宗教发展对话组织所说的“所有的宗教都把当今世界上极端的物质贫困看作是对当代人性的道德控诉、人类家族的信仰裂痕”。还有一个是柏拉图的话，“一个政体要避免社会瓦解，就不能允许在公民共同体的任何部分出现绝对的贫困和富庶，因为这两者都会引发祸乱。”
因此，“共享”是对机会均等原则的一个补充。即使这个社会实现了机会相对均等，而且富人的财富获得也有正当性，但是社会中不能允许绝对贫困的存在。每个公民都应该享有“免于饥饿权、身心健康权和受教育权”，社会不能出现过度的财富分化。
2016年英国出版了著名经济学家安东尼·阿特金森的《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一书，他是皮凯蒂的合作者。阿特金森认为，公平的第一个原则是机会均等，但还要有结果均等，这是共享原则的体现。
他说，机会平等相当诱人，但这不意味着结果不平等无关紧要。即使关注公平竞争，机会平等，也应该关注结果的均等。这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人道的原因，与世界宗教对话组织的意见类似。阿特金森说：“对那些排队领救济粥的人进行评估，看他们到底是因为环境不利还是努力不足才沦落到这种地步，然后以此为先决条件发放一点点粥，这个在道德上是令人反感的。”
第二，结果不平等将影响到机会不平等。因为今天的事后结果，决定明天的事前赛场。当代人的结果不平等，是下一代占据不公平优势的来源。如果我们对明天的机会平等有所担忧，就必须关注今天的结果不平等。
总之，阿特金森认为公平有两个标准：机会均等和结果均等。当然，这个均等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平均。
首先应关注机会平等。机会平等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应该是“损有余，补不足”。但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目前的财政支出在教育和健康公共资源分配方面，倾斜于本来就拥有更多经济与行政资源的地区或人群。比如说，发达地区的医保可以报销医疗费的70%，不发达地区如贵州只能报销30%。公共资源在“补不足”方面还差得很远。
第二，衡量机会平等要看是否符合“应得”原则。曾经有一个时期，政府官员利用权力索租现象呈现弥散化态势，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官员化、官员利益法定化的现象愈演愈烈，群众意见很大。另外还有广泛存在的非法暴富现象，中国成就的富翁大量集中在房地产领域。
第三，公共资源的代际传递现象非常突出。人们常说，教育可以在阻断代际传递中发挥作用，我国的教育在这方面确实起到了作用，但长辈的社会地位在决定一个人能否获得体面工作方面，作用越来越大。最近有个美国人通过分析美国的数据认为，教育在阻断不平等的代际传递中的作用越来越小，所谓“教育平等将提高人的技能、促进收入平等”的SBTC理论（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Change，偏向高技能的技术变革）成为一个神话。我们国家也出现了一些高中生、初中生不愿意继续读书的现象，他们的上一辈考上大学就意味着有了体面的工作，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
第四，社会排斥现象日益加重。“消极排斥”是指，因贫富悬殊导致贫困人口无法进入富裕人群的社会空间。而“积极排斥”是指一些规章制度阻碍贫困人口进入某些社会空间。比如曾有乡下农民到北京某商业大厦，被保安呵斥出去的事情发生。而进入公共场所是不能以贫富为标准的。
第五，关于共享原则。尽管我国近几年情况有所好转，但基尼系数已接近0.47，收入差距比世界上多数国家都要高。按照世界银行 2013年的数据，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个，高于中国的只有29个，其中27个是拉美和非洲国家。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高于中国。中国最高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之比是10.7倍。相比之下，美国的这个数据是8.4，俄罗斯4.5，印度是4.9，日本是3.4。
第六，绝对贫困的存在。我国绝对贫困人口还有5575万，人日均收入不足8元。
还有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普惠性还不够。近十几年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很快，但还有一些游离于社会安全网之外的人群，看不起病、交不起学费等等。尽管这种情况已经很少了，但只要存在，还是给社会带来不公平感。
为什么今天社会收入差距在收敛，但是人们对社会公平的感觉和不满却越来越强烈？
第一，社会公平改善的速度跟不上大众的心理预期。一方面，社会大众的平等意识、民主意识和权力意识在高涨，但另一方面，政策效果有一定的时滞，很好的政策目标又受到财政或其它条件约束，这与人们的强烈期盼形成了反差。
第二，舆论的放大效应助长了群众对不公平的主观感受。尤其是在今天这个自媒体时代，一些富二代炫富、官员腐败等事件被选择性地“拱”出水面；这和另一面的社会现象，诸如少数生活困难的人群或求助无门者的遭遇形成强烈反差。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少数政府人员的工作表现并不令人满意，又被媒体进一步强化。有些官员能力较差或不作为，甚至自己就在制造问题，却把问题都推给“体制”，这就更强化了社会的负面情绪。
经济学中经常提到公平与效率的二律背反问题。具体分析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和社会公平的关系，可用的理论工具，主要有新工业增长模型、劳动力无限供给模型和改革动力论。
新工业增长模型
中国社会是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社会，它正在向以现代产业主导的经济转型。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现代经济增长主要有两大因素，一是资本的积累和深化，二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
就经济增长而言，资本的积累非常重要。我们国家传统上是农业社会，家庭传统重视生男，因为农业社会最重要的是劳动力。而工商业时代，人均拥有资本量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增加资本的途径，一是国家作为投资的主体，二是社会资本的投资。为了鼓励投资意愿，需在社会分配中更加倾向于资本要素的拥有者，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也着重说明这些年来资本收益率大大高于劳动和其它要素的收益。
前些年，我国以年均9.8%的高速实现经济增长，其中资本要素的贡献率占到45.5%。中国由一个比较穷的国家变成比较富的国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这些年确实非常重视资本，重视投资。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2000年是65.5%，2007年为57.5%，2012年降到44%。人民生活改善的程度跟不上GDP增长的速度。从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份额看，近些年世界主要经济体通常在50-57%之间，而我国2013年仅为47.8%。劳动报酬的增加与企业利润增加也不同步。要经济增长，就不可避免地要给资本更高的激励，劳动所得就会相应下降。
劳动力无限供给模型
阿瑟?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必然伴随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部门转移；在非农产业中，也有低生产率和高生产率部门的区别。实现经济增长，意味着劳动力由低端向高端部门的不断流动。
世界银行有一个研究成果，中国经济增长的21%是直接来源于劳动力的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我们的农民工对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让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由低端流向高端，其动力是城乡收入差距与部门收入差距。刘易斯曾讲过一个很形象的例子：如果城里人的收入是农村人10倍的话，每当城里出现一个空缺岗位就会有10个农村人进去。如此看来，劳动力流动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部门之间存在收入差距有其必然性。这是30年来经济高速增长、而社会不公平增大的一个客观原因。
改革动力论
改革动力论强调激励机制。要给改革推进者或参与者以激励，使他们从改革产生的制度安排中受益。这是给“先入者”的积极性的鼓励。而制度转型的追随者是否愿意跟进，也在看这些“领头羊”们是否得到额外的收益。
我国的改革模式是典型的先试点、后推开，先沿海、后内地，先增量、后存量。在这种背景下，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开发、开放，实现了“先富”，推动改革的地方政府官员与参与改革的非国有企业投资者与经营者，成为中国首先富裕起来的那部分人。同时，这也拉开了沿海与内地、“增量”与“存量”不同部分的人群之间、尤其和普通职工与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这是很典型的“公平和效率”二律背反。
追求增长与变革的政府类型
中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追求增长与变革的政府类型。有些学者研究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决策和作用等问题，提出了“政治企业家”概念，就是指地方官员。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贡献，这些地方官员的行为很像企业家，他们的中心工作就是招商引资，而这本应是企业行为。但是这样做确实加快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另外一方面，这也容易形成官商互动，给腐败以机会。此外，“亲资本”倾向造成社会资源分配不公、使用不当，恶化了起点公平。
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能获得这么大的发展，经济总量排到世界第二，确实很不容易。但是，这样的路径不能再往下走，否则将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分配不公平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要扩大社会需求，而影响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底线保障，低收入人群不敢消费；收入差距过大又使得想买东西的人没钱，有钱人不想买东西。
目前，中国占总人口3.5%的人群占到全社会购买力总合的17%，占社会消费品销售额的1/4以上，他们的消费需求基本满足，已经进入奢侈消费的阶段，现在是到国外消费了。中等收入者的口袋里有些钱，但因为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的压力太大，仍不敢放心消费。占总人口20%的贫困人口所占的消费份额只有4.7%，没有能力消费。
第二，社会不公导致激励机制扭曲。《经济增长的迷雾》一书中提出，一个国家要实现持续繁荣，必须要有正确的激励机制，使大家向生产性方向努力，把饼做大，而不是专注于分配性努力，否则激励机制就会被扭曲。
第三，社会不公平导致社会成本过高，挤压生产性投资，同时威胁社会稳定，进而导致税收扭曲以及威胁到投资安全。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威尔金森与流行病学教授皮克特合写的《不平等的痛苦》，就是讲的这个道理。书中说，2005年英国医生共开出2900多份抗抑郁症处方，英国成年人中有接近1/3的人口患有各种精神疾病。美国也有超过1/4的成年人因精神或者心理疾病求助于医生。两国用于治疗这类疾病的年总费用超过了1000亿美元。而且2005年的患病人数和医疗费用，均为1966年的4倍。作者认为，这就是社会不平等带来的痛苦和“社会赤字”。如果这1000亿美元用于生产性投资，可以产生很高的收益，但是现在只能做这件事。
2015年5月，中国的《柳叶刀》周刊有一篇报告：2003年到2008年，中国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增长了50%以上；到2014年年底，中国有1.73亿人患有各种精神障碍（当然“精神病”定义的门槛很低），其中1.58亿病人从未接受过专业治疗。中国精神障碍类药用市场一直在增长，这是社会竞争精神压力越来越大、社会不平等造成的“社会赤字”。
第四，社会不公导致阶层冲突，影响社会稳定。因为社会不公平，低收入群体在无法合规获得自身应有利益后，就倾向于通过不合法的手段重新分配已有成果，这就容易转化为社会的对立面。
据统计，1994年到2012年，我国刑事犯罪案件年均增长速度11%，非法群体性事件的年均增长超过22%，参与人数年均增长17.8%，这些数字都超过了经济的增长。这样维稳所需的费用就会非常高。例如广东省用于公共治安的费用就已经超过了当地用于社会福利的费用。
我们曾做过简单的因果分析，构造了一个社会不稳定指数，用基尼系数做了一个因果分析。结果很能说明问题，基尼系数与其所导致的社会不稳定指数呈正相关。
而且，因分配不公导致社会不稳，除了导致社会成本的增加之外，还会增大财政税收的压力。由于低收入群体庞大，自己认为是中低收入的人占被调查者的83.4%，投票者要求向富人更多征税的诉求日益增大。但是，向富人征税如果过高的话还会出现另一方面的问题，即对生产性投资的抑制。
我国外汇储备于2014年6月达到近4万亿美元的最高值，到2016年底是3万亿，这两年资本外流的势头很猛，同时民间投资停滞。有人把原因归结为国家对产权的保护力度不够。
有一篇文章介绍海地的情况。海地在美洲中部，它独立时曾经抄了美国的宪法，法律体系很严密。但六、七十年后的今天，还是很少有人到那里投资。在一个贫富过于悬殊的国家，尽管产权保护律法很严格，但达不到真正保护产权的目的。我们现在也在立法保护产权，但如果社会不和谐，人们没有安全感，仅有立法是远远不够的。
第五，社会不公平导致改革被锁定。一般来说，低收入群体更看重眼前境遇的改善，高收入群体则更看重较为长期的预期。很显然，利益相对受损者对改革的积极性不会高。
改革的受益者会支持改革吗？比如要求改革早期先富起来的地区或人群帮助后发展的地区或人群，就会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态度可能变得保守。所以现在的局面比较复杂。我们从调查中可以看到，群众听到“改革”一词的第一反应，“有些不以为然”和“有些抵触”这两者合计占到56%。可见，改革遇到困难的主要原因，是改革的红利没有被合理分配。
当今世界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比如伊朗。
1969-1978年，伊朗GDP年均增长达到16-17%，同期人均GDP从160美元猛增到2250美元，在原有的石油和轻纺工业基础上，新建立了石化、机械、冶金等工业部门。他们提出“成长（growth）是硬原理”的口号，计划25年内赶上世界先进国家水平。但与此同时，社会贫富差别在急剧扩大，400万工人中有73%的家庭收入低于当时的最低生活水准；大批农民进城，失业问题严重；连年通胀，普通大众的生活日益恶化。而富人和腐败官员则花天酒地。1979年1月伊斯兰革命爆发，巴列维国王逃走，德黑兰万人空巷，欢庆革命。此后伊朗经济波澜不惊，被认为处在停滞状态。
邓小平同志讲得好，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的，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可能就会出乱子。的确是这样的。
首先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
建设公平的社会，首先需要正确的指导思想。中国有句古话：“名不正，言不顺。”中国的政府执行力很强，只要指导思想正确，下决心是可以做成事的。
第一，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这绝不是简单的空话。习近平同志讲过，公平正义是中国社会的内在要求，又是我们的制度安排，要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原则。
美国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埃尔斯特说，马克思提倡共产主义，是因为他相信共产主义在一些重要方面比资本主义更美好，这是从分配正义的观点来看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就是社会公平主义。马克思的原话是，“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社会主义正处于低潮，全世界兴起了对社会主义的批判。当时，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经济学教授欧内斯特?芒德尔曾说过两段话，论述社会主义对于人类追求公平正义的重要性：
“在对社会主义150年的斗争经历进行反省的时候，我们始终在这一点上应该留有余地……社会主义100多年的顽强努力，最终使社会阶层发生世界性的根本变化。150年前，8岁的女孩子就在煤矿的非人条件下做苦工。而在今天，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这样的惨事都不再有了。150年前，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平均工时为每周72小时或者更长。而今天的平均工时至少在工业化国家中已经缩短到了每周36小时。150年前，病人、残疾人、失业者和老年人还只能在极度贫困中生活，而今天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已有可能使绝大多数职工免遭这样的贫困。”
社会主义者曾经强调“创造幸福要靠我们自己”，“贫困源于剥削”，“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所以，社会主义是不公平、不正义最好的“解毒药”。我们今天强调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就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对公平正义的重视。
第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再强调的。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月18日的讲话中说，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共享理念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逐步实行共同富裕的要求。
社会主义天生具有公平正义的倾向，强调人民概念就是坚持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本身就包含人民的概念。在英语中，公平（equality）是经济学的概念，正义（justice）是法学的概念，西方对两者是做了区分的。
这两个概念最早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他认为法庭按法律做出的判决是符合正义的，即justice。但在某些情况下，正义的判决可能是不公平的，这里的“公平”是指公众的常识、道德和良知。在这种情况下，公平高于正义，必须以公平的理念为法庭的判决做出某种校正。亚里士多德讲了一个例子，比如街上有个要饭的快饿死了，去抢路边的面包店，甚至打伤了员工，按照法律条文应判十年。但这个“正义”的判决是不公平的，因为文明社会没有尽到一个共建的任务，这是社会的罪过。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如约翰?罗尔斯、阿马蒂亚?森等等，在各自领域对“社会公平”理论做出了独到而重要的贡献，尽管他们之间存在差异。但他们最大的共通之处，是在不同程度上诉诸于哈桑伊的“无知之幕”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判断一个社会资源分配是否公平，去问那些并不知道自己社会处境的社会成员就可以。换言之，即使处于“无知之幕”背后，绝大多数人仍然同意的资源分配才是公平的。比方说，街上两个人吵架，说找个路过的人来评评理，这里不需要法官或教授。这就是“处于无知之幕背后认可的公平才是真正的公平”。简单说，就是普通老百姓的感受是最重要的。人民是看实际的。关于社会公平与否的衡量与评价标准，在于社会中占绝大多数人、尤其是普通百姓的感受。“以人民为中心”自然地内含着公平。
习近平同志说，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了，也不可持续。这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体现。
第三，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句话这是小平同志说的，指的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者都重要。“两手抓”的另一层含义，是发展和公平两者都很重要。习近平同志2016年4月18日在深改组的会议上说，改革既要往有利于增添发展新动力的方向前进，也要往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方向前进。两者并重，就是要处理好“做蛋糕”和“分蛋糕”的关系。我们要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保障公平正义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但并不是要等经济发展起来后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问题，蛋糕做大了，就要把蛋糕分好。这是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
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促进公正的制度安排
第一，公共领域改革。中央将教育、医疗等公共领域的改革方向明确定义为公益化，而不是市场化，这非常重要。国务院领导说过，要把维护社会事业的公益性、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作为政府的主要职责。社会事业的公益性如果受到损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和权益得不到保障，社会就失去起码的公平和正义。
习近平同志说过，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加大贫困地区基础教育投入，让贫困人口的孩子能够接受良好教育，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他又说，要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让人民群众享有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
我们的医疗改革经历了一次反复。前一轮改革基本上是以市场化为导向，后来出现许多问题，现在调整了方向，明确了医疗的公益性质。
所谓医疗改革的市场导向，放任下去会出现糟糕的后果。基本医疗领域是不能市场化的。中国的医疗系统常被诟病，这是改革方向的偏差所致。中国古代过年时，药店老板贴对联总要说：宁可架上药生尘，但愿世间人无恙，讲的就是医者仁心。现在基本公共服务的公益性重新得到了确认，这是很重要的。
第二，收入分配改革。习近平同志说，要高度重视我国收入分配存在的问题，要努力推动实行两个同步，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城乡差距。
调节收入分配有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保障弱势群体生活底线（脱贫），二是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提低），三是扩大中等收入（扩中），四是抑制过高收入（抑高），五是取缔非法收入。其中的重点是扩大中等收入。
关于中等收入的概念，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3次会议上曾经提出：中等收入群体一般是指收入保持在全社会中等水平，就业相对稳定，生活相对宽裕的群体。这包括企业和社会组织管理者、科技人员、教师、律师、医生等专业人员，及公务员、技术工人、新型职业农民等，都是这个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有能力从事专业化技能较强的复杂劳动，以劳动收入为主，也有一部分财产性收入。
为什么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作为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中等收入群体对社会秩序和主流价值的认同感较强，比较理性务实，一般不希望看到既定社会秩序受到破坏，能产生稳定社会的作用。
改革的目标不是均贫，而是共富。现在有些媒体在讨论分配改革时，经常拿公务员待遇说事，质问为什么要那么多公务员，主张把他们的铁饭碗都砸掉，好像让公务员跟农民工拉齐才高兴。这个倾向是不对的。改革不是要剥夺中产者的福利，把他们拉到农民工的水平，而是要把农民工的保障程度提高，让他们成为未来的中产者，要追求共富。不能一说“并轨”都要向低处看齐。
第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它对社会公平有很大的意义。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在哪儿？成熟市场经济体的发达国家，要求政府的目标函数是全社会福利最大化，效率问题主要由市场运作有序保证。政府的目标主要是增进全社会福利。所以我们提出，政府转变职能的重点是，政府不直接抓GDP增长，而是抓社会建设，尤其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中，应重视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协调全社会利益关系；公共服务中，应把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改革的方向。
如果政府职能的重点得到转变，GDP不再是优先关切的话，资本自然就不再享有特权。习近平同志说，企业家和政府之间要建立“清”、“亲”的关系，这样的结果就是权利和资本相互利益输送的管道机会大大减少，腐败的机会也会就大大减少，这样就极大促进了社会公平。
腐败和非法暴富现象，是一段时间社会上意见最大、对社会公平危害最大的事情。如果政商关系能够正常化，通过政府职能改革可以极大地促进社会公平。
要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2月17日有一个讲话，提到改革必然触及利益，要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打破利益的束缚是非常困难的。深化改革难免触动一些人的利益，碰到各种复杂关系的羁绊，不可能皆大欢喜。两年来，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举措：
第一，从严治党。习总书记一再说，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只能受命于人民，为人民谋利益。党员尤其是党的各级干部，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业之外，都不能谋取任何私利和特权。在行动上，大力整顿党风，惩治腐败。
第二，最大限度凝聚改革共识，建立广泛共识，形成改革合力。在思想认识不统一的时候，要善于寻求最大公约数，形成聚焦点。
第三，改革决策要更加注重发扬民主，听取利益相关者的意见，让改革最大程度地兼顾各方面利益，照顾各方面的关切。
这里涉及防止和反对“民粹主义”的问题。现在不少人说，当前民粹主义蔓延是世界性问题，美国特朗普胜选就是明显标志；国内还有人不切实际地向政府要求高福利、高待遇。我们一定要坚持在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民生，从实际出发，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提过高的目标，不要吊高大众对社会福利的不合理预期。
民粹主义话语实际上是社会经济健康与否的晴雨表，它是社会矛盾的外部表现，是“果”而不是“因”。拉美国家民粹主义的产生是全球化背景下带来的腐败、贫富不均和两极分化，它是精英寡头主义独享全球化福利而导致的社会反弹。我们说中国还没有民粹主义，但要防止产生民粹主义，其原因是精英垄断话语权的现状。
我们国家为什么要防止民粹主义这个“悖论”？前一阶段医改不成功，有教授分析，只要看参与改革设计的机构就知道了：财政部门说医保开支太重，医药代表说企业利润太低，社保部门说医保资金入不敷出，医院说医生待遇低、资金设备缺。但最重要的患者代表，却被排斥在方案设计之外。于是医疗改革变成政府扔包袱、药厂与医院涨价。这就是话语一边倒带来的后果。
又比如劳动合同法的讨论，现在一边倒的声音说劳动保护太高，导致企业成本过高，必须降低门槛，让劳动力市场弹性化。站在企业家方面，这有它的道理，问题是有人站出来为劳动者的权益说话吗？农民工的保障程度本来就已经很低了。
民粹话语的苗头应该注意。习主席说要冲破固化利益的藩篱，要建设公平社会，我想意义就在这里。
第四，言必行，行必果。出台任何一项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既得利益集团都会采取抵消策略。所以，有关政策要充分酝酿，一旦出台就不改变，这样政策就有公信力。更重要的是，如习主席所说，要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谋划改革要以人民利益至上，在人民利益面前，任何局部的、部门的、阶层的利益，尤其是少数人的利益必须让道。出台改革举措要尊重人民的利益和首创精神。判断改革的成败，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防止改革措施成为特殊利益集团借市场化改革之名、行涨价之实，防止改革红利落入少数人的口袋。
中国正经历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30多年的转型与改革，相当于走过西方300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公正出现某种程度的恶化也无法避免。中国由一个社会保障体系非常脆弱的社会变成一个正在落实全民享有保障的社会，只花了短短十几年，而西方自出台《济贫法》开始，用了200多年才真正实现这一目标。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尽快穿越“历史三峡”，成为一个既富裕又公平的国家。
注：本文为作者2016年12月22日在人民大学的讲演整理稿。
